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8月06日讯】关于制度文化，这里提出两点大的概念：
1. 政府和国家观念：
1）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君权神授”和我国的“真命天子”“奉天承运”“打江山、坐江山”观念：政权基本上是武力打下来，假托神授，以取得合法。神授不仅是给一个人，而是给一个家族，所以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直到被另一拨人用武力推翻。在这种制度下，国君有生杀予夺之权。
2）现代的统治权民授的观念。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不必详述。到十七世纪约翰•洛克集大成提出《政府论》，是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自然人本无政府，自然资源可以随便取，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劳动，就成为私有财产。由于需要保护财产，才推举出一个或一些人管理，让渡出司法权。所以管理者（即后来的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父子是自然关系，所以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因而子女可以继承财产。但是统治权力（power）不能继承，一个君主死了，就应由民众重选。被推举出来实行管理的人没有时间从事生产，所以人们公摊一些钱物给他们以为补偿，这就形成纳税制度。
以上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对“谁养活谁”的看法是相反的。
过去的观念是“食君之禄”，现代的观念是由纳税人供养。纳税人是主人，所以必须监督钱是怎么花的。“无代表，不纳税”。不过中国过去也有过“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之说。也是一种朦胧的觉悟。如果明确了谁养活谁的问题，足以颠覆整个忠君的伦理道德观。
3）第三种国家观念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而为前苏联和大批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所实践：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一个阶级有千百万人，如何实行统治？通过政党，这个政党实际上也不是那个阶级选出来的，是自己组织起来自称代表那个阶级的。但是实际上政党人也太多，只能通过少数领袖，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中国“文革”时发展到全面专政，以林彪的名义提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这是从第一种政权的观念发展而来，权力集中达到登峰造极。为了把自己的观念合理化，这种理论硬把第二种政体也说成是“专政”，说一切国家都是阶级专政。其结果就是彻底否定了法律的权威性。
2. 法治还是人治
1）人治：中外古代王朝都有人治的观念：百姓的幸福取决于“明君”、“昏君”还是“暴君”，或者掌权的宰相。不过人治的观念在中国最长久、最发达，形成一种传统文化。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最成系统，其依据就是“以德治国”。孔子的理想：掌握统治权的“君子”和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合二为一的。都是以身作则，树立一种风气，然后“小人”风从。但是几千年从来没有做到过，权力与道德从来没有统一过，因为孔夫子没有想到权力缺乏监督是一定会腐败的。事实上，历代帝王基本上是以法家为里，儒家为表。毛泽东一语道破：百代都行秦法制。
在农业社会、等级制度下，百姓可以“认命”，宣传知足常乐，乐天知命，可能还有一定效果。现在一个靠权势攫取大量社会财富的人，一面炫耀自己满身名牌，一面提议给每个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要求大家学雷锋。只能成为讽刺。
2）法治：其理论的依据是，对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和监督，绝对的专制，绝对导致腐败，到现在还没有例外。欧洲从十三世纪《大宪章》形成的宪政的观念：最高权威是宪法，不是哪一个人。然后根据宪法原则，立各种具体的法律，对任何具体的事件都以有关的法律为准。如何实施？于是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来，这就是民主制度。
在高度工业化、复杂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时代，只能靠刚性的法治，不可能靠感化、靠道德教育。不让毒胶囊制造者倾家荡产，道德高尚的药商就只好破产。所以现在在中国大力宣扬文化、回归传统道德来应对恶性的社会问题，有的人是出于无知或天真，有的人则是有意掩盖法治的缺失，逃避制度的责任。
3. 当前中国是制度问题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看在什么特定的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有了新的制度，需要大力突破旧的文化势力、思维习惯；而当前中国表现出来的是道德滑坡，实际是制度问题，是法治缺乏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需要突破制度，建立健全的法治。使一个社会多数好人得好报，而不是相反。在保证好人有好报的环境中，人们自然会形成行善的习惯。诚然，比起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国人在文化上、观念上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有些旧文化、旧观念是十分顽强的，有了某种好的制度，还需要长期的教育和锲而不舍的推动，有时还要有强制手段，才能逐步实现。（例如美国种族歧视从立法到真正得到落实经过了一百年，期间还经过了联邦政府派兵到州里执行强制手段）。所以百年前孙中山提出“训政”。但是一是要真的要向这个方向“训练”，二是要在游泳中学游泳。若是整个环境背道而驰，再过一百年也“训”不出来。
澄清几个当前流行的说法：
—— “用东方文化挽救所谓‘西化’的种种弊病”。这个问题我在《重建精神家园》一文中已经说明，认为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纵欲、东方禁欲；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等等，只要正视历史事实，根本站不住脚。古圣先贤著作里写的，不等于实践中已经做到，相反，正因为现实情况相反，才需要大声疾呼予以纠正。（周恩来对外国记者说：你们看我们的报纸大力宣传什么，正是我们缺什么。）人们往往向往古代淳朴的民风，认为现在物欲横流都是市场经济之过。这就像怀念童年时期多么天真纯洁，长大后变得世故、复杂，生出许多烦恼。不论那个古代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反正是回不去了。连孔夫子向往的“三代”，他也回不去，何况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向着现代文明：自由、平权、法治、人道努力。
——“中国是所有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而延续至今的国家，所以说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特别优越而坚韧，因此无需改变。”
此说似是而非。首先“中国”指什么？如果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原，那么从“五胡乱华”到元朝、清朝，已经被“殖民”多次了。至少“元朝”应该算是亡于蒙古族，清朝算是亡于满族。否则为什么以岳飞、秦桧辨忠奸；为什么吴三桂、钱谦益算卖国投降？如果不算“亡国”，为什么要抵抗，打得那么惨烈？为什么一定被欧洲白人占领才算殖民？诚然，征服中原的蒙古族和满族在文化上都汉化了，典章制度也基本上采用中原皇朝的。（其实清朝已经改了许多）。那是因为，中原当时的农耕文明确实比游牧民族的先进、精致，汉族的语言、文化（也就是上述第二点的文化内涵）实在发达，皇朝统治的制度设计的确非常周到，便于统治。所以他们就采纳。文化总是从高处向低处流的。但是当19世纪中期，古老的农耕文明遇到工业文明入侵时，就不堪一击了。鸦片战争失败没有被英国全部占领，绝不是中国文化的胜利，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不可能，也无意一家独吞整个中国。假设——当然只是假设——中国在19世纪中叶像被蒙古或满族征服一样，被某个欧洲国家征服，汉族的文化显然不可能把人家给同化了。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被同化，例如印度文化至今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典章制度上肯定是先进的同化或改造落后的。
有一点常为国人所遗忘，或故意忽视，就是实际上中国在文化上开放的时期比封闭的时期长，所以汉文化不断融入和吸收了许多异族的文化，才有其生命力。最后一个阶段就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学东渐，才造就了今天的现代中国。没有这种开放和融合——有时是以民族屈辱为代价——中华文化早已萎缩。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