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8月25日讯】加词减句 断章取义
词汇是人类交流和表述思想观念的基本单元，词汇按照规范词汇组合的语法来构成句子，用于表达简单的意义，句子和句子组合起来的复杂词汇、句子结构，才能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意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词汇只有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才具有其特定的意义。
割裂词汇和句子的联系、割裂句子和句子间的联系，使词汇、句子离开特定的语境，就会使词汇、句子的意义发生偏移或产生歧义。如果人为的有目的增加或减少词汇、句子，就会使词汇和句子产生完全相反的意义。为了防止这种差错带来的歧义，中国古代汉朝的刘向、刘歆父子在编撰中国古代书籍的活动中，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校对方法 “本校法”和“仇校法”。
共产党撒旦邪教的笔吏们秉承其教主们的“旨意”，在攻击它们所认定的“敌人“的时候，发现了割裂文本、增减字句的“妙用”，并以此作为攻击抹黑被撒旦视为敌人的善良的民众和团体的主要手段。
例如，1999年撒旦的笔吏们为了攻击和抹黑法轮功，诬蔑法轮功创始人宣传“世界末日”、“一九九九年将要发生地球灾难”。而真正的原文是什么哪？请看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九、三十日法轮功创始人在“纽约北美首届法会讲法”讲法中的原文：“我可以在这里严肃的跟大家讲，所有称在一九九九年将要发生什么地球的灾难啊，或者是宇宙的灾亡啊，这样的事情是根本就不存在了”。“法轮功禁止修炼人吃药治病”也是共产党邪教攻击抹黑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的支点之一，也是造成绝大多数大陆中国人误解法轮功的主要原因。法轮功真的像共产党的笔吏们所说的那样禁止修炼人吃药治病吗？请看被断章取义篡改的法轮功的创始人有关讲法的原文。
“谈到治病，不是教你治病。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谁也不能给人治病，你只要一治病，你身上所有带的法轮大法的东西，我的法身会全部给收回。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看的这么严重？因为它是一种破坏大法的现象。把你自己的身体损害了不说，有的人一旦看了病手就痒痒，看见谁就拉过来给人看病，显示自己，这不是执着心吗？严重的影响人的修炼。……当然将来这种气功治病的形式，也可能让它存在，过去也一直存在着。但必须是有条件的，这个人必须是个修炼的人，在修炼过程当中他出于慈悲心，他给少数好人做这样的事情可以。但是他不能够给人家彻底消掉这个业，他威德不够，所以难还在，只是具体的病好了。一般的小气功师他不是个修炼得道之人，他只能够给人家往后推；也可能给转化了，也可能转化成其它的灾难。但是推的过程他本人可能不知道，如果功法修炼的是副意识，是他的副意识做的。有些功法的练功人好像很有名，好多赫赫有名的大气功师他没有功，功都在副元神身上。也就是说在修炼过程当中允许这样做，因为有些人持续在这个层次当中，一练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走不出这个层次，所以他一辈子老是给人看病看病的。因为他在这个层次当中，也就允许他这样做了。法轮大法修炼的弟子绝对不能看病。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对业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引自《转法轮》第七讲治病问题，原文太长中间有省略）本来是法轮功的创始人为了防止法轮功的修炼者以气功的方式给别人治病，损害自己的身体，在共产党撒旦邪教笔吏的笔下，就成了不让法轮功学员吃药治病了。
比附攀援 邪恶归因
比附攀援陷害对方于不义，古代社会亦有，多为奸佞之徒陷害忠良时所用。如唐代酷吏来俊臣就还著有《罗织经》，专写罗织攀援比附之法。宋代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罪名是“莫须有”，明代万历年间石亨与曹吉祥等陷害于谦的罪名是迎藩王“迹未显”，但如果与共产党邪教的笔吏们的比附攀援相比，就显得手法粗糙、功用单一了。
共产党笔吏们不仅要陷对方于不义，为撒旦邪教的“武器批判”提供依据和道义支点，还要在社会对善良的人们洗脑诛心。比如2011年至2012年间，起初在四川的藏区的格尔登寺发生了连续的藏族僧人自焚事件，逐渐蔓延到了西藏的昌都等地区。其原因是藏族藏传佛教僧侣对中国共产党邪教当局在西藏实行的宗教文化灭绝政策的非理性反抗。
但是共产党的笔吏们指认自焚事件是海外格尔登寺活佛鼓励煽动的的结果，原因是自焚事件后他们举行了超度法会。其后新华社2011年11月14日发自成都、标题为“专家称达赖喇嘛鼓动藏族僧侣自焚”的电讯，一口咬定藏区发生的破坏教规、灭绝人性的自焚事件达赖支持下进行的。
