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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凡:共产党邪教洗脑诛心手法面面观(上)

——撒旦笔吏的十宗罪

出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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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8月25日讯】翻开人类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只要有政府的管理,就有从事管理的笔吏的身影。他们或草诏书政令、或撰奏章谏书、或制律令判决,由此成为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以文笔为生的群体中,有上顺天意下逮民心的良吏廉吏,也有上忤天心惨民以逞的污吏酷吏。但是专门给民众洗脑诛心、破坏人类正念正见,为邪灵服务的笔吏并不存在。

自从共产党这一个撒旦魔教占领、奴役了中国大地后,就有目的地用民众的血和汗,豢养了一大批专门给中国人洗脑、诛心,外表文雅、内心凶残的笔吏。它们的身影几乎遍及社会的每一阶层、角落,在社会中职业多样:有专门控制魔教宣传的宣传官员干部、有人数庞大职能多元的共产党魔教宣传机构的编辑记者、有隐藏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教授、也有为搏一利的五毛党人。

每次共产党邪教想通过各种各样的运动来迫害、屠杀中国人时,都是这些笔吏率先摇旗呐喊呼风唤雨,或假造新闻欺骗民众、或炮制蛊惑人心的言论煽动群情,为共产党邪教在中国大地上制造一幕一幕的杀伐屠戮制造舆论,同时为共产党邪教寻找迫害中国人的道德支点。

它们或奔走山野,或密谋斗室,在手摇印刷机吱吱扭扭的声响中,在计算机闪烁的屏幕前,制造粗糙的共产主义的毒药,用自由与民主等华丽的辞藻种植培育撒旦反神、反宇宙、反众生的罪恶之花。

但是,对于在中国大陆勤劳、善良的普通的中国人来讲,由于每天都生活在共产党邪教有目的地欺骗、洗脑的环境中,很难具体的了解共产党邪教利用其笔吏欺骗民众、洗脑诛心的真相。本文从剖析共产党邪教笔吏们欺世盗名、巫蛊众生的手法入手,剥下撒旦笔吏们的真实面具,曝光共产党邪教笔吏们洗脑诛心的邪恶手法和其邪恶、丑陋的本质,展示共产党撒旦魔教控制、奴役、迫害、杀戮、毁灭中国人的阴险、邪恶真相,从而使善良的中国人摆脱共产党邪教控制,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个别相加 按需组合

随意组合是撒旦笔吏欺骗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手段,在不同时期根据其具体的需要,制造正反不同类别的虚假人物、虚假事件,协助邪灵完成以洗脑诛心为先导、以暴力残害屠杀中国人民为目的的罪恶计划。在具体使用这一魔教洗脑手段时,邪灵的笔吏们会分门别类,按需所求。

如为了在中国制造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对立,煽动社会仇恨,实现屠杀中国人民的具体需求,它们会有计划、有目的塑造集所有人类人性之恶于一身的超级坏人;有时为了文饰撒旦邪恶的本像、遮蔽邪灵毁灭众生的邪恶企图,在中国社会种植、培育、强化共产党邪教理念的语话之场,在民众思想意识中植入共产党魔教控制中国人感觉、知觉和思维的“木马”,它们会有目的地塑造出集所有人类人性善于一身、道德堪比圣人、圣徒的共产党魔教超级党徒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邪教笔吏们笔下的地主形象的创造,就是个别相加 按需组合典型的例证之一。在共产党邪教控制中国大陆以前,地主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社会生活特别是乡村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连接政权和农民的节点,也是乡村社会文化、道德、文化的主要的传承者,是中国社会中起支柱作用的“士”的基本的来源和其生存的土壤。

共产党邪教的邪灵知道,要想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彻底铲除与撒旦邪教对立的传统儒家文化和佛道神的信仰,用无神论的反神、反宇宙、反人类的撒旦理念给中国人洗脑,让中国人在共产党邪灵平等、自由、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等毒药的麻醉下,不知不觉的被邪灵引入地狱,必须首先铲除乡村道德、文化、传统的承载者——地主。

由于人性的弱点,作为社会个体成员的个体地主而言,他们也非个个都是社会中道德行为完美无缺的道德楷模。有一些地主也或多或少的存在吝啬、贪财、好色等人性的缺点。但是不论是就地主个体而言,还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整体来说,其善的方面占主导,恶的一面只是其人性中的极为次要的方面。这是当时社会的基本认知,也是地主这一阶层在中国社会存在几千年的原因。

共产党背后的邪灵知道,如果把地主这一个阶层的真实一面展现给被中普通的社会成员,就不足以在乡村社会形成对地主的仇恨、不足以调动和放大乡村社会坏人和普通人人性中负的、恶的一面,也不足以找到在乡村屠杀地主的道德支点,所以共产党邪教在控制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迫切的需要一个个集所有地主个体人性缺陷于一身的超地主形象。

