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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西方缪斯从监狱到厨房

——爱丽丝和契诃夫之异同

茉莉(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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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11月13日讯】被誉为“当代契诃夫”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孟若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令我这个“契诃夫迷”有点感慨。回溯漫长而群星闪烁的文学史,百年来西方文学的巨大变迁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奔赴俄国库页岛寻访苦役囚徒的契诃夫,到今天坐在加拿大小镇的厨房里,安静书写日常生活的爱丽丝。

生性敏感的美国诗人惠特曼早就预感到,大时代的巨变将导致文学的变迁。在北美大陆走向工业化文明时,惠特曼以长诗歌咏了从希腊走来的女神缪斯,他听见缪斯衣裙的窸窣声,闻到她呼吸的馥郁香气。这位文艺女神穿越了血腥的战争和人间地狱,来到和平之地,“被安置在厨房炊具之间”。

◎共同的短篇小说技巧:以少胜多

留着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的契诃夫,之所以会与文静秀雅的女士爱丽丝相提并论,在于他们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有着某种相似性。

契诃夫是世界级的短篇小说巨匠,他的作品有着长事短叙、文短气长的简洁。契诃夫认为:“小说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因此留下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在这一点上,爱丽丝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终生只写短篇小说,不像契诃夫后来还写戏剧。这位女作家甚至不客气地说,她从来没发现哪部长篇不能改写成短篇的。其言下之意,当代的长篇小说大都过于冗长累赘了。

两人的第二个共同点是:把目光集中在小人物身上,以社会写实为主。热爱文学的读者,谁能不记得契诃夫的著名作品《苦闷》呢?在那个短篇里,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老马车伕孤苦无告,只好向自己的马倾诉衷肠。这位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涉及到小市民、小官吏、平民、城市小知识份子、教员、医生等等。而爱丽丝笔下的主角,大多是加拿大宁静乡间的小人物,他们遭遇了自杀、他杀、老年痴呆症以及女性婚姻爱情的问题。

带着洞悉一切的同情与智慧,挖掘人性的深度,这是两位大作家的又一共同特征。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有一些是好人,但他们都有人性的弱点,过着随遇而安、聊以自慰的生活。对这一类可悲可怜的人物,契诃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时,契诃夫还描绘了一些可恨可鄙的的小人物,揭示他们的庸俗习气与奴性心理,由此呼唤健康美好的人格。

而爱丽丝的短篇小说,往往也是以冷静的手法,精巧的故事叙述,“寓非常于日常”,透视人性的暗角。用她的《少女与妇女的生活》中的一句话来说,普通人的生活“灰暗、简单、却令人惊奇,难以探测──是以厨房的油毡铺成的深邃的洞穴。”

◎描绘个人命运与整体社会命运

尽管在厨房油毡下也能发现生活的“深邃的洞穴”,但不同时代的生活洞穴是迥然不同的。相隔一百年的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与国情,造成契诃夫与爱丽丝在写作上的差异。两个作家都忠实于自己的时代,但“国家不幸诗家幸”,契诃夫的写作因此要深刻厚重得多。

在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之下,契诃夫在描写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时,无法不关注导致小人物不幸的社会环境。在《小公务员之死》中,一个喷嚏就葬送了小庶务官卑微的生命;《套中人》中的一名地位低下希腊语教师,却竭力维护政府发出的官方告示文章;《变色龙》中的主人翁不断变色,在讨好“大人物”这一点上却始终不变。

正是沙皇专制的等级制度使这些小人物失去人格尊严,同时,这些人的奴性与卑怯,也使沙皇专制得以维持。作为一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个人道主义思想家,契诃夫展示出他对整个俄国社会命运的关怀,使他的文学显示出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批判力度与思想深度。

而爱丽丝却生活在一个与沙俄时代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今加拿大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完善的民主制度。在这样平静的国家生活,一般作家都有着“几乎无事的悲哀”,即,他们的社会没有激烈的现实冲突,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民主制度解决,并不需要他们勇敢反抗与斗争。他们的文学因此也就缺乏悲壮与崇高的美感。

