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28日讯】“是谁说‘光阴一去不回头’的？每当我爬格子时，昔日光阴鲜明的在我眼前重现！”
国军预备军官制度的起源
国民政府迁台之初，从民国四十年开始，在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内，于正期学生班之外，成立了预备军官训练班（当时简称为预训班，后来搬离凤山后，简称被改为预官班）。这个早期凤山预训班的前两期，与以后的十几期的预官班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后期预官班学生必须具有大专院校学位的基本资格，但前几期的预训班居然也兼收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学生。
这是因为来台之初，局势不稳，一些有权势的高官，急于将自己子弟送到国外去念书（实质上是出国避战乱），但碍于法令，没服过兵役的男生是不许出国的。由于当时法令并未禁止高中毕业生出国念大学，这些高官又不愿意把自己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子弟，在出国前被送去军营当成小兵来操（陆军服役两年，海、空军则须三年），乃颁布临时条款，成立了预训班。规定只要有国外大学部入学许可证件的男生，都可以在预训班受短短几个月的军训后，一年之内直接出国。两年后，等到这些享受特权的高官子弟们都出国了，临时条款就被更改为必须要有国外大学研究所的入学许可才可以出国留学。这是政府迁台之初，在政局紊乱，民心不稳之际，非常典型的，也因人而异的腐败官僚作风。好在几年之后，台湾局势回稳，预备军官训练才逐渐制度化。
由于陆官是由“革命的黄埔”延续而来的，肩负着国军“继往开来”的传统，所以正期生的训练是革命军人的培养，是非常严苛的，也是一丝不茍的。但一般预训班学生的生涯规划不是要当一辈子军人，他们对于“军训”的看法也就不那么严肃，甚至于有点儿“玩票”的性质。所以在管理这前几期的预训班学生，该如何的严而不苛，确实让主办单位的陆军官校伤透脑筋。除此之外，这些“老百姓”在陆官受训时，是与正期生共用同一个大操场的，教官们在一般的预训班操练中，即使有意要“放一马”，也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
更糟的是，预训班学生中，夹有少数的高官子弟，有些年纪太轻，还不到十八岁，根本就不耐操。更有向自己父母抱怨训练过严，伙食太差，生活环境不好的。其中有一位C姓高官之子，竟向他那权倾一时的父亲打抱怨，说是在宿舍被“臭虫”咬了。这还了得，讲求整洁的陆军官校宿舍里竟然发现“臭虫”，C姓高官得知后十分震怒，直接打电话下达命令要彻查！
我之所以有这些“内幕消息”，是因为我的父亲谢肇齐将军是当时陆军官校的教育长（日后并升任为黄埔校史上的第五任校长），他也正是兼任这几期（民国四十五年以前）预训班学生训练的主管之一，C姓高官的电话正是我父亲自己接听的。
看到队职官的报告后，我父亲就觉得事有蹊跷，因为C姓高官之子是预训班众多学生中唯一抱怨被“臭虫”咬了的。但无论如何，既然有“臭虫肆虐”，上级又已下令彻查，该走的卫生程序还是得要走，于是当时尚未遭全球禁用的杀虫剂DDT，就被大量地派上用场，如今这批预训班学生如果还在世，虽然都该已是望八之高龄，但当年残留在他们体内的DDT，恐怕还没被自身的排毒系统清除干净呢！
岂料这“臭虫肆虐”事件并未因喷洒DDT而落幕，之后不久，C姓高官之子再度向队职官抱怨，说“还是有臭虫咬他”。莫非这“臭虫”与他有“仇”？因为他仍然是班上唯一声称被“臭虫”咬了的。
数日后，值夜的队职官终于找出真正的原因，与他有“仇”的不是“臭虫”，而是南台湾炎夏天气中活跃的蚊子。原来C姓高官之子晚上睡觉时，因不耐酷暑，不自觉地把头、手露出蚊账外“乘凉”，喂了凶悍的蚊子，罪魁祸首根本就不是“臭虫”。
诸如此类的琐事，令队职官们不胜其扰，其他高官子弟的父亲，也不时会来电“关心”一下，让我父亲相当为难。数十年后他与我闲聊时告诉我，他当年在英国皇家军校念书时，同学之中有英国皇族血统与爵位继承权的就有十多位，此外还有几位欧洲与中东国家的王储，与这些贵族子弟同学三年，从没见到那一位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礼遇，他们的生活、课业、起居与操作，完全与平民学生一视同仁。所以我父亲以此为据，坚决拒绝给予任何学生（当然也包括正期生在内）特殊待遇，为此而得罪了好几位当时的高官。所以在民国四十四年以后，当预训班在美军顾问团，驻陆军官校的首席顾问凯吉上校（Colonel Cage）的坚持下，迁出陆军官校时，我父亲才算是如释重负。
