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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萱:四十年前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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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讯】当噩梦醒来时,我意识到,
我们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我们有权利有义务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并问一个“为什么?”

四十年前的十二月二十八号,我同其他两千万中国知识青年一道被“伟大领袖”毛泽东送到了农村。那时,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我,还没有读完高中。

由于革命的热情所驱使,开始我满怀激情和好奇,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我所分配的农村—辽宁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田家窝棚大队坑西小队。我和同学们从送行的大巴车上下来,双脚踏上了一块贫瘠的土地。稀稀落落的茅屋泥房,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卫生间。我开始感到失望,一股莫名的恐惧渐渐吞噬了我。

在头三个月里,我们四男三女七个学生没有地方住。生产队便把我们分散到社员(农民)家里借宿。我被分配到一个五口之家。他们的房子分两部分。一进门是个灶房,不到十平米。里面是一个类似筒仓的大房间(约三十五平米)。这个大房间即是睡觉的地方又是起居室,老少三辈儿一家五口,外加上我,一共六个人都住这一间屋。厕所就是房后外面的粪坑。

这间屋子有南北两铺炕。南炕较大。炕头睡老两口,炕梢住小俩口和他们五岁的儿子。我睡在稍小的北炕。南炕中间没有间隔,南北两炕外面也没有布帘,百分之百的open(开放)。我不敢换内衣睡觉,只把外面的棉衣脱掉,穿着厚厚的秋衣秋裤睡。入夜后,我很难睡着。刚刚有些迷糊,就听见对面老人用夜壶尿尿,每夜都是如此。

有一天,我觉得两个腋窝和后背发痒。趁白天屋里没人,赶紧脱下内衣,一看,里面衣缝和皱褶上爬满了白色的虱子和虱卵虮子,这是长期不换洗衣服的结果。我立刻烧一锅开水,用开水浇烫那些衣服,杀死寄生虫。

后来政府发给我们每个青年点(青年之家)五百元人民币,用来盖一座简易的新房。生产队长派了几个社员(农民)帮我们盖房。按当地习俗,盖房是件大事,无论怎样也要请干活的人饱餐一顿。可我们这些学生身无分文,家里又没有招待客人的鸡鸭鱼肉。只好泡一壶红茶聊以待客。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打房基。只记得房子的墙壁是用土坯垒起的。房子中间有一根大柱子,屋顶是三根椽子,几根檩子。上面铺些草,草上面再抹上当地出产的堿土。房子盖得很快,三五天就成了。一共有三间。当中的一间很小,一进门左面靠墙砌个大土灶,对面墙角放个大水缸,算作厨房。以厨房为分界线,东屋住女生,西屋住男生。

虽说是新房,可一到雨天就漏水。外面小雨,屋里小漏;外面大雨,屋里大漏。如果遇上一整天暴风雨,我们不能到地里干活,屋里就十分热闹。我们必须把所有能盛水的家什都用上接雨。大到洗脸盆,小到盛饭的饭盒,只见炕上地上,到处摆满了锅碗瓢盆。随着雨滴的快慢节奏,这些家什发出滴滴答答,叮叮咚咚不同的音响,好像一首特别的交响曲。可是没人有兴致来欣赏这荒凉小村庄的雨中奏鸣曲。我们悲伤,我们想念城里温暖的家。于是,女孩子们在东屋无助地哭泣,男孩子们在西屋无望地嚎叫;直哭得天昏地暗,直叫得声嘶力竭。

在地里,农民还是用最原始的方式耕作。牛耕地,马拉犁,人工播种、锄草、收割。我们的村庄处于东北平原,农田宽广辽阔。当我站在地头的这一边,总是望不见田垄的另一头。所以不论你铲高粱还是割小麦,好像永远到不了头。田里的劳作十分辛苦。夏天,妇女要用短把的手把锄在高粱或玉米地里锄草。队长说了,女人的腰要比男人柔软,最适合用这种小锄头弯腰铲地。其实,女人也是人。当我们弓着腰在地里铲了几个小时后,两个膝盖已支撑不住身体,腰也直不起来。只好蹲着铲。最后蹲也蹲不下,只能两腿跪在垄边,爬着往前行,直到地头完成任务。秋天,收割玉米。我们是用手一个一个掰下玉米棒。掰了一阵子,我的手套磨破了,露出了手指。手指又被风干的玉米皮划了一道道口子,血流出来,眼泪也流下来。夜里躺在炕上,被划破的十指钻心地疼,疼得难以入睡。

