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中国最缺少最需要什么公知?

蔡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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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9月30日讯】《人民日报》昨日(28日)发表官方评论,抨击在中国唱反调的公知!特别强调:“一些人打着公共知识份子的旗号,却背离了知识份子应有的责任与良知。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而不论是非曲直。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分个别和一般。基本言论载体就是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而不辨真假。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这篇评论显然是抬举了中国的公知,当今中国,并没有形成所谓有影响的公知群,更没有公知们独立的舆论阵地,人们实在不知道唱反调的公知在哪里?人们见得最多的是靠皇粮圈养颠倒黑白是非不分大唱赞歌的专家学者乃至各类大师院士,所谓唱反调的不过是在互联网上发发牢骚骂骂娘的痛苦呻吟,他们能改变什么?除了被删贴屏蔽,或许还遭到警告或监视。他们对中国的危害,远不如那些成群结队的窃国大盗!远不如那些嘴里爱国爱民实际上无恶不作无财不贪的权贵!

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实际上就没有所谓公知生长的土壤,春秋战国和民国初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是昙花一现,而中国历史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更多的都是奴颜卑膝的侏儒和犬儒,不仅不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而是惯于用谎言欺骗和盲目歌颂。

所谓“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识份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原本是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着《公共知识份子》一书里提出的,指的是美国当代社会出现的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外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人。波斯纳只是提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而对于“公知”的精神,则是国内媒体的抬举溢美之辞。当今中国有什么公知?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有多少人还保持着知识份子应有的气节?有多少人不是趋炎附势保持了应有的良知?有多少人敢于挑战权贵敢于寻求真相?有多少人勇于肩扛公正和道义?有多少人不畏强权打压迫害不被荣誉地位金钱诱惑?

实际上,中国最缺少最需要具有独立人格具有批评精神的知识份子,犹其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腐败泛滥权贵疯狂的时代,多么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弱者发出哪怕是微小的声音!面对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掠夺,面对官场普遍的腐败,面对日趋严峻的贫富差距,面对社会不公、司法不公造成的人心向背道德滑坡,面对分配制度不公造成的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的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面对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面对从上到下的投机作恶、掺杂使假、坑蒙拐骗、权钱交易、勾心斗角、恃强凌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试问有几个公知站出来唱过反调?

腐败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感到无能为力。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所谓的公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无奈无助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社会和每一位公民!

远的不说,只说说近期全民热议的重庆事件,倘若不是打黑英雄王立军逃往美国领事馆,重庆乃至薄熙来背后的黑幕能撕开吗?想想这几年,有多少家海内外媒体有多少位公知为重庆招旗呐喊为薄熙来大唱赞歌,然而,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宣布: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在与薄熙来腐败的抗争中,原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算得上一个有骨气的公知,但他付出了十多年牢狱的代价。如果有更多的公知站出来,抑或是政治体制稍稍健全一点,让人民让公知有说话的机会,薄熙来何以从大连市一路绿灯高升至辽宁省、商务部乃至跻身于政治局?

当今中国,值得公知关注呐喊的事情太多太多,但公知的影响又只仅限于网络,权贵们有谁在呼公知的声音?如果真的能够倾听一点,中国无疑就会进步一点。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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