美军顾问之所以对预训班持反对立场，是因为自民国四十三年开始，陆官已仿美国西点军校学制，改为学科与术科并重，毕业后授以学士学位的四年制军校，是接受美援的单位。而预训班则是经由国府的日本白团顾问建议而成立之机构，与美军的ROTC预备军官训练方式及制度大相径庭，美军顾问团自然拒绝为其背书。
不知何时开始，预备军官训练营转移到了台中的成功岭，班主任的官阶也逐渐提升到相当于中将军长之层级。民国五十年以前，因为每年毕业的大学男生并没有那么多，让有大专学位的青年在服役时能学以致用，提升部队的素质，确实是个不算坏的主意。但是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民国五十七年﹞，大学毕业生已不在少数，男生们只要是体检在乙等以上，再加个大专学位，毕业后全都成了少尉军官，服一整年的兵役，政府每年要多养数千个预官，负担未免太重，国军事实上也没有这么多的少尉职空缺可以安插他们。所以好像从预官班第二十期左右开始，政策又改了，不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可以当预官的啦，这少尉军官的资格是要用考的，考不上预官的就得要当一年小兵，蛮惨的。
从民国四十年预官班第一期算起，我们民国五十七年那一届是预官班第十七期，很幸运的，大家毕业后都还是当个神气的少尉军官。至于服役的军种与科别，端视你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时，被分发到那个单位受训为准。大三那年，我们这一群电机工程系学生凭在学校抽签之结果，依所学之专长，于当年暑假分别进入了陆、海、空三军的通信电子学校（简称通校）受训。大学毕业后，绝大部分的同学也都“学以致用”地在军队里的通讯单位服务或是在军事院校担任教官，但还是有少数因无法安插适当职位，被派到完全不相干的单位去打杂（尤其是海军），糊里糊涂地浪费了一年青春。
去“空军陆战队”报到
记忆中，大三放暑假前，我们那一班有九位同学被抽签分发到设在高雄冈山的空军通校受训，除我之外，还有张韬，林叶明，叶元椒，董孝英，戴宝通，孙明照，熊克平与蔡必毓。当年在通校受训的除我们成功大学电机系学生外，也有大同工学院与台北工专两所大专院校的电机系学生，记忆中来自大同工学院的有刘英毅与钱华彰两位。
我们被分成3031 B 与 3031 J两个班。我是分在3031 B班，我们的学习项目是从美制AN/TRC-1战地手提电话，到 AN/TRC-24战地电话总机的各型野战通讯器材的维修，也负责了解美军依台湾地形而特别设计的Collins Radio FR/FJ1无线电器材之操作。3031 B班的学员服役时都得下野战部队，也就是号称“空军陆战队”的防空炮兵部队，而且几乎没有例外的，我们都成为各防炮营的通信排排长。3031 J班的学员则负责维修笨重的第一代类比型传真机，与Teletype 的老式110bps电传打字机。他们这一班同学以后在服役时，好像都不需要下野战部队，与3031 B班相比，服役的那年是较为轻松的。
当年国军的防炮部队有大概不到十个的“大炮营”与十几个“小炮营”，“大炮营”的武器是由雷达操控的90高炮，在半个世纪以前地对空飞弹的草创时期，其准确度已具有飞弹的雏型，是用以对付高速高空目标的。“小炮营”用的是传统 40快炮，配上四联的50口径机枪，是打击低空目标的。要强调的是，防炮部队的所有对空武器，也都是可以对地面，或是对海面射击的。据说老共那刁钻的鱼雷快艇，就曾被精准的90高炮击沉过不少。防炮部队编号100系列的是“大炮营”，编号200系列的是“小炮营”，我被分发到205小炮营，于是我的正式头衔就成了“空军防空炮兵205营，营部连通信排少尉排长”。
大学毕业回到台北家中休息还不到十天，我就照着兵役通知单上的指示，领了一张免费的慢车票，赶赴花莲北埔机场报到。那天一大清早就从台北火车站出发，绕过基隆与北台湾，三个多小时后，才到达当年北回铁路终点站的苏澳。在苏澳换乘公路局的苏花公路班车，直奔花莲。苏花公路那时候不是完全双向通车的，有好几段路是需要在指定的错车地点停车，等待北上的车队开过以后，才得继续南行，公路班车就这样在濒临太平洋的悬崖上时走时停的开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花莲，好在沿途的壮丽风景让我看得目不暇给，缓解了旅途的劳顿。