2011年12月10日，中共国媒体报导了一则关于广东陆丰市“921”乌坎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的新闻。中共“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网、新华网、人民网和相关的把报纸都予以报导，其标题耸人听闻：“广东汕尾通报陆丰群体事件：境外势力推波助澜”（环球网）；“广东汕尾通报陆丰群体性事件：村民被利用”（京华时报）；“广东汕尾市委书记称村民滋事受境外势力推动”（中华网）等，其证据只有共产党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的一句话“……只不过事件被村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炒作、利用、煽动，企图将事件升级。郑雁雄特别强调，有境外势力对今次事件推波助澜，致使本已平息的事件又趋严重，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乌坎事件最终在共产党邪教惯用的暴力手法基本失效后，最终以乌坎村委会主要负责人为替罪羊的方式得以基本平息后，在共产党邪教媒体的所有报导中，所有的境外势力、敌对势力突然又消失的无影无踪。
2011年5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学生和牧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的示威活动之季，《环球时报》于5月30日发表题为“理性看待内蒙近日发生的事”的评论，除了提到西方势力外，还外加了：“以美国为基地的“蒙独”组织过去几乎没人知道，这次跳出来，试图做蒙族群众的“利益代表”，追求在西方舆论中的轰动效应。但他们注定毫无前途，很快就会又被遗忘。因为他们与内蒙古的蒙族群众完全不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的前途同内蒙古的发展与进步是彻底逆相关的关系。”本来想通过这样的比附牵连，隐瞒事实真相，并为可能的大规模镇压提供理由。但是这次《环球时报》的比附牵连弄砸了，因为它让根本不知情的蒙古族人知道了在美国有“蒙独”组织，可能会激发更大规模的、涉及所有蒙古族居住区域的抗议活动。于是在邪教教主的示意下，紧急删除“理性看待内蒙近日发生的事”评论，免得被更多的蒙古族人看到，一方面准备大规模镇压。事后，国安等安保部门抓捕许多学生，追查“蒙独”势力的线索。
于是乎，在共产党撒旦魔教笔吏通过文本、图像等方式制造的逻辑中，只要藏区民众抗议共产党邪教的暴政，一定就是达赖喇嘛所为；新疆维族民众反对共产党的暴政，一定就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热比娅和东突所为；内蒙古蒙古族的抗议活动一定是海外的蒙独势力所为；汉族地区发生的抗议中国共产党邪教暴政的活动，是境外反动势力或反华势力所为。令人奇怪的是每次在共产党撒旦邪教喉舌媒介中出现的这个境外反动势力或反华势力，都不属于任何海外的个人、组织或政府，而是纯粹的无影无形。共产党笔吏蛊惑人心、比附攀援的功夫可谓是“尽善尽美”。
语言暴力 恐吓威胁
谎言和暴力是撒旦邪教起家的两大法宝，在撒旦教的创始性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就可以找到语言性暴力的基因。在共产党撒旦魔教起家和维护其魔教政权的过程中，在历次诛心杀人的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共产党邪教笔吏们沿袭教主们的语言暴力基因，以暴力语言性批判为先导，为其杀戮造势诛心造势，然后把其杀人诛心的运动从理论的批判导入实体性的暴力杀戮。
共产党邪教笔吏们使用语言暴力方法独特，因时因事而异。有时笔吏们如嗜血的魔兽一般，兴奋异常使用赤裸裸的语言暴力；有时也喜欢使用隐形的语言暴力，春秋笔法指东打西，但言辞语汇之间刀光剑影，杀气逼人。
在共产党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杀戮、迫害中国人时，笔吏们在党媒介中使用最多的词汇是“批判”、“斗争”、“打倒”、“砸烂”、“横扫”、“铲除”等等攻击性语言和“绝没有好下场”、“永世不得翻身”等威胁性的语言。如“斩断×××的魔爪”、“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砸烂他的脊骨”，为共产党邪教营造恫吓大众、制造恐惧、暴力杀戮、培养顺民的环境。这些暴力性和威胁性语言所针对的对象因时而异，过去是“地、富、反、坏、右”，现在则是“法轮功”、“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
在暴力、威胁性语言使用最多、最集中、最有创意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毛泽东政权在香港搞起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活动，受到港英当局的压制。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通过讲话、社论等香港左派打气，造成暴力冲突和人员死亡后，《人民日报》在7月5日社论提出 “要严厉制裁这些坏家伙，杀人要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公然号召香港左派杀害警察。
