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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援:中共违反宪法的天主教迫害

从赵振亚主教“被右派”到马达钦主教“被避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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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8月08日讯】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马达钦主教在上海佘山修院“被避静”了。无独有隅,这件事令人想起五十五年之前差不多在现在同一时间段内发生的性质相同的天津市赵振亚主教“被右派”事件。

赵振亚主教“被右派”

一九五七年七、八月间,正值毛泽东、邓小平搞阳谋抓右派的高潮,中共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为配合反右运动,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题便是划清与梵蒂冈的关系,大抓天主教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赵振亚主教率领天津教区代表团参加。

赵振亚(一九○二──一九七六),天津市人。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一九二五年加入天津小修道院,后入北平文声学院(即大修道院)。一九三一年升为神父,一九四五年起任静海教区宗教代理人。

天主教自一八四七年开始传入天津,一八六二年底天津建成第一座天主教堂。当时天津是义和团的中心地区,天主教会受到沉重打击。事件平息后,天津天主教徒猛增至三万多人。一九四六年罗马梵蒂冈教廷宣布在中国正式建立圣统制,天津代牧区升格为天津教区。一九五一年前主教均为法籍神父,韩战爆发后中共驱逐外籍神职人员,天津教区主教一职位居要津,中共极力争取让“自己人”控制教区。

外籍神职人员被驱逐后,暂由副主教赵振亚代理主教一职。一九五三年二月,罗马教廷正式任命赵振亚为天津教区署理主教,这时天津教区拥有教徒十万人左右。中共积极拉拢这位由罗马教廷正式任命的主教,向他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列为统战对象,委以天津市人大代表之职。在以抓右派为目的的爱国会代表大会上,中共逼迫他表态与罗马教廷划清界限,脱离梵蒂冈。赵振亚当时被胁迫表示要摆脱梵蒂冈控制,受到中共宗教事务局的热烈欢迎。

回到天津,赵振亚立即反悔。他在九月底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仪式上宣称:“人有了罪就要承认罪,有了错就应该改错。大家都看了报纸,我在北京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回来以后,心里很不安。现在,在上主面前,在教友面前,我承认错误。”

关于服从梵蒂冈教宗问题,赵振亚表示:“我不服从教宗是不对的,我如不服从教宗,神父和教众都不服从我了。”对于爱国会代表大会通过的《抗议梵蒂冈无理剥夺上海教区权利》的抗议书,赵振亚说:“通过抗议书时我没有表示反对是不对的。”最后他要求:“请教友们原谅我宽恕我,为我祈祷。”

在当时反右派运动政治高压恐怖气氛下,赵振亚对中共的反抗,实在出乎中共的意料之外。这位当时已五十五岁的天主教长者德高望重,平时恪守本分,祥和谦 恭,深受教徒爱戴,享有崇高威望。中共以为拉拢了他,便可控制天津教区十万教众。天津教区在全国举足轻重,如果听从中共与梵蒂冈一刀两断,不愁全国天主教徒不“爱国爱党”。

赵振亚是天津市人大代表,回到天津,天津市人大秘书长找他谈话,鼓励他把“反梵蒂冈”的态度坚持下去。

赵振亚公开承认错误后,中共恼羞成怒,马上给他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撤销人大代表资格。可是他那天津教区主教职位是由梵蒂冈教廷任命的,中共虽然无法无天,但其权力还够不及上帝,只好看着赵振亚继续给教徒做弥撒,奈何不了。

一九六三年天津教区的教徒在中共强力干扰下自行选举主教。广大教徒不顾中共蛮横无理,选举李德培为正主教,依旧选举深孚众望的“右派分子”赵振亚为副主教,罗马教廷始终未撤销对他的任命。

文革中赵振亚主教被揪出批斗,受到残酷虐待,一九七六年含冤逝世于文革末期。

马达钦主教“被避静”

二○一二年七月七日,上海徐家汇主教座堂座无虚席,除了上海教区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外,还有中共宗教事务局的大批官员。他们都来参加马达钦神父晋升中共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上海教区助理主教的祝圣典礼。

马达钦(一九六八──),上海市人,毕业于天主教佘山修院,一九九四年晋铎。二○○八年一月八日起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是中共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委和上海市爱国会副主任。

上海教区和天津教区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两大重要基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前夕上海教区有教徒十四万人,天津教区有十万人。因此这两大教区是中共必争之地。可是除了文革十年浩劫,中共并不能确保御用爱国会在这两大教区的领导权。

七月七日天主教爱国会祝圣典礼前,上海教区神父聚集主教府一楼小堂,宣读罗马宗座委任状,马达钦作了信仰宣誓。

马达钦在晋牧典礼上庄重宣布,他已是获罗马梵蒂冈教宗祝福任命的辅理主教,而不是享有自动继承权的爱国会助理主教,“许多事情身心应当放在牧事上、福传上,所以不宜再担任爱国会的任何职务。”

他的讲话受到在座的神父、修女和教徒热烈欢迎,引起一片掌声。广大教徒和神职人员鼓励他忠于信仰、忠于良知,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敢于挑战强权,向暴政说“不”。因为他在作这番公开表态之前,已知道其后果,对中共的打击报复已作好充份思想准备。

当天下午,马达钦主教便被几位身份不明的人带走了,送进市郊佘山修院“被避静”。换句中共公检法的语言,叫作“监视居留”,隔绝与外界交往。当局限制马达钦主教行使牧职,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佘山修院之内。

中共测试梵蒂冈底线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掌政权后,虽然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中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实际上,对宗教一直采取限制、改造甚至消灭的政策,尤其惧怕和仇视天主教和基督教,诬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打开宗教地理位置分布图就可知道,世界上政治开明、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家都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专制独裁水火不相容。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一方面通过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不断迫害打击教徒;另一方面,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掺砂子方法在天主教内成立御用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以抵御罗马教廷;在基督教内部则成立“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共特别党员傅铁山神父和吴耀宗、李储文牧师分别被掺进爱国会和三自运动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李储文牧师的身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揭穿后,中共派他到香港来担任新华社副社长。

目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官方承认中国有天主教徒五百七十万人,但在实际上,如果把不受爱国会控制的家庭教徒和农村教徒也计算进去的话,已超过一千二百万 人。中共深知一千二百万教众具有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力,经过六十多年较量,在中(共)──梵蒂冈马拉松式建交谈判中,不断测试罗马教廷的容忍底线,以维护自己作为无神论者控制天主教会的利益。

——《争鸣》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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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08 5: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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