在花莲车站下了车，立刻就感受到那清新的空气，与台北的混浊空气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待我终于汗流浃背的扛着行李到达机场门口时，正赶上晚餐时间，205营派了部吉普车到门口来接我，当即在饭厅饱餐一顿。当天，我们同时在205营服役的八位预官都全部到齐。分发在营部的有营政战官林振家、运输官李明清，修护官田庆璋、事务官朱及瑞与我共五员，其他三位分散在机场各区的三个小炮连当排长或政战干事，其中一位政战干事江光雄，因为常来营部出差，与我们五个营部预官混得很熟，所以四十几年后，我还记得他的姓名，另外两位不常见面的﹝大概是小炮排排长﹞就完全忘记他们的姓名了。
次日早餐后，我们八位预官就到仓库去挑选合身的军装、内衣裤与皮鞋，也领到被褥等寝具，然后又到军械库去领取我们的随身武器，那是一柄半自动的卡宾枪，加上刺刀、弹匣等零附件。回到宿舍换上一套卡基军便服，别上那代表少尉官阶的一根“油条”，戴上蓝色的船形帽后，在镜子里自我端详一番，左顾右盼地怎么都觉得自己还是像个老百姓呢？最后拿下脸上的深度近视眼镜，抿着嘴唇，缩紧下巴‧‧‧嗯，这才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当排长的样子！
其实我们几个少尉预官，管他是什么“长”，都没有胸前别着“飞鹰胸章”的飞行员们那么威风神气。北埔机场驻有一个中队当时算是空军主力的F-86军刀机，胸配飞鹰胸章的飞行员们是空军的“天之骄子”，住在机场内一栋附设有“飞官俱乐部” 的高级宿舍中，两人一间，厕浴齐全。我们防炮营的全体官兵就没有那么好命，士兵住大统舱不说，低阶军官也得四个人挤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上厕所时不分“贵贱”，都得要“跋涉”到五十公尺外的一个茅屋里去解决的。厕所离营房远，是因为那是个原始又粗糙的“两条横木、胯下一个坑”，那种臭气薰天的“毛屎坑”！害得我每天晚上都不敢多喝水，闻臭是小事，只怕半夜尿急，走上这来回一百米路再躺上床时，会清醒得睡意全消。
初当排长的“菜鸟”日子
空军的一般福利还不错，除了可以每月廉价配到两条空军专用的“814”军烟外，周日上午十点钟，非值勤人员还可以坐交通车去花莲市区的电影院，免费看一场当天戏院 以“劳军” 为名的早场电影。少尉月薪是560元，我身为排长算是最小的“主官级”队职官，还有60元的“主官加给”补贴。这60元可不是白拿的，我得轮值连上的值星官不说，还得带领通信排里的十几个“大头兵”，排里除士官长钟赟德与上士一级班长张全义之外，全是征来的充员兵（就是补充兵员之简称），他们调皮捣蛋之余，还会搞些逾假不归，装病不参加升旗朝会等让人头疼的琐事。至于我那一个月620元的薪资，加上免费的食宿，在黄金价才200元一钱的时代，这已算是不错的待遇，我没啥好抱怨的了。
我们连长姓叶，行伍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水准，成天粗声粗气地吆喝来、吆喝去。相对的，连辅导长是政工干校九期毕业的，有文学士学位，沉稳干练，明显的让我看出国军各军事学院在实施四年制后，毕业时颁授学位的军官素质，与行伍出身的军官就大不相同，他对我们这些预官也很客气。营部对我照应最多的莫过于副营长徐立中少校，他是陆军官校25期炮科出身，毕业后转业空军防炮部队的，是我父亲于民国四十二年在陆军官校任教育长时的直接门生。由于营长的家眷在台湾西部，他几乎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在营内，徐副营长经常就成了“当家”的，他那时是单身汉，以军营为家，年龄也与预官们较接近，语调温和，我们预官们与他相处的时间也比较多。徐副营长在闲聊中告诉过我一件让我十分感动的事，他说陆官二十几期的许多毕业生在结婚时，喜欢找我父亲担任“证婚人”，这是因为我父亲当年非常关心、照应他们的生活与学业，还为此而不惜得罪顶头上司。日后我告诉父亲这些学生的爱戴之情，着实让他欣慰不已。
在部队当个“菜鸟”排长其实也没那么轻松，因为是最基层的带兵官，平日我虽然只要管理通信排里的十几个兵，但轮到当连值星官时，全连近百个兵都得要管。排解士兵之间的纷争，查明“病号”的真假，检视武器的保养与仪容、内务之整洁，在在都要值星官负责。午夜之后到黎明之前，身为值星官得要至少查哨、查铺各一次。老士官们离乡背井地只身在台，许多人的情绪不是很稳定，都四十好几岁的两个老士官，会一言不合的来个拳脚相向，打得鼻青脸肿的，可是两人倒也不至于就此反目成仇，隔个几天又在一起玩起扑克牌来。我看他们这群老士官们在一个屋檐下相处久了，也是会产生兄弟之情，相互照应的。
