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美国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表示，过去二十年的全球经济繁荣让中共分得一块蛋糕，得以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今天西方金融风暴暴露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内在缺陷。中国神话无法再继续。虽然中国近期努力转型成“消费型增长”，但中国全方位的泡沫（经济、智慧、政治）已经破裂。那些吹嘘中国无需民主和法治就能取得经济成功的“中国特色论”被证明只是一个幻想。
内在缺陷解决前 消费型增长“纸上谈兵”
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6日报道，裴敏欣的文章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放缓有很多原因，比如欧洲的金融风暴，美国恢复缓慢，国内投资增长疲软。因为出口和投资分别占据中国GDP增长的30%和40%，其经济对疲软的外部需求和由于过度浪费的固定资产支出造成的不良贷款特别脆弱。
但是中国这些因素的脆弱，只是更深层次体制问题的症状。在这些内在的缺陷解决之前，谈什么新的消费型增长模式，就像中国政府在第12个五年计划中宣称的那样，都是纸上谈兵。
结构性漏洞：严重依赖出口、过量投资和低水平家庭消费
毕竟，北京主要的贸易伙伴，国际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中共高级官员自己都长期以来意识到由于过量投资和低水平家庭消费造成的结构性漏洞。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北京被敦促进行改革纠正这些经济模式，他们已经损害了普通中国人的福利并绷紧了全球贸易系统。
中国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最显着特点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这尤其要归咎于疲软的国内需求：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缺乏购买能力来消费它自己生产的产品。由于可以接触到几乎是无限大的先进国家的市场，北京可以利用外部需求来提升他的GDP增长潜力，就像过去20年所作的那样。
中国企业家对内交易成本增加 国内市场难以生存
文章说，如果这些观点是正确的话，解决的途径很简单：中国可以纠正其不平衡，通过增加其公民的收入（通过减税，提高工资或者增加社会支出），以便他们可以消费更多，因而减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的确，将近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给中国开出了这个药方。
但是对于中国过度依赖出口有另外一种解释，它更多的跟这个国家糟糕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有关。特别是，出口依赖部分反映了在中国经商的高度困难。
官员腐败，不安全的房屋产权，令人窒息的监管限制，脆弱的支付规则，糟糕的物流配送，广泛的假冒伪劣，知识产权盗窃，所有这些障碍都增加了交易成本，并使得企业家在国内市场难以生存。
相反，如果中国私营企业把产品卖给西方跨国公司比如沃尔玛，塔吉特或者家得宝，他们就无需担忧收不回钱。他们可以避免所有那些头疼的事情，因为好的经济体制和商业惯例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大大减少交易成本。
经商容易程度：中国排名91位 落后于蒙古、阿尔巴尼亚
文章说，中国经济的体制弱点反映在国际调查数据上面。世界银行发布了包括183个国家和地区的“经商容易程度”的年度审查报告。在2011年6月份作出的调查当中，中国是排名91位，落后于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并且在中国特别困难的环节包括开始经商，排名151位，缴税，排名122位，获得施工许可证，排名179位，和获得电力，排名115位。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国私营企业家被迫从事“制度套利”，就是利用有效的西方经济体制来扩展他们的业务（多数出口型企业是属于私营企业家和外国公司）。
中国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监管、知识产权等
文章说，不幸的是，因为中国已经占据世界商品出口的很大比例（2010年达到10.4%），并且西方经济停滞限制了外部需求，这种策略不再有用。但是重新定位他们的企业到中国国内市场要求的不仅仅是投入更多资金到消费者口袋的政府政策改变。
为了享有跟出口同样的低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好的商业环境：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一个良好的监管框架，一个保护他们品牌免受知识产权侵犯的政府，可靠的物流配送网络和抵抗腐败的官僚。
中国政府必须从掠夺性状态转换成培育型
文章认为，中国不能很快创造出这样的环境。从本质上讲，北京政府必须从掠夺性状态转换成培育型，把私营企业当作财富创造者而不是榨取的对象。
在将近所有其他国家里，这样的转换是通过建立法治和从专制走向民主而实现的。
在缺乏法治和政治问责的情况下不可能维持经济增长，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生存的两难困境。自从中共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当中镇压了民主运动以来，共产党已经发誓不放弃它的政治垄断。过去二十年的投资热潮和全球化红利允许共产党分到一块蛋糕。中共基于经济繁荣而保持它的统治，但是却不能建立一个维持这种繁荣的体制。今天，这不再可能继续了。
中国泡沫不仅经济，有智慧和政治上的泡沫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泡沫——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智慧上和政治上的泡沫，已经破裂。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暴露了它的结构弱点。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