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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之源:民主法治的希望在普通国民,不寄望他人

圣贤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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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5月24日讯】最近,因为看到广东汪洋先生在5月9日有思想突破的动态,于是,本人在经过一些思考之后,随后发出了《汪洋的讲话,是解放思想,还是思想革命?》。文章公布不久,广东省委新的亮点又出现了,即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广东省在13日又一改过去政法委书记担任常委的规矩,这些新的变化、看点让本人看到了可喜的地方。面对这样的实际行动变化,深信很多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大陆朋友存在不同的看法,而给广东的这个做法给予一点肯定与赞美,也就成为时代需要做的一些声音。因此,在综合地看待这些最近的变化,给汪洋的敢当行为一些鼓励,就是做《汪洋不会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最大出发点。

然而,此次公开这篇文章以后,看到有朋友这么留言“非常欣喜的看到汪洋近期表现,温总终于有同志了!”、“有了汪,温在高层不至于太孤独。”、“不要帮倒忙。知道好就行了,太张扬的下场,已经有了重庆的例子”等。

坦率地说,在看完这类的评论以后,本人深感遗憾,亦觉得这种认识与本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出入。当然,对于众多朋友来说,因为大家多是一篇一篇地看文章,而不知道本人所持的思想,这也就缺乏对这些分散的文章进行思想连贯性的理解。而且,在过去长期的“思想启蒙家”的思想启发下,很多人受到倾向于寄望政改主张的思想影响。

寄望政改,这个话题是当下众多人所持的观点,也是国民的主流思想。但是,我不得不说,本人反对寄望政改,更反对国民把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最终实现寄望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中国大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实现,其终极力量是国民,是国民积极参与为权利而斗争之后才会拥有的。

不寄望政改,不把希望放在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那么,你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权利而斗争”是国民的奋斗目标与要求,也是最终实现自由、民主的真正出路

直观地说,我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汪洋等人身上,我对大陆众多的国民把希望寄望在这些人身上是持批评态度的。

就事实而言,我相信这些人也不希望中国大陆国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几个人身上,而是希望大陆国民自己觉醒,自己勇敢地站出来参与“为权利而斗争”。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理由很简单。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展望近代、现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所有政治家、政客希望自己有所成就时,都有一个心愿,他们希望更多的国民支持自己,反对自己所反对的对手。因此,面对如何争取民意时,这种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美化自己,批评对方,然后让国民从中做出选择。国民最终选择谁,无非都是多数国民的意思,否则,任凭个人能够如何,都无法轻易战胜对手的。

从这方面看,在当下的大陆,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士希望自己做点什么,特别是希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的愿望自然是希望国民有这个思想观念,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如我们问问温家宝先生、汪洋先生,看看他们是否希望民众支持自己。

没有民众支持,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规律是我们国民思想意识提高的根本,也是最后真正推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真正力量。没有国民的权利意识提高,试想让某些人自愿地推行自由、民主,那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本人还是一以贯之地说:“通过斗争而得到的权利便如同十月怀胎分娩的子女,与自身紧密联结为一体;而没有经过斗争的权利,无论恩赐或是褫夺,国民都会麻木不仁,也就根本不能称为国民的法。”【1】

没有国民为权利而斗争,国民即使获得了这些权利,最后还是依然会容易失去的。因此,从这方面说,寄望某些人政改,实现自由、民主和法治,其实是本末倒置。

2. 不寄望某个人或某些人,这是最大的经验

如果我们从最近几十年的中国大陆历史来看,不难找到一个问题:过去多年的大陆,国民都始终把希望寄托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如过去把希望寄望在邓小平的有之、把希望寄托于胡耀邦的有之、赵紫阳的有之…..而回望10年前,大多数国民像现在一样,都把目光投身给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可是,10年以后,我们的结果如何呢?10年前,你寄望了谁?10年后,又是谁让你失望了?

这么的历史经验,我们一直缺乏自己去反思,而是一直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圣人政治”为中心,即大家都喜欢“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在“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意识指导下,国民始终把一个个希望、愿望轻易地寄托给某个人身上了。当这个人或这几个人没有实现愿望时,国民又不断地批评他们。

把自己的希望寄望于他人,而自己却不敢勇于承担责任,不敢担当,是中国大陆多数国民的病根。苏轼在《晁错轮》中说过:“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如今的中国大陆国民,这么多人追求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改变现实社会中的不公,却极少人敢于站出来“为权利而斗争”。而且,当有人这么站出来了,多数人不是支持和声援“为权利而斗争”的人,反而是“看笑话”式的观望,可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火中取栗?谁该是必须付出者?特别是当有人为权利而斗争时需要付出代价时,谁该是必须去做的。如果你也不做,他也不敢做,那么,为权利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时代悲剧。

过去的10年,国民对多少人给予过寄望?又有多少人真正地为权利斗争过?在国民只希望搭便车获得胜利果实之时,我们重温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就显然十分必要。

3.组织内部有分歧与变化是好事,每一次分歧都意味着社会在进步

如果我们放眼49年以后的大陆历史,不难发现这个现象。从57年的反冒进、到庐山会议、到文革、到反对两个凡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都是在这些“分歧”之后的变化,而反对两个凡是后的社会进步,更是说明了组织内部存在分歧是好事,而且,主流的思想,也是最后的胜利方。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思想意识来站队伍,支持自己所支持的力量,使之成为反对落后思想队伍的中坚力量,而且也是对国民有利的。试想,一个团结的力量对自由、民主有利,还是有害?这个结论相信大家也心中有数。

4.认识在现实中前进

我们过去的历史是需要我们自己重新去反思的,特别是在“对立”思维和“倾向”思维的指导下,很多人在这种意识下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对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终极实现,没有国民的觉醒,没有国民认识的不断提高,没有国民不断地从历史经验中总结经验教训,自由、民主的恩赐式实现,最终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会注定失败的。

温家宝能够给予每一个国民自由、民主和法治吗?汪洋先生能够这么去做吗?

毫无疑问,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实现,虽然是势不可挡,但是,如何运用这个“势”的力量,并且使之成为战胜当下集权体制的动力,这都是我们国民自己的事情。当多数国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其中,敢问还有什么力量或人能够站在强大的“势”面前呢?

“势”的力量,是可以冲破高山险阻,就如同万里长江之水冲出三峡的潮流势力一般,直泄千里到大海。

顺势而谋者,则可以成就大业,功成名就与历史;逆势而动者,则往往身碎,自绝于千秋历史。

温家宝者、汪洋之流,皆为时代顺势之人,而非造势之徒。因而,他们深知这个势不可挡的力量,也深知国民的这股思想的驱动力。可是,我们的国民,却依然没有足够的清醒,依然把希望寄望于某些人身上。放弃寄望、抛开寄望,把事关自己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承担起来,积极做一个争取更多权益的公民,才是中国大陆实现自由、民主的希望。毕竟,自由、民主和法治是每一个国民的,而非某个人的或某几个人的。

最后,本人还是再次重申一个话题:民主法治希望在普通国民,不必过于寄望温家宝、汪洋!每一个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朋友,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力量,没有自己的参与,寄望的结果只能是“失望”!

【1】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 《为权利而斗争》全书7万字左右,值得多数国民一读。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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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4 3: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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