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5

作者:张戎 译者:张朴
font print 人气: 189
【字号】    
   标签: tags: , ,

【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 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4)

二“喝凉水也是甜的”

成为满族医生的妻子(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

薛大太太信中要姥姥的双亲领她回去。尽管话说得很婉转,但姥姥心里很清楚,这是撵她走。姥姥重回娘家,外曾祖父极不情愿。他现在正是福星高照、时来运转。除了当上义县警察局副局长外,还变得相当富有,买了一些土地,吸上鸦片,外加两位姨太太。他一走马上任,警察局长就把自己的红妾——一位元蒙古姑娘送给他。这种情况在当时官场上屡见不鲜,目的是借此来拉拢属下,以培植自己的势力。不久,外曾祖你又打算再娶一房,姨太太愈多愈显得有身份。他发现无须劳神远求,因为送来的姨太太有个姐姐。
  
家里的情况已和十年前姥姥离开时大不一样了。除了母亲、妹妹玉兰和弟弟玉林外,多了三口人:两个姨太太加上其中一个所生的女孩,她和我母亲一般大。玉兰年近十六,还没定亲,在当时算是老姑娘了。
  
现在家里充满不和、压抑与猜疑。姥姥的父亲既怨恨她又讨厌她母亲。他从未喜欢过他妻子,更何况现在又有了两个讨他欢心的姨太太。外曾祖母在一九三零年终于生了一个儿子玉林,但处境并没有好转。对我姥姥呢,他从没想过她会回来,这下子可能打乱他一手创造的新天地。把姥姥视为“克星”,当时的人们认为死了丈夫的女人命不好——“克夫”。外曾祖父担心姥姥会带来晦气,影响他的官运。
 
姨太太们更是大感威胁。目前,整个杨家已成了她们的天下。外曾祖母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按地位应在姨太太之上。但她是个温顺、懦弱的女子,因而常受姨太太们的欺凌。姨太太一看见她就冷眼以对。儿子玉林的出世更招来她们的憎恨,因为这将夺走她们未来的安全保障:外曾祖父一旦去世,所有财产将自动由儿子继承。她们恨玉林,以至外曾祖父稍微表现出一点爱子的举动,比如摸摸玉林的头,都会惹得她们大发脾气。
  
姥姥比她母亲坚强得多,过去十年的悲惨日子使她变得更为坚韧,连她父亲也要畏她三分。从返家之日起,她就以杨家小女主人身份自居,姨太太们的嚣张行为开始有些收敛,见面时还会勉强挤出笑脸来,但整个家庭气氛仍是冷如冰窖。我母亲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度过她二岁到四岁的童年。姥姥虽对她疼爱备至,但她还是能感受到周围的紧张气氛。
  
姥姥此时是个二十五岁美丽的年轻寡妇,有着知书识礼的才女名声,上门求亲的人不少。但因为当过姨太太,只有一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肯娶她做正室,外曾祖父对这种人瞧上上眼。姥姥又坚持不再嫁人作妾,她对那种“不是让别人做牺牲品,就是自己做牺牲品”的姨太太生活已深恶痛绝。

外曾祖父为了甩掉包袱而不断劝女儿再嫁为妾,姥姥却只想过着平淡的日子,把女儿养大。有时外曾祖父会气得忍不住对她大吼,“难道要我养你们一辈子?”

但是姥姥真的是无处可去,那时的妇女不能出外找工作。在父亲的威逼、姨太太们的指桑骂槐下,姥姥终于不支病倒了。杨家请来满族医生夏瑞堂来为她诊病。姥姥对他并不陌生,他的三儿媳妇正是她昔日的同窗。她逃出薛公馆后,曾把女儿藏在他家。

满族医生夏瑞堂(书中图片)
  

夏瑞堂的祖辈曾做过满清皇室的御医,受过皇封,到他是第十代传人,以医术高超而蜚声义县。他还是个好心人,对付不起医药费的人,他就白看病不收钱。他身材高大,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但动作依然敏捷。他惯穿一身传统的长袍马褂,目光和善,留有一撮山羊胡和八字胡。他的表情、谈吐举止,都散发出一种安详的力量。
  
