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中共后集权时代
在结束毛魔王二十八年的血腥统治时，因为铲除了所有还在萌芽中的反抗力量，使取代中共的力量并未形成，人民被迫容忍了现状。然而历史还是翻开了新的一页：1976年10月6日，经过十年“文革”，被毛泽东视为洪水猛兽、并一直踩在脚下、必欲置之死地的“走资派”宫廷政变成功。
二十八年暴政，毛贼使人民处于饥饿贫穷的状态，所有生活资料，包括必不可缺的粮食、布匹、油盐、燃料等等，都要“凭票供应”，更不要奢谈住房和交通了。当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所造成的迷信、恐怖和愚昧渐渐消失时，人们才开始回到了现实中。
邓小平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代替狂热的阶级斗争，他们选择了缓和矛盾却不实行民主的机会主义策略。把政权当作掌握他们手中的法宝，不愿归还。他们一面声称不可能将取得的政权拱手让人，同时希望在取代毛泽东一人独裁的条件下，出现一个集体掌权时期，实行和平改良。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在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下出现的。
1978年，刚刚掌权的“走资派”，抓紧推进两大改革：
第一，为了缓和已处在“崩溃边沿”的国民经济，首先要找回万民被毛夺走的饭碗，解放被冻死的农业，他们的救世良方便是“三自一包”。
第二，调整被毛泽东弄得极其紧张的社会结构，解放打翻在地并踩上一只脚的中共各级旧官吏，使这些人成为掌控国家机器的新主人，以清除“文革”扶植起来的“造反派”。（这种换汤不换药，大大阻碍了社会民主的进程。）
同时为了收揽民心，将毛泽东圈定的庞大的“五类份子”来了个一风吹，其中也包括对1957年无辜受冤害的右派进行平反。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一时间，似乎有一种万象更新的新气象。
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充满了近百年来遭受列强瓜分的耻辱感。使我们从小就把“振兴中华、立志报国”当成公认的价值观。在经历日本入侵，国破家亡的刺激后，“爱国”便成了我们至高无上的原则。不管是谁，也不管带什么政治色彩，立志报国是第一原则。可惜我们并没意识到，为窃得政权的毛共已将大片领土出卖给了苏联了！
当我被莫须有扣上右派帽子时，我表现出的惊慌失措和诚惶诚恐，至今都令我感到羞耻，面对无理剥夺我读书的权力，我只是伤心落泪和万分痛苦，而不去思考灾难的原因，在大学求学的我在政治上什么都不懂。
连番的批斗会上，我不但没有理直气壮抗议这种阴谋迫害，反而想方设法为自己申辩解释，说自己从来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想法。
但是，我越是辩解，就越使迫害升级，我的申辩不但没有获得饶恕，反而使我变成“死不改悔的极右份子”。(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