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26日讯】被尊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由于为记文学挚友而作《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涉嫌“谀墓”，即为死者歌功颂德，在墓志铭中有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备受讥斥，落下了“人格堕落”的骂名。
据史料记载，韩愈并非那种一味阿谀奉承之人。其“谀墓”大概是为了满足慕己之名求文者的心愿，为死者脸上贴金和身上涂彩，让死者的在天之灵获得慰藉。因为碍于情面推却不了，只有往好处写，或笔下生花，或堆砌辞藻，或叠床架屋。总之，会充满溢美之辞，难以顾忌所作与其人所为是否相符，只想为求文者满意而去。
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曾不动声色而又尖锐的非议韩愈，说韩文公的文章改变了文坛八代衰落的情况，如果他只写《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臣传后序》等文章，而拒绝一切应酬文字的话，那么确实可称为近代的泰山北斗。而因“谀墓”，顾炎武表示对韩愈“未敢许”，被判为另类，还严厉的说其灵魂不得超生。
韩愈为死者写了一些溢美之词，在顾炎武眼里，是犯下了天大的罪过。不管其文学成就如何辉煌，如何够得上“近代的泰山北斗”，但因“谀墓”，就一笔勾销，沾上了永远洗刷不清的污点。
的确，如果一篇墓志铭真的可以让死者生前的恶行一笔盖过，那么死者生前还有什么可顾及的呢？反正千秋功罪都系于志墓者的一支生花妙笔，那行善与行恶还有什么区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韩愈真的是罪过深重。
但是，如果追踪一下“谀墓”的背后推手，那墓中人及其家属当属罪魁。不说家属威逼，至少采用了利诱，因为，史上曾有人撰文嘲笑他谀墓，收受过事主的银两。倘若如是，韩愈谀墓受到的谴责也许过于严厉了。“谀墓”固然不对，但最该受到谴责的不应该是那个生前不做好事而又恬不知耻的墓中人及其家属吗？生前不检点，死后要褒扬，逼着孱弱的文人违心的写下那些受人诟病、累及一生清名的文字。
其实，韩愈受人之请而“谀墓”，不仅使自己受损，使人对其人品或立身行事的原则产生怀疑，而且无法改变死者的历史。
茫茫宇宙，浩浩天地，在中华民族泱泱五千年的历史舞台上，大到国家和民族，小到每个时代的每个作为个体的人，其诞生、承传、兴旺或衰落从来都与道德紧密相关。即便是每一个人，也都像一部历史的史书，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道德之笔承担着书写自我历史的使命，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着自己独特的历史。
受托著文不止韩愈一人遭遇，清朝的魏像枢，官拜刑部尚书，位高权重望重，也擅长文章，登门请托、求为铭状者也曾络绎不绝。魏氏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发过这样一番牢骚，“为人作墓志铭，不填事迹，则求者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其至无可称述，不得已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一应之……吾愿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虽然魏像枢吐出了受托著文的苦衷，但他恳请那些有心要为自己或家人生平粉饰的墓中人，生前应当行善积德，死后也让为其写墓志铭的人不必昧着良心，经受内心的巨大煎熬，添油加醋甚至杜撰那些纯属子虚乌有的事迹。因此，魏像枢的信中最深刻的成分是奉劝世人生前行善。行善，才是自己的历史，才是记录在案的历史，才是盖棺时的定论。
历史上有很多像魏像枢这样明白的人，这样正直的人，都明白并直言“善恶在我，毁誉由人，盖棺定论，无藉于子孙之乞言耳”（明•吕坤《大明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吕君墓志铭》）的告诫。
比照今天中共宣传部掌控的国家宣传机器如央视的新闻联播刻意、全面的说谎，如果清朝的顾炎武活到今天，不知会怎样诅咒它们？“如果生活可以选择，我愿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的领导个个都是时代先锋，群众人人都是道德模范。即使偶尔抓到一个贪官，也只是一笔带过，不留一丝遗憾。如果生活可以选择，我愿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的农业年年大丰收，工业月月传喜讯。即使遇到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都是有增无减。”网络一篇据说是2012年高考零分的作文如此戳穿央视的谎言，那按照顾炎武大儒的说法，那操纵央视的中共该被打入多少层地狱呢？
圣者说，“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如果丧失了道德，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与合法性。中共，这个以谎言和暴力起家，残害约8000万生灵，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犯下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邪恶，不断摧毁中华民族在道德上复活希望的附体邪灵，一定会在将来受到应有的审判和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