每晚九点半晚点名之后，十点钟就把他们统统赶上床。连长特准睡不着觉的老士官们在十点钟之后，可以搬个小木凳坐在宿舍外抽烟乘凉。新兵则无此“特权”，当然心存不满，再加上老士官们虽然也值哨，但是不值大夜班，最辛苦的大夜班全由充员兵担任。有一次在月底开荣誉团结月会（简称荣团会）时，充员兵们对此提出抗议。连长才不甩呢，几句话就给顶了回去：“他们是士‘官’，你们是士‘兵’，待遇当然是不同的”！说得也没错，老士官们至少都是“中士三级”，征召的充员兵阶级则从“二等兵”到“上等兵”，是要比老士官们低上好几级。
充员兵虽然一般说来比较听话，但也不都是“省油的灯”，年轻人特别调皮，会耍花样。值星官夜晚查铺，就是因为他们会玩“半夜溜出营门”的把戏。连上一共有三个排长，除我之外，还有勤务排孟排长与运输排杨排长。他们两位是从士官位置经考试后升上来的，官阶都是准尉。该轮他们俩值星时，充员兵们都知道要老实一点，这“半夜溜出营门”的把戏只有在我轮值星时才发生，因为我半夜查铺时，只是用手电筒隔着蚊帐看看，见到“好像有个人”睡在里面，就以为查完没事了。我那儿知道这可能会是个被褥堆成的“假人”呢。另外两位排长都是老经验啦，轮他们俩值星查铺时，连手电筒都不用，完全是靠“摸”的，有时摸到的是脑袋瓜，有时摸到的是脚丫子，反正要摸到才算数。年轻调皮的充员兵显然是欺负我经验不足，整我的冤枉。
在我改用“摸” 铺后，终于逮到两个半夜溜出营门，到花莲出名的“卡来万”风化区游荡的小子，连长判他们禁足两周，白天要他们一切照常操作，晚上则把他们关在禁闭室里睡觉。这是相当重的惩罚，因为禁闭室是个只有两坪大小的简易独立栋，两人只准穿内衣裤就地躺卧，没有被褥是小事，没蚊帐可挂才真惨，禁闭室的小窗子是个只有栏杆，不能关起来的一个透气小“洞”而已，两个人就躺在里面以肉身喂蚊子。几天之后，两人都被蚊子叮得全身体无完肤，简直可以比美福利社卖的红豆冰棒。我看了有点不忍，自掏腰包托早上负责到菜市场任采购的伙夫去买了几盘蚊香给他们烧，两人还蛮感激我的“慈悲”呢！
老士官们也会打我的主意，平日会抽抽“伸手牌”香烟（也就是伸手掏我口袋里的“814”军烟抽）。对我而言这是“小意思”，一条十包的“814”才十几块台币而已。连上一大半的老士官是操川音的，与我在眷村长大时讲的半调子眷村川话大致相通，聊天时抽根烟也显得亲和一些。姜是老的辣，他们不多久就摸清楚排长的生活习惯，公余不是埋首爬格子就是背诵英文（已在积极准备出国），除了偶尔周日上午出营看场免费劳军电影外，我平日是很难得出营门的，那一个月620元的薪资根本就花不完。一些老士官就来打我主意啦！先是来灌我迷汤，一会儿夸我“学问渊博”，一会儿又赞我“英俊潇洒”，我才掏出一支烟在手上，打火机就已打燃凑在我面前，口口声声“排长长”“排长短”的，把我哄得团团转。他们一旦灌饱了迷汤，就会原形毕露，开口向我“借”钱。其实辅导长早已警告过我，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的，我手中借条一叠，全都成了废纸。两个月后我学乖了，不再被他们“借”钱了，但是老士官们晚上想去福利社吃碗红烧牛肉面的五块钱我还是会大方给的。
在花莲营区的太平日子
风光明媚的花莲，以壮丽景色名闻中外。西边不远处有高逾一千公尺的山，东濒浩瀚的太平洋，空气十分清新，也没有大都市的喧嚣与拥塞，有的只是近乎乡村般的安宁与舒坦。205营的营房距离海滩不到一公里，海域风浪大时，可以听得到浪涛拍岸声。清晨摸黑走到花莲机场的海边看日出，是领会大自然鬼斧神工美景的最佳机会。望着那轮彤阳在海平面的云彩后面冉冉昇起，映着那被染红的万顷波涛，是我这都市长大的孩子，难得地心灵合一的时刻。
一般而言，在花莲的日子是平静的，只是每隔几周，空军总部会来测试我们防炮部队的警觉性与战备状况。测试方式是派一架非第一线的喷射机突然到花莲海岸来“造访”，通常是一架训练用的双座T-33或是即将除役的F-84F雷霆式战斗机。我们营里依美军编制而设的“防空行动指挥中心”（AAOC，也就是 Anti-Aircraft Operation Center）在侦测到可疑飞机时，会即刻通报位于台湾北部某地的空军作战司令部，由AAOC决定是否开火射击“敌机”。在警笛大鸣之际，我们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都会立即带着随身武器，奔进营区附近早已挖好的战壕里备战。