夏瑞堂替姥姥治病时,体察到她的病痛不是在生理上,而是在心理上。他对姥姥的身世早有所闻,对她逃出薛家的勇气十分敬慕,对她目前的处境也非常同情。夏瑞堂对姥姥好言相慰,这使得姥姥格外感动,她还从来没有碰上过那么体贴人、那么理解她心思的男人。虽然还是有所顾忌,她仍不由自主地开始对他倾诉久烦心中的苦闷和希望。
  
他们开始堕入爱河。夏瑞堂正式向她求婚。他说,他要娶她作正室,要像待自己亲生女儿那样把我母亲抚养成人。姥姥欣喜得流下眼泪,接受了他的求婚。外曾祖父也非常赞成这门亲事,特别是夏瑞堂主动提出不要嫁妆。
  
夏瑞堂当时已六十五岁,前任夫人去世十多年,有三个已成家的儿子和一个出了嫁的女儿,三个儿子与夏瑞堂住在一起,大儿子管理家产,包括田地、庄园;二儿子在父亲诊所学医;三儿子是教师。还有八个孙子,其中一个已结婚生子,夏家算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

这一天,夏瑞堂把儿予们召集到书房,告诉他们自己的打算。儿子们最初是面面相觑。一阵沉默之后,大儿子怕自己没听清楚,再问道:“您不是要纳她为妾吧?”

夏瑞堂平静地说,他一向反对纳妾。
  
儿子们除了惊慌、担忧,还加上愤怒。在一般汉人家庭中,晚辈要服从长辈,各种辈份有其合宜的礼数,而满人礼法更为森严。晚辈必须每天早晚向长辈请安。男的屈腿下跪,叫“打千儿”,女的行屈膝礼。逢年过节,人们还得行大礼——磕头。如今一个当过别人姨太太的年轻女人,将要成为他们的继母,像夏瑞堂一样受他们的问候和跪拜,这简直是令人难以忍受。

全家人——儿子、媳妇、孙子、孙媳妇,甚至重孙,都纷纷挨次哭泣着跪在夏瑞堂跟前,恳求他考虑清楚。他们提出“满汉不通婚”的满族旧习。夏瑞堂回答说,这种规矩早已废除。他的孩子们却说,真正的满人还是应该遵守。他们一再要求他考虑年龄的差距———夏瑞堂的岁数比她整整大两倍,有人更引述了一句谚语:老夫娶少妻,终归是人家的。已婚的孙子甚至上前抱住他的脚,声泪俱下地说:“您就不替我们想想,叫我们今后在人前怎么做人?”

这深深刺伤了夏瑞堂,他明白娶一位姨太太为正室,会使孩子们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但他仍然认定必须把姥姥的幸福摆在首位,姥姥如果嫁给他作妾,就只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奴隶,单凭他的爱是保护不了她的。夏瑞堂恳求他的家人能遂其所愿,但家人及当时的社会都认为这“不负责”的行为不能纵容。
  
儿子们央请亲朋好友来做说客。大家一致认定这桩婚事太荒唐了,埋怨他老糊涂。有的人还当面质问他,“您已经儿孙满堂,还娶哪门子亲?”他们还迁怒于姥姥,骂她是“前夫尸骨未寒,就想再嫁人了!”“这女人算计得可好了,不当姨太太,一心要做正夫人。明摆着居心不良,将来虐待夏家子孙不说,还会盘算掉夏家家产。”这句话说穿了还不是一个“钱”字。夏家人担心我姥姥如果以女主人身份当家,就会把整个家产都吞了。
  
夏瑞堂是个富人,有两千多亩地散布在义县一带,甚至远到长城以南。他在城里有大宅是用灰砖砌成的,以石灰勾缝,四壁贴有墙纸,所有的屋梁和介面都被粉饰过的天花板覆盖住,这些在当时是大户人家的排场。他还拥有一家带药铺的中医诊所,生意十分兴隆。医生有自己的药店,是事业成功的标志。
  
夏家人眼看说不动夏医生,就派三儿媳妇来劝姥姥。她们见了面,喝了会儿茶,聊了会儿天,才言归正传。来说上几句,姥姥便哽咽起来,拉着这位昔日同窗的手问:“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怎么办?”三儿媳妇无言以对,姥姥更加伤心。“所谓‘将心比心’,你总知道做姨太太的滋味吧?你总不想当人家的姨太太吧?”