金训华就是一个共产党邪教笔吏语言暴力的受害者之一，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开始感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我，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已作好了一切准备，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迎头痛击反动势力，那怕作出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战斗！战斗！战斗！”与共产党邪教基层笔吏创作的“谁烧山，谁坐牢”、“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等粗糙的暴力语言不同，共产党党媒介中的笔吏和能够运用党媒介的笔吏们，在今天创造出了一种更精细、更具迷惑性的暴力语言。藏刀光于“善意”、匿剑影于“关怀”。如2011年年初，中共邪教为了迫害异议人士艾未未，中共邪教媒体之一的《环球时报》就登载了“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等一系列评论，为其实质性的迫害造势。通读这些评论，偏旁部首阴风刺骨，字里行间杀气逼人。
培养邪见 免疫正见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人直接告诉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去做坏事，一般人出于人善良的本性，都不会接受。但是如果有人不直接告诉他（她）去做坏事，而是不断的给他（她）讲述做好事没有好报、做坏事得利益的故事，日积月累听故事的人就会自己建构起做好事无好报的人生准则来，并认为是真理，从而在生活中践行。中国古代称其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代西方的传播学把它总结为“培养”理论。
为了使用这种方法，共产党邪教政权在中国建立了彻底封闭国民信息自由获取和交流的的环境，然后不厌其烦、滴水穿石般腐蚀中国国民原有的正统文化、道德理念，逐渐利用不断植入国民大脑中的撒旦邪教的邪恶基因，利用人类特有的感觉、知觉、思维、理性的本性，让中国人自己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出了一个符合撒旦邪灵需要的思维、认知结构。
比如，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撒旦邪教至上而下的群体性道德败坏、制度性的腐败逐渐为中国人所认知、厌恶，越来越受到中国人反对。共产党通过其笔吏，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所有能找到的贪官污吏的个案，拍摄成电影、电视，日积月累的播放传播，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制造出一个符合共产党撒旦邪教利益的观念：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论何朝何代，无官不腐、无官不贪。植入这种共产党撒旦邪教有目的制造的思想观念的人，会按照共产党的逻辑进行思维，认为共产党官员的贪腐属于正常。
在中国大陆，与一个人共产党的官员谈论自由与民主，反对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他（她）会接着告诉我们，西方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游行集会自由等欺骗人地，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只有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游行集会自由等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自由不完善是正常的。在共产党邪教政权为了其生存，不得不打开中国的大门，人民自由获得信息可能性增加。特别是互联网在中国逐渐普及后，中国共产党邪教教主们发现，由于代理技术不断发展，完全控制中国国民的信息获取已无可能，让国民“免疫”就成了共产党的急需，而“党疫苗”也就应运而生。这个“疫苗”就是西方媒介“妖魔化中国”的理论。这个“党疫苗”通过大学教学和网络等途径，在中国民众的思想中被广泛种植。接受了这种“党疫苗”的人，即使通过代理技术、翻墙软件或其他途径，获得有关中国共产党邪教统治下的中国的种种真相，也会被植入其体内的“妖魔化中国”的疫苗自动识别为“病毒”而被“免疫”。（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