台湾东海岸会有“敌机”入侵？这类演习是小题大作吗？那也未必。1960年元月十二日，就有一架中共的米格15战斗机飞来台湾“投诚”，居然飞到了东台湾。这架米格机显然当时是贴着海平面飞向台湾的，在飞行员想避免中共雷达的侦测之时，也同时躲过了台湾西部的雷达防卫网。低空高速飞行是极度消耗燃油的，想是因飞行员对地形不熟，油量偏低，又没有台湾的战斗机来接应引导，只得在台湾东北宜兰县的一个在空中看似平坦，但实际上巨石密布的河床上迫降，不幸机毁人亡。墬机时因油料已用尽，并未爆炸起火燃烧，所以机体尚属完整，投诚的驾驶员“杨德才”之身份也得以证实。
这是有纪录以来，第一次有中共的米格机来“投诚”，台湾的军方居然是经宜兰县民通报后才得知的，颜面尽失。立刻向美国洽购新型的雷达防御系统。不久，连偏远的花东地区都覆盖在雷达幕下了。
在演习时，由台湾西部飞来测试战备的飞机可能都是由宜兰出海，沿苏花公路往南飞，到达花莲时由海面切入，低空掠过北埔机场的跑道，其飞行高度之低，几乎用晒衣服的竹竿就可以把它打下来！每次演习，光是瞧着那技术高超的飞行员耍帅，轰然掠过跑道后，在千尺高山前拉起机头，险险的掠过山脊冲向蓝天，就足以让我们这些“观众”们肾上腺大量分泌，高声叫好！
营里有一个猪圈，养了几头黑毛猪，都是从市场买来的小猪，慢慢用厨余养大的。到月底时，偶尔会宰杀一头来加菜。营里还养了三只杂种狗，狗通人性，早上升旗典礼时，三只狗都会安静地旁观，不跑不吠，算是全营官兵共同的“宠物”。
身为空军的一员，我也有资格与机会搭“便机”由花莲回台北，这时空军已开始用C-119 Flying Boxcar“飞行车厢”做机场之间的“联络机”。C-119平日是空投伞兵用的，乘员背靠着机舱，面对面坐在“网座”上，机腹中段用以置物。机舱后门打开后，大到一辆吉普车或一门七五山炮亦可利用降落伞飘降地面。这C-119在韩战战场上曾大量使用过。
每次值星完毕的下一个周末，我可以有三天假，由周六晨放假到周一晚回营。刚好每周六早晨固定会有一班“联络机”由花莲翻越中央山脉，途经台中清泉岗基地，中午时分到达台北松山机场。但是每一次上机前，搭便机的乘员都得要签个“生死状”，万一飞机失事，不得归咎于空军。由于是搭快捷的飞机，我在台北可以停留一天半，到周一晨才经由苏花公路回花莲。此时我已知道服完兵役就将出国深造，以后与父母相聚时间不多，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回台北一趟陪陪两老。父亲本来是反对我坐军机的，因为他当年乘“交通机”（有别于“联络机”，那是空军专机中队的C-47，也就是民间的DC-3飞机）时，曾有两次因机件故障而迫降的事故，还好都是有惊无险。一次是在屏东降落时，有一个机轮放不下来，只好多绕飞几圈，在油箱快空时，用机腹擦着跑道成功降下，机身虽然磨损，但乘员都毫发无伤。父亲事后告诉我，飞机降落时，他没有过分紧张，多亏随机的机工长来回机舱向乘客“保证”，他有不少次这种迫降经验，不会出大问题的。另一次更惊险，是两具引擎之一故障冒烟，飞行员在关掉一个飞机引擎后，以单引擎飞行，在接近清泉岗基地时，剩下那具引擎也熄了火，飞行员成功的将其滑翔飞行，最后平安地飘降在台中清泉岗机场，人机均安。令人不得不佩服技术高超的空军飞行员。
我请父亲别担心，我没资格坐专机中队的C-47“老爷”机种，坐的是“只”有约二十年机龄的C-119，不会有事的，所以父亲勉强同意我坐军机。我坐过几次都没事，最后一次因松山机场有大雾，飞机暂落桃园军用机场（那时候还不是民航机场）。在等雾散时，我趋前与飞行员聊天，把我父亲的迫降经验讲给飞行员听，还附上我的结论：“C-119比 C-47新，不怕有情况发生。”“哼！谁说的，”飞行员可不同意：“C-47虽老，但滑翔能力超强，引擎若在台北熄火，只要是高度够，可以一路滑翔到台中清泉岗基地降落。C-119要是引擎出了问题，它滑翔能力差，就像个蛋一样，噗通‧‧‧”，飞行员手势向下一摆：“哼！上个月才掉了一架C-119‧‧‧”
我默然想了五分钟，心里有一点毛毛的，乃当机立断，下机改搭公路局的班车回台北，那也就是我最后一次乘坐C-119啰。
C-119在越战时，被美军改装成对地攻击机，型号是AC-119。A 就是Attack的缩写。美军在机舱里装置两梃﹝M61﹞ 20mm机关炮，再加上四梃﹝GAU-2/A﹞7.62 mm机关枪，对地火力十足。我有一位美国同事Tom Farr，越战时被征召入伍，在AC-119上当机枪手。有一次出任务，飞机遭越共地面炮火击伤，回到基地仔细一看，好险！机腹之下一排整齐的弹孔，机舱上方也有一排相对应的弹孔，这架AC-119显然是遭地面穿甲弹击中，最近的弹孔离他的座位只有一英寸不到，看得他毛骨悚然。