年底,生产队长发给我一百元人民币(大约十五美金),算是我一年的劳动所得。住在临村的一位男校友见到我,不无妒忌地说:“你很幸运,摊上个好生产队,还能分到钱。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分文未得”。

虽然我们干活很累,吃得却很坏。没有油,没有肉,没有大米白面,也没有酱油一类调料。有时甚至吃不到蔬菜,只能用大蒜蘸生了蛆的大酱。我们也不会使用直径一米长的大铁锅来贴玉米饼子。有时贴糊了,硬的咬不动;有时没弄熟,生得没法吃。饥一顿饱一顿,生一顿熟一顿,不正常的饮食让我患了肠炎,每天要去很多次厕所。就这样还要坚持劳动。北方的冬天十分寒冷,冻得人伸不出手。我去室外的厕所,方便以后,冻僵的手指系不上裤腰带。

我们青年点有一只灰色大狗叫欢欢,尖耳朵大尾巴,是部队淘汰的一只军犬。她聪明、勇敢,喜爱且忠于我们大家庭的每一个人。不知她的男友是谁,第二年春天,她生了一窝小狗,有六只。他们都是软塌塌的大耳朵。有白色的,黑色的,还有黑白相间的,甚是可爱。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将小狗分送给其他社员家。

一九七零年夏天,我被借到其他生产队工作两个月。工作结束后回到了自己的家。那天我走了很长一段路,实在饿坏了。到了家,负责做饭的小孙端上饭菜,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发现炒菜里面有肉,觉得很新鲜,就问她:

“今天挺好啊,还有肉吃。哪儿来的?”她没有正面回答,神秘而诡异地凑到我耳旁小声说;“你猜猜看。”我猜不出。她生怕让人听到结结巴巴吐出几个字:“那是—是欢…”

“什么?你们把‘她’杀了?”我惊叫起来。一阵恐怖和恶心让我把刚才吃得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不是我,是他们……男生干的。因为我们吃不饱,更没有东西喂她……”她红着脸分辩道,眼里含着泪水。

我在农村生活了六年,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持续了十年之久。今年的十二月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无论是大陆还是在海外,许多中国人的组织和个人都在纪念这一特别的年代。

是的,我们不应忘记那个时代。但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纪念?我最近读了许多纪念文章,其中包括那些粉饰当年,赞扬毁了整整一代人青春的时代。有些作者颂扬苦难,把黑说成白。他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壮举,他们为自己经历过那个“伟大的时代”而感到骄傲与自豪。他们的口号是“青春无悔”,为此,时值四十周年纪念,要大大庆祝一番。我始终不明白,他们要庆祝什么,庆祝我们曾经的苦难?庆祝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兄弟姊妹有的从农村回来竟变成了残废,如著名作家史铁生?有的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庆祝那些本应拥有美丽人生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孩子被道德败坏的生产队长、农民和军垦农场的连长、营长、指导员强奸甚至杀害吗?文章的作者当然知道这些事件,只不过为了当今的某种功利而不愿面对历史,面对事实。然而历史是不能改变的。我清楚地记得中国有位著名演员自己讲的一件事。他也曾是从北大荒回来的知青,属于“青春无悔”一族。如今,他对人讲,自己很想念北大荒,怀念当年的青春岁月。有个美国人不解地问:“既然北大荒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把女儿送到北大荒当农民,而是送到美国去留学?”他说,美国人永远也不懂得中国人的感情。何止美国人?我也不懂,凡是正常的人都不大懂。

今天,许多二、三十岁的青年常常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比尔‧盖兹?我说,当比尔‧盖兹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中国的青年学生却被强迫到农村种地去了。当比尔‧盖兹和他的朋友研发微软视窗时,中国的知识份子、精英都在农村种玉米,放羊,喂猪。难怪中国绝不会有比尔.盖兹。

我一直在想,怎么会有人去庆祝一个自己被剥夺了青春、被迫遭受悲惨生活的可怕年代?你对那样的生活真的感到幸福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还要庆祝呢?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害怕而不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事情只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和欧洲,也不是在拉丁美洲或是非洲?

对我来说,四十年前的经历是一场真正的噩梦。当噩梦醒来时,我意识到,我们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们有权利有义务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并问一个为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或不想知道所遭受痛苦的原因,那么未来年轻一代还有可能遭受我们同样的苦难。

(寄自北维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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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04 7: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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