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综合报导）《中国经济周刊》日前报导，自2000年至2011年，中共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缴获的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另一方面，社科院的调研显示，没有被抓而成功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其携带的资金则不下万亿元。
大量贪官外逃 一天逮捕51人
2000年至2011年，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的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共抓获在逃官员18487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缴获的赃款赃物金额是541.9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报导说，2003年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生效。在当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这24小时中，就有51名贪官在企图外逃时被捕。在那个国庆“黄金周”，中国司法机关共抓捕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
调研：近2万官员逍遥境外 携带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根据他们的研究，外逃官员保守估计仍有近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元。“按照人均1亿元来估算。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不到这个数额级别，他们也不会选择出去。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不少贪官一人就卷走几亿元，规模相当大。这是中国腐败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金融系统和国企是携款潜逃重灾区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重灾区。在他们的调查中，外逃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
金融系统和国企，不仅贪官跑路多，卷走的金额更加惊人。
2000年从澳大利亚押解回国受审的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萧洪彬，他制造了全国骗购外汇金额最大的非法经营案，骗汇7.6亿美元。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贪污4.83亿美元，2004年被押解回国。2005年，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卷款8.39亿元，与妻子一起逃往加拿大。
调查还显示，“裸官”群体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李成言说：“大多数外逃贪官，第一步都是让孩子和夫人先出去，然后自己择机潜逃。这些贪官年纪都比较大了，如果亲人都不在身边，钱又都汇出国了，自己一个人在国内怎么生活呢？”
这些官员的钱主要通过现金走私、地下钱庄、项目交易和企业投资等方式转移出去。
腐败官员去了哪儿？
腐败官员去了哪儿？根据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雪标的研究，他们当中，身份级别高、涉案金额大的腐败官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身份级别相对较低、涉案金额相对较小的腐败官员，大多就近逃到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还有一部分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
近年来，不断有媒体报导中国富人在海外的“影响”，诸如新西兰高档汽车销售商将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列为最高端客户；美国也爆出了富人区因不明背景的中国家庭迁入而拉动民宅价格上升的消息。李成言说：“中国贪官外逃，在国外某些地方已经成了有一定影响的现象，比如，加拿大甚至有贪官小区，他们住在一起，组织起来，形成合力。”
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权贵侵吞国有资产转移境外
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是江泽民上台之后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之一。江泽民家族是利用国企，将大量资产转移海外的最大的例子。
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表面上“上联”是国企，但实际等于江绵恒私产。1999年，江绵恒担任当时的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即网通）、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等单位的董事会成员，当时被吹捧为“电信大王”。
江泽民儿子1999年前后入驻多家国企后，江就公开鼓吹“国企改革和发展”，称要“发展一批大企业、大集团，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表面上“上联”是国企，但实际等于江绵恒私产。同时江绵恒操控的国企向银行、中央不断伸手要钱，而这些大型国企实际上是把银行和中央拨的钱，不断通过各种变相的“贷款、经济刺激政策、与外资合资”等方式再转手给该企业上层家族牟利。
近几年落马的金融界高官，如王雪冰、张恩照、刘金宝等都涉及巨额“贷款”成为坏账、呆账。仅王雪冰等经手的坏账、不良资产，就达430多笔，金额高达1,170多亿元。有报导指出，很多银行坏账都是江泽民父子打电话、批条子命令金融界的高官干的。这些坏账、不良资产的相当一部分最后都落到了江氏父子的小金库里。
迄今为止刘金宝供出的最有价值的消息是：国际清算银行2002年12月发现的无人认账的20多亿外流美金是江泽民十六大前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至海外的。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5月30日发表《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加内特（JOHN GARNAUT）的长篇报导，以曾庆红儿子为例讲述了中共太子党权钱交易的内幕。文章披露，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利用权力化公为私，一次性侵吞9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文章揭示，太子党跟商人通过权钱交易绑在同一条船上，形成权贵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国经济。
到了2006年后，曾庆红家族因为财富可以直接输出到国外，下手也就“不再留情”，直接制造了山东鲁能700亿价值流失的事件，并将绝大部分财富洗到国外。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分析，中国的大规模制度性腐败是江泽民上台后开始的。江泽民上台后为了转移人们对自由、信仰的注意力，有意地把整个社会拖入到一种狂热的挣钱运动之中。江泽民让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能用权去赚钱，江泽民自身家族的腐败更是成为了腐败路上的一盏航标灯。腐败成为了社会常态。对官员实行利益均沾，共同腐败的政策，迅速使中共数千万官员整体极度腐败，并在党政军各系统培植起由众多贪官污吏构成的江氏帮派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