三儿媳归回到家中,感到十分内疚,表示已不想再对姥姥施加压力。她也发现有人跟她想法一样——二儿子德贵,他和父亲一起行医,比其他兄弟更亲近父亲,他认为应该让父亲结婚。三儿子在听到妻子描述了姥姥的身世和品行后,也有些动摇了。

但大儿子和他的妻子仍然坚决反对。大媳妇发现别的兄弟开始动摇,就哭喊着对丈夫说,“他们当然不用担心,他们各有各的本事,杨家女人抢不走。你有什么呢?你不过是爹的管家——那女人嫁来,这个家就会由她来当,财产不都落到她和她女儿手里了。我和我们的孩子到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什么都没有,干脆死了算了,可能这就是你父亲想要的!我死了好让你们大家称心如意!”她尖着嗓门说着,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她的丈夫强压着怒火,从牙缝里挤出话来:“等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一早,夏瑞堂起床走到门边,吃了一惊,门前黑压压的一大片,全家老少十五个人,除德贵外,都跪在地上。他一出门,大儿子就高声喊,“磕头!”大家应声磕下头。夏瑞堂气得浑身发抖,他要孩子们都站起来,但大儿子说:“不,阿玛(满旌称父亲的说法),我们不能站起来,除非您取消婚事。”

夏瑞常提起手杖跺跺地,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我在世的日子已不长了,如果你们担心的是继母将会狠心对待你们,我可以告诉你们,她是个好人,我可以保证她的品行……”

一听到“品行”两个字,大儿子立即嗤之以鼻,“做小老婆的人有什么‘品行’可言?好人家的女儿哪有去当小老婆的!”接着他开始辱骂我姥姥。夏瑞堂大怒,举起手杖打了大儿子两下。夏瑞堂向来待人和气,自制力很强。他愤怒的反常举动把跪在地上的子孙们都吓呆了,重孙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哭起来。大儿子也愣住了,但他很快就硬着头皮嘶喊起来。他当着众人的面括打,自尊心深受伤害,即使父亲住了手,他仍谩骂不已。夏瑞堂怒不可遏,举起手杖又用力打下来,听到“哢嚓”一声,手杖竟断成两截。大儿子又羞又痛,沉默了几秒钟后,突然拔出一支手枪,对准自己的肚子,大声喊道:“古来忠臣以死谏君,孝子以死谏父。阿玛,如果您不答应,儿子只有一死了!”只听一声枪声,大儿子摇晃了几下,弓身蜷倒在地上,子弹穿进了他的腹腔。
  
在一片慌乱中,夏家马车赶紧把他送进医院。也许他并不想自杀,只是想做做样子,对父亲施加压力,却没想到很不幸地,他在第二天去世。
  
儿子死后,夏瑞堂失去了往常的安祥。尽管他的外表照样平静,但熟悉他的人都能看出他内心十分悲痛。不过,他并不想屈服于压力,办丧事后不久,他就定下婚期,还是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这时的姥姥面对四面八方的非难,说大儿子的死她该负绝大的责任。她害怕,不知该不该继续这一桩婚事,但社会大众的谴责激起她的反抗心理,她相信自己没有罪。
  
婚礼按满族风俗进行。一辆杨家租来的华丽马车将姥姥送到半路,再由新郎派来的另外一辆迎亲马车接她走完后半程。在交接地点上,她的五岁弟弟玉林蹲在马车门下,腰弓成九十度,象征是他把姊姊背到迎亲马车上的,到达夏家后,玉林又重复上述动作。按满人风俗,新娘不能自己走进新郎家门,必须被背过去,以显得不失身份。
  