但生性沉静的爱丽丝一点也不为“几乎无事”而悲哀,她也不强求广阔的题材。生活给予她多少认识,她就忠实地书写多少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以“明晰和心理现实主义”见长的爱丽丝发现,在平静的生活外貌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痛苦。她笔下涉及普通人生老病死的主题,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为爱情、性、背叛、孩子而苦恼,而年长的女性也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

我很欣赏的一部电影《AwayfromHer》,就是根据爱丽丝的短篇《熊过山来了》改编的。退休教师格兰特的妻子患了老年痴呆症,她忘记丈夫了,在疗养院爱上了一位坐轮椅的男病人。格兰特该怎么办呢?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心理之谜,是推动爱丽丝写作的动力。

◎专制与民主的文学区分:监狱与厨房

凡是忠实于时代的作家,也会忠实地执行时代赋予自己的任务。为了了解沙俄监狱犯人的悲惨生活,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于1890年前往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进行实地考察,而后写出了《库页岛》、《在流放中》与《第六病室》等震撼人心的作品。其中,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就像一座监狱,是专制俄国的一个缩影。

监狱题材,几乎成了所有专制制度下的作家必须承担的功课。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很多政治犯被监禁,遭受酷刑,库切等作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抵抗历史”的责任。南非作家们无法拯救受难者,只好守在监狱门前,想像狱中的酷刑与死亡,并用笔描绘出国家权力的蛮横。他们把监狱和行刑室比喻成“黑色的花卉”,把作家执著于监狱题材称为“黑色的迷恋”。

即使是一些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作家,也没有放弃与契诃夫一脉相承的“黑色迷恋”。不少西方作家开拓历史题材和国际题材,用文学承担对于世界的道义责任。例如,美国著名作家东.德里罗的长篇小说《毛二世》,涉及中国文革期间的无辜死难著,也描写了六四屠杀中被血洗的群众画面。小说中恐怖组织的头目既像毛泽东,又像霍梅尼,而那些年轻的恐怖份子则像当年中国的红卫兵一样,把像章直接别在肉身上。

而爱丽丝却没有那么多关怀天下的志向,她安守自己的家庭主妇的身份,坐在厨房里陪伴着锅盆碗筷,平淡地描绘食物、琐事与家务。作为纳税人她很放心,因为她知道加拿大的政治家会代表她,尽职尽责地捍卫民主和人权。

◎文学中的国家犯罪与个人犯罪

即使爱丽丝安于厨房里写作,也不能把她视为写“纯文学”的作家,因为她并未回避暴力与恐怖等社会题材。例如她的短篇小说集《快乐太多》(TooMuchHappiness),就有描写暴力的内容:一个妇女到关押她的前夫的监狱探监,那个男人谋杀了他们的三个亲生孩子。在《旷野车站》里,孤女安妮的丈夫神秘死亡,她莫名其妙地被控谋杀进了牢房。此外,女性被强奸也是爱丽丝的主题。

由此看来,爱丽丝的作品中也有沉重与残酷,也属于有着“黑色迷恋”的作家。只不过她与契诃夫、库切之类的作家不同,那些作家见证的是专制国家对人民的暴力犯罪,而爱丽丝笔下的暴力却是个人心理暗角制造的犯罪。

从写英雄反抗的悲剧转而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悲剧,这是西方文学变化的大趋势。没有了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即使像美国“占领华尔街”那样的示威,也产生不了英雄式的悲剧,因为美国人有法定的示威权利,没人去镇压他们。于是,作家们只好转向人心深处去探寻。

那么,当一个国家经常发生政府侵犯人权的严重犯罪事件,当监狱里还关押著政治犯和良心犯,那里的作家可以安坐厨房书写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对一切现实的人权迫害视而不见吗?契诃夫说:“到处都得有为个人的神圣权利的奋斗;如果不要这种奋斗,那就是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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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3 10: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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