下一次出任务时，他特别找了两块一英寸厚的钢板叠起来垫在屁股底下，他跟我说：“老弟啊，我倒不是怕死，只希望我生命的结束，不是因为一粒子弹自肛门进入，从脑袋顶穿出来，那样子的死法也未免太惨啦！”
接到移防马祖的命令
太平日子才过了几个月，1968年十二月下旬，营长在一个朝会上宣布，我们全营将要在元月间换防到一个位于闽江口，在马祖群岛南端的白犬列岛中，地理位置最南的东犬岛，那是个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大的蕞尔小岛。防炮部队通常是每两年换防一次，原则上是四年守本岛，两年守外岛，我们防炮205营已在台中与花莲前后驻守了四年，是该要去外岛跑一趟了。这也证实了我到花莲后常听到的传闻，就是我们可能会调防外岛。同样都是外岛，但因为生活条件之差异，一般说来，在金门当兵就比马祖当兵要“舒服”些。
说也奇怪，接到调防外岛命令后，我们连上平日生龙活虎的孟排长与杨排长，都不约而同的成了“病号”，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拿到的医院证明，体格魁梧的孟排长患的是“严重的呼吸器官过敏”症，精瘦的杨排长有“精神衰弱”症，都被医生诊断为“不适宜去外岛”。其实营部连有不时“大呼小叫”的连长在，管理方面倒是不缺这两位排长。但是连上轮值星的小官就只剩我一个啦！当时我还傻呼呼的满不在乎，心想到了那弹丸之岛反正有假也无处可去，值星与否没有啥区别，等到了战地，才知道不是那么轻松！
随着调防令的下达，全营官兵取消休、例假，也不许对外通信或联络。大伙儿开始打包行囊。营里两条还半大不小的黑毛猪当然是不可能带到马祖去的，立即惨遭我们全营部的官兵以红烧肉与回锅肉的方式，吞进了肚子。两天后，排里士兵告诉我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三只平日与我们作伴的杂种狗，也会在调防前被宰杀吃掉。我们几个预官听到都大吃一惊，跑去找与我们走得近的徐副营长商量对策。徐副营长告诉我们，他也不赞同杀狗，但这似乎是营部移防前的“传统”，他唯一能做的是晚上开饭前，全营聚在餐厅以“民主”的方式，举手投票决定三只狗的命运。
我赶紧运用我有限的影响力到处替狗说情，通讯排里我是可以管控的，别的单位我就只有用劝说的，但是显然效果有限。有老士官告诉我，防炮部队一向“换防不留狗”，这是它们的命。伙伕头还“呛”我，他说：“排长，猪与狗都是我用厨余养大的，你干嘛不替猪请命，只替狗请命？”他那儿会去想狗与我们人类是有互动式地感情，岂是猪可比拟的。
果不其然，餐厅投票结果是一面倒，要杀狗！徐副营长是少数站在我们几个预官一边的人，但无济于事。宰狗那天下午，预官们与几个也不忍吃狗肉的官士兵，集体坐上徐副营长特派的卡车，开往花莲市区自掏腰包吃晚饭，过了我在花莲最不愉快的一天。
老士官们都把调外岛，尤其是东犬岛，视为苦差事，一周之内就突然冒出了几个不适合调防的病号。这些人都神通广大，不知在那个军医院拿到证明后，迅速转到西部的疗养单位去了。
其实当我知道要调外岛时，还蛮兴奋的。从小在眷村长大，父亲是黄埔岛出身的，唯一的哥哥也是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职业军人，“报效国家”之心是自幼培养出来的。我心想，平日想要去马祖都没机会，这会儿要去住驻守半年，也算是添了一些人生的历练，这是典型的“初生之犊不畏虎”，我那儿会想到“八二三炮战”十周年之后，炮声虽沉寂，前线还是会“情况”不断呢！。
老士官们告诉我，外岛有“外岛币”，是在台币上加盖“限马祖（或金门）使用”的。几个月来，我存了好几百块钱，想着到了马祖，普通台币是不能使用的，我就到花莲街上的银楼，买了只一钱半重的金戒指，当时黄金一钱只值台币两百元而已。“现款换金饰”这主意是由我父亲那儿得来的。1949年大陆兵荒马乱之际，他就是靠着藏在鞋缝里一只扳直了的金戒指，在已沦陷的广州市换了一些银元与港币，得以解困脱身到香港，与数月前逃到九龙牛池湾的妻小三人团聚。所以我也“依样画葫芦”地把那只金戒指扳直，插入内面割了一个小口的皮鞋里。
惊涛骇浪中的移防
调防令下达约两周后，我们就准备妥当，预官们只准留便服一套，便鞋一双，其余民用随身物品放不进背包的，一律装进纸箱自行邮寄回家。调防那天清晨，大伙起了个早，老士官们背不动的大件行李（他们以军队为家的全副家当）被集中编号后运走，每个人扛着自己的背包，斜背着一枝卡宾枪，由花莲港登上一条不知是海军的客轮还是运输舰，早餐是船上供应的豆浆、馒头、咸蛋、花生米之类的，还颇丰盛，我之所以对这顿早餐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嘟嚷了一句：“好像海军的伙食比空军要好些”，被叶连长听到，丢给我一个大大的白眼，说道：“小声一点，别丢了空军的脸”！