邪灵控制的嗜血的撒旦笔吏们心领神会,在中国大陆为撒旦邪灵制造包装出了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四大超地主形象。然后利用共产党邪教控制的国家资源,通过报纸、戏剧、电影、展览的方式广为传播,在中国社会制造出了对地主这一社会阶层仇视的邪恶话语之场,建立了共产党邪教迫害地主的道德支点,完成了在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在精神上消灭传统、道德、信仰运动的先期任务。恶霸地主刘文彩,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邪教创造的集中国几千年来地主恶行于一身的代表性人物,却在四川省大邑县一九九二年公开评选对大邑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时,被当地民众一致推为榜首。据当时的村民们回忆,刘文彩收的地租,比后来农民交给国家的公粮还要少很多。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走访接济贫困人家,由于办事公道正派,他也是相邻纠纷的主要调解人,百姓们都称他为“刘大善人”。

他在世时,修建了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和当地的发电厂、水电厂。晚年几乎耗尽家产修建了占地两千多亩的文采中学(现在的安仁中学,至今该校仍是四川乃至全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善良而具有普通人人性缺点的乡村地主,却在中国共产党笔吏们的笔下,逐渐被塑造成一个煽动仇恨的超级地主形象。

一九五八年,已入土十年的刘文彩被革命群众“掘坟毁尸”。其“残暴形象”被捏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里。一九六一年的元旦,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地主刘文彩故居开办“地主庄园陈列馆”,在塑造残暴地主形象的思想指导下,陈列馆创作了《地主百罪图》,创造性的加入了“买飞田”、“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背磨沉水”,“谋害长工”、“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等由共产党邪教地区宣传部塑造的十七座蜡像模型。供人参观。同时编撰《地主庄园陈列馆》小册子在全国发行,拍摄记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在全国上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专题文章:《不要忘记这个地方》。

一九六五年五月,本着“要把几千年来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所有邪恶表现出来”的思路,,陈列馆和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广汉县文化馆美工唐顺安,南充地区民间艺人姜全贵等人,纵向跨越历史、横向囊括中国,搜集历代地主的各种罪状,在同年的10月创作的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对外开放。刘文彩收租现场一百一十八米空间布满了一百一十四个黄色雕像,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共产党邪教需要的集“几千年来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所有邪恶”的代表刘文彩的恶通过身帮傍恶犬、草帽绸衫,手执弹簧钢鞭,腰里挎着驳壳枪的地主形象和他的对面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着竹篓,儿童拉车的一群衣衫褴褛的佃户的对比中,被形象的表达出来。

然而人们哪里知道,这个让五千万现场观众、近十亿间接观众痛恨不已的地主庄园,却是个虚构的历史赝品。 而共产党邪教依靠这些虚构的超级地主形象煽动起来的社会仇恨的氛围中,屠杀了200万地主及其家人。

随意组合的手法不仅被撒旦的笔吏们用于诋毁、污蔑被撒旦视为敌人,承载传统价值观念的今人或古人,也是笔吏们塑造不食人间烟火、党性第一的撒旦邪教教徒形象的主要手段。

篡改事实 混淆因果

篡改事实、混淆因果的手法,邪灵撒旦的控制下,共产党的笔吏们会根据洗脑诛心的具体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操作手法:(一)保留次要事实,篡改主要事实;(二)保留枝节事实,篡改主干事实;(三)随意添加,按需而用;(四)有意混淆、颠倒因果。

如中国共产党塑造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就是千千万万个此类事件之一。本来是龙梅、玉荣的父亲那天跑去喝酒,把羊交给了11岁和9岁的两个小孩,造成了孩子被冻伤、冻残的悲剧。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这样一个事件在邪灵笔吏的笔下却变成了直至今日还在欺骗国人、为共产党撒旦邪教制造语话霸权的英雄故事。

在这个欺骗了无数中国人的邪恶文本里,龙梅和玉荣成了保卫公社羊群的英雄,和儿子那仁满都拉一起救冻伤的龙梅和玉荣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哈斯朝鲁,因为属于当时共产党定的管制分子,被描述成“杀人未遂”、“偷羊者”和“反动牧主”。而仅仅是目睹事件经过的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的铁路工人王福臣却成了救人的英雄。(详见“林辉:草原小姐妹遇险和被救的真相”)

1964年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长篇通讯。其后,“草原英雄小姐妹”通过报纸、广播、电影等形式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知晓,并进入了中小学教材。王福臣等8名铁路工人被呼和浩特铁路局授予“民族团结光辉榜样”的称号,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曾经召开隆重的庆功大会,给王某为代表的13名人员披红挂金。真正的救人者哈斯朝鲁被关入大牢。1979年4月,曾和父亲一起救龙梅和玉荣的那仁满都拉撰文《谁是第一个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为父亲伸冤并澄清事实。哈斯朝鲁和女儿赵玉容也多次到北京到相关机关和部门上访申诉。