两位伴娘引姥姥来到举行婚礼的大厅。夏瑞堂站在一张八仙桌前,桌上铺着厚厚的大红绣花绒缎台布,上面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牌位。夏瑞堂头戴一顶华美的礼帽,形状像王冠,上面还插有翎毛,身着一件宽大的锦缎长袍和马蹄袖马褂,这是传统的满人服装,起源于当年满人的游牧生括,便于骑马射箭。

夏瑞堂跪拜五次,然后单独进人洞房。接着是姥姥拜堂,她仍由两位伴娘陪同,行五遍屈膝礼,同时举起右手碰碰鬓角,以示敬礼。当她进入洞房后,夏瑞堂揭开她的大红盖头,两位伴娘递给他们每人一个葫芦形瓶子。待他们互相交换后,伴娘便离去,留下夏瑞堂和姥姥相对而坐,并保持沉默。稍后,夏瑞堂走出洞房接待着来道贺的亲朋好友,姥姥继续单独待在屋里,连续几个钟头动也不动地坐在炕上,面对贴着大红双喜剪纸的窗户。这叫作“坐福”,正征心静如止水——女人必须具备的品德。等所有的客人离去后,夏家一位男性亲戚走进新房,拉她袖套三次。这样,姥姥才被允许下炕。两位伴娘重新人房,帮助她卸去沉重的绣花外套,换上简单轻巧的大红衣裤,同时还摘掉插满珠宝的头饰,把头发梳成两个抓髻。@

(待续)

--转自新唐人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related article
  •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报导)《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作者张戎,本周末应台湾侨团邀请在洛杉矶演讲。张戎在演讲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从她笔下书写的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遗留给今日中国的种种问题,也期望通过这次演说,让更多人了解毛泽东为中国带来的灾难,和中国百姓曾经遭遇的集体伤痛。
  • 【大纪元8月26日报导】(中央社记者褚卢生洛杉矶二十五日专电)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张戎今天指出,毛泽东与史达林、希特勒都是二十世纪的暴君,其中尤以毛泽东的罪行最令人发指;毛泽东除罔顾人命、罪孽深重外,最大的罪行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残,
  •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报导)在美国,华裔作家张戎在洛杉矶短暂停留并发表演说,带动她与丈夫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在侨界热卖。来自两岸的海外读者从张戎演说与字里行间反思今日中国统治阶层本质和毛泽东时期的相同点。
  • (大纪元记者沉静报导) “新加坡作家节2007”特别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五位知名华人作家与诗人来新加坡,他们是流亡诗人北岛,中国大陆作家苏童和王安忆,台湾作家、文艺评论家蓝博洲,英籍华人女作家张戎。12月8日下午,在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举行了五场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会,受到热烈欢迎。
  • (大纪元记者任子慧日本报导)被中共当局列为禁书在日本获奖。今年3月在一个以女性为读者群的著书评委会上,大陆作者周勍的作品《民以何食为天》获得最受欢迎作品的银奖。该作品也曾在德国获得二○○六年国际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
  • 毛泽东,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的祖先已在这丘陵山冲居住了五百年。
  •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以后,我和我的先生乔•哈利戴(Jon Halliday)萌发了写毛泽东的念头。对现代中国来说,没有人比毛泽东更重要。即使在他去世多年后的今天,他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徘徊。可是他怎样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世人知之甚少。真实的毛泽东,还在云遮雾障之中。
  • 尼克松、蒋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只见过短短的一次,没什么交情。可是,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监狱里时,毛着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 2009年6月3-4日,旅居英国的民主人士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国际特赦)在伦敦共同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在纪念六四20周年的重要日子里,寻求和坚守真相和真理的人们为了并不遥远的天安门之夜又聚在了一起。6月4日下午,著名华人作家张戎女士参加了在伦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六四学潮二十周年研讨会”。记者在研讨会休息间隙采访了她。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