启航后约六小时，就到了基隆港，航程中虽然风浪不大，却已有不少旱鸭子开始晕船，好在每个人都发了呕吐袋备用。全营在基隆码头下船时，已有几个人要被搀扶着走。大伙在码头上就地歇息了几小时，吃了一顿干粮后，全员换乘了一条大型“中”字号登陆舰，船舱里有不少三层铺，每个人都分到一个休息的床位，近晚时分，离基隆港直奔东犬岛。
台湾海峡此刻风浪增大，几乎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晕船晕得厉害，即使躺下来的还会想吐，连呕吐袋也不够用了，船舱里弥漫着呕吐秽物的恶臭。我侥幸是不晕船的一个，实在受不了那呕吐物的味道，不想留在船舱，但是甲板上又被三令五申的不准上去，我只好爬在楼梯口伸个脑袋呼吸“新鲜”空气，就这样折腾得一夜无眠。
约莫是清晨，天色微明时，我们全体人员被要求“全副武装”到甲板上集合待命。到了甲板上才发现我们船的附近有一条“合”字号登陆艇并肩航行，不远处，还有至少两艘吨位不小的军舰在护航。我们所乘的“中”字号登陆舰是国军最大型的登陆工具，有三千多吨重，但是吃水较深，不是在任何滩头都能担任抢滩卸“货”任务的。“合”字号登陆艇约三百多吨重，吃水较浅，大概比较容易在较崎岖地段抢滩。其实它也不算是太小的登陆艇，能一次运载三辆轻型战车，如当时台湾使用的M-41华克猛犬型﹝Walker Bulldog﹞坦克车。
当年美援的大小共四型的登陆舰艇，被国府的海军依“中、美、联、合”由大而小的顺序命名，编入战斗行列。八二三金门炮战时，就是靠这群目标较小的“合”字号登陆艇，配上一些“水鸭子”LVT水陆两用装甲车，冒着猛烈炮火去抢滩运补的。此时，它装载的是营里的吉普车与装备，营部的一众行李也在上面，所以显然它原本就是计划要去东犬岛抢滩登陆的。令人惊讶的是，在台湾海峡中间，离东犬岛还有大概还有二、三十海里处，顶着四级风浪，营长竟然下令要我们全营人员得转到“合”字号登陆艇上去抢滩。
我相信这“转舰”的主意是临时起意的，因为无论是在花莲或是基隆时，我们都没有讨论或提到过要搞这“危险动作”。八成是当时的风浪或潮汐不适合“中”字号登陆舰直接抢滩，只好由“合”字号来执行任务。所谓“转舰”，是要从大型登陆舰扔下一片约十来公尺长，五、六公尺宽的麻绳梯网，到那条在旁接应的“合”字号登陆艇上，我们则沿绳梯网爬下去。这一大一小两条船平行在颠簸的海浪中上下起伏，不时相碰，发出呯呯之声。虽然“合”字号登陆艇的船身边挂着消减两船擦撞的橡胶轮胎，但是撞击力道还是不小，更增加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绳梯网放下后，“合”字号上由海军水兵分站两角扯紧绳网，全营分成两队往下爬。当时我们每个人的背上都背着二十多公斤重的全付家当，胸前还斜挂着一枝卡宾枪，在近两英尺高的风浪中，战战兢兢的爬下绳梯网。在爬下绳梯网前，连长还咬牙切齿的大声警告我们这群“菜鸟”，说要是谁把卡宾枪给掉落海里，他会以军法究办。低头望着下面深不可测的台湾海峡，我想当时不只是我，每个人都一定头皮发麻，心中有相当程度的恐惧感。既然是当了军人，就没有选择权，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大伙儿只有咬紧牙关，一步步爬绳梯网下去，场面虽紧张，幸好没人掉进台湾海峡里。
在颠簸的风浪中，全营官兵这会儿都有点筋疲力竭，或坐或躺的在这“合”字号上，大家的脸色，即使是迎着黎明的彤阳，也一个比一个还惨白。登陆艇缓缓驶向滩头，我心里不禁嘀咕着：“老天爷，拜托千万别出事”。约半小时后，登陆艇的马达声突然大增，速度加快了一些，此时一个大铁锚也被丢下海，原来登陆艇在滩头卸完“货”后，是要靠“收锚”的力道脱离海滩的。在海军人员不时大呼：“要抓紧啦！”声中，船底撞进海滩，船首铁板放下后，我们一众官兵涉过浅滩，总算平安抵达东犬岛。
这次移防虽然没有出大乱子，但是营长的吉普车开上岸后，在斜坡上侧翻了个四轮朝天，驾驶兵命大，翻车前跳出车外，仅皮肉轻伤，当然是免不了被营长好括了一顿胡子。
东犬岛的战地生活