在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宣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的干预下,由内蒙古自治区区委组织部牵头,通过对当时的主要当事人进行调查,1985年1月正式确认哈斯朝鲁父子是首先发现、抢救龙梅、玉荣的人。哈斯朝鲁才由此洗净共产党笔吏们强行泼洒在自己头上的污水,真相的昭告于天下,但是真正知道真相的人在社会中仍然只有极少数。(详见“寻访真实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文史精华》 2008年第2期作者:余玮)

在这个共产党塑造的英雄故事里,龙梅和玉荣被冻伤冻残是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没有变化。但是造成这种伤害的的因果却被共产党邪教笔吏有意的混淆,事件中善良的救人者的牧民哈斯朝鲁成了“杀人未遂”、“偷羊者”和“反动牧主”,目睹哈斯朝鲁救人的全过程的铁路工人王福臣成了救人的英雄。

这样一个被有目的的混淆因果、篡改事实的故事,有多少人善良的中国人被欺骗和愚弄,并由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无人统计也无人知晓。但是至少与事件有关的几个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龙梅和玉荣其后上学、就业、升官,而救人的牧民哈斯朝鲁却在文革时因“企图强奸龙梅”和“偷公社的羊”之罪入狱。(详见“林辉:草原小姐妹遇险和被救的真相”)整个事件中,龙梅和玉荣以及被塑造为救人英雄的王福臣,部分出于共产党邪教的原因,部分出于个人的原因,也背上了人生的道德污点。

下面再以曾经被报纸、电影、电视广泛传播、为共产党邪教制造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之场,曾经一时为共产党邪教挽回信任危机立下巨大功劳的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为文本,看看共产党邪教笔吏们拙劣的造假手法。

在这个共产党邪教长期造“魔”运动中创造超级党徒的典型文本中,在写孔繁森到达阿里一个月后,在辛劳疾病交加中工作时,记者的描写是:“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直肠纤维瘤复发,鲜血浸透内裤,可他一直瞒着别人,等大家都入睡后,他才把内裤换下,悄悄洗干净。”明眼的人一看便知其作假:“鲜血浸透内裤”必然会浸透或污染外裤,不可能瞒住外人;假定真如共产党的记者所说瞒住了外人,不为外人所知,那么孔繁森车祸离世后,记者又从何知晓这一事实?

共产党的笔吏为了描述孔繁森热爱藏民,使用了孔繁森生活极度的节简和用钱的吝啬与对藏民在经济上的慷慨的对比手法,来衬托再看看孔繁森把钱用于藏民“高尚行为”在这个文本中,“孔繁森生活极其节俭,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多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每次从拉萨回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有地区差价,这样可以省点钱。孔繁森对自己,就是这样节俭、吝啬,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省下的工资,大部分花在藏族群众身上。”但是分析一下孔繁森的收入支出情况,便露出了短来。

下面看看共产党笔吏们津津乐道的孔繁森对藏民在经济上的慷慨:在革吉县亚热区曲仓乡为一藏民赠送自己穿的毛衣裤一套;在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给叫琼宗的老人一双棉鞋;给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的老人送了半导体收音机;在林周县阿朗乡敬老院为一位藏族老阿爸赠送灰色风衣和仅有的30元钱;在噶尔县门士区为藏族老阿妈捐赠200元;为收养的孩子曲印住院看病一次;短暂抚养两个藏族小孩,这就是孔繁森我们在文章中看到的十年间对藏民的慷慨。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内地八类地区像孔繁森这样级别的干部的月收入在150—200元;九十年代初的九三年左右月收入应该在500—700元,在西藏工作加上西藏的地区补贴,收入可观、可是孔繁森却由于入不敷出1993年曾先后三次献血900毫升,获得献血营养费900元。

只要对这个共产党邪教长期造“魔”运动中创造的超级党徒的文章进行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繁森十年在藏区工作,为藏民捐助钱财、衣物是真实不假,但也不超过1000元,从1992年开始到1994年车祸离世间抚养二个藏族孤儿,有花费但是也不会太多,总体上在孔繁森10年得各种收入中只能占有极少的份额。孔繁森车祸离世时他仅有的钱财只有86元也是真实不虚,但是并不能说孔繁森就清廉爱民,也不能因此说他把钱财都捐给了藏民。

那么,孔繁森的钱哪里去了哪?事情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共产党邪教的记者笔吏们为了塑造共产党邪教超级党徒而而故意做假,隐瞒孔繁森给家中寄钱的事实;一个是孔繁森真有被外界猜测的不为普通人所知、不光彩的特殊的钱财用处,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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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5 5: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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