东犬岛可说是只有巴掌大，是马祖列岛中最南的一个小岛，岛的南北各有一个一百多公尺高的小山丘。我们通信排被安顿在南边的山腰上，一个面对海湾的水泥碉堡内。有别于被台湾媒体大事喧染的优质坚固的金门花岗岩洞，我们这水泥碉堡是在山腰上挖出约不到二十平方公尺的泥石后，用约一英尺厚的钢筋水泥建造的，建完之后，上方与前方用泥石堆回，草皮也回复原状以资伪装，顶上留下两个小透气孔，前方面对海湾的是一个不太小的观察兼射击孔，与装有铁门的碉堡入口。碉堡虽然简陋，倒是间如假包换的“海景屋”。比较煞风景的是，在美丽的海湾上，设有重重拒马与铁丝网，海滩上还插了不少“反空降桩”，就是桩顶被削尖的木桩，八成也还埋了不少地雷的。老士官们心里都有数，据他们说，要是真的打反登陆战，我们撑不过七十二小时的，即使没有战死，也会被“渴死”。
这简陋的碉堡层层叠叠的住了我们通信排全排十几个官兵中的一半，碉堡里的潮气很重，地上湿漉漉的，“天花板”上持续的有水珠滴落，显然这钢筋水泥碉堡可能是个“海沙屋”，或是有偷工减料之嫌。我们的寝具，包括被子与枕头，白天有大太阳时要搬出去晒干才行。我们的卡宾枪只要三天没上油就会出现锈痕，这可是我们赖以自保的武器，我还得要时时督促弟兄们别忘记擦枪。
早先还在花莲时，连上的老士官们就已经告诉过我，东犬岛是他们最不想驻防的地方。原因非常简单，那儿的生活条件很差，淡水是靠登陆艇每月两次运补来的。每个人每天只分配到大约一个米酒瓶量的淡水。我们从早上刷牙、洗脸开始，到煮饭、烧菜、解渴、洗内衣裤，所配的水量全在此。在台湾时，我们可是每天都要沐浴的。但是因为东犬岛水资源欠缺，这种“浪费”水资源的事，能省就省了。连上的老士官们，教我们如何用一种可以在海水中起泡沫的特别肥皂，用海水来净身。试过几次后，发现海水黏在身上也不好过，必须用更多的珍贵淡水来揩拭，所以不用海水洗澡也罢。至于如何记得把每天洗脸刷牙时的“废”水留下来，简约的在睡觉前擦拭身体的“重要部位”，是岛上每一个人需要锻炼养成的“好习惯”。碉堡旁战备壕沟里的土壁上，被挖了不少小坑洞，放了一瓶又一瓶的“战备水”。这“战备水”是用空的米酒瓶，装满了在下雨天时，官士兵们用自制的纸漏斗所接的雨水，水装满后用蜡烛滴腊封口，置入坑洞，作为万一发生战事淡水无法运补时之紧急饮用水，可见“水”在岛上之珍贵。
记得岛上确实是有一个大概是井水灌注的小池塘，约有四平方公尺的面积，水深才不到三十厘米，由于咸味太重，只比海水稍淡，不能饮用，经常见老士官来洗衣服，池水极其污浊，对缺水的驻军，毫无帮助。至于岛上几十户居民是如何解决水的问题，我就没有去研究过啦。
当年我们岛上没有发电站，营部有一台小型汽油或柴油发电机，不定时的一次发电两小时而已，这是供营部放映电影之用。没错，我们驻守外岛的官兵有相当新的电影可看，而且还是免费的。天黑时，碉堡里用煤油灯来照明。可是煤油供需也有限，主要是烧煤油炉做烹饪用的，得省着用，所以每一个碉堡都另外加配些蜡烛。我们晚上的娱乐节目，是以床为桌，点着蜡烛，每四、五个人围成一圈，坐在床上用扑克牌玩“捡红点”。由于上级三令五申，不准赌钱，所以我们就赌香烟，一旦有输赢，大家就玩得颇认真的。我们每个人每月都配有免费的四条、总共四十包给空军专用的“814”香烟，即使每天抽一包都抽不完的。此时，我的月薪也增加了80元的外岛加给，达到700元啦！
岛上有个福正村，住有渔民数十户约百把人，操福州口音，福州女孩子长得白净清秀，几十年后，看到一篇文章在赞美福州女人，说是“福州出美女”，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福州话极难听懂，好在他们也可以普通话交谈。连上的辅导长警告我们不要轻信这些当地渔民，交往时须避谈与军方有关事务，因为他们的渔船可能在出海后，驶入对岸的港口，谁知道他们是心向那一边的。但是我们经常向他们买很新鲜的渔产，无论是鱼鳃还不断开合，仍在苟延残喘的黄花鱼，或是凶猛挥舞着大钳子的海蟹，都是一块钱一斤，银货两讫，皆大欢喜。
每半个月会有一艘满载的“美”字号登陆舰来运补我们东犬岛的全体驻军，包括军粮，淡水，弹药，油料，烟酒，公文与信件等。军粮有牛、猪肉﹝肉干与罐头﹞，米面，口粮饼干，蔬菜罐头（非常重要，因为东犬岛不产蔬菜）等。大约每四餐中，我们有一餐是得用口粮果腹的。口粮与罐头味道还不错，可是餐餐都吃的话难免会吃腻，我们不时会拿去与当地渔民交换一些海鲜回来吃。
因为没有大饭厅，各碉堡单独开伙，我排里的老士官张全义班长厨艺一级棒，他的红烧黄花鱼，绝对可以上五星级大饭店的菜单。海蟹每只都一斤以上，我们常当宵夜吃，开几瓶台湾米酒，反正都是男生，吃宵夜时可以大声讲一些咸湿笑话，让一天的紧张心情轻松一下。
马祖列岛纬度比台湾稍高一点，我们到达时是冬季，气温很低，早上起来，只有摄氏几度而已，经常会见到遍地白霜，这是台湾本岛的平地上罕见的景象。每位官兵都发了一件厚重大衣御寒，那些大衣已不知道被多少人穿过，我想也从未拿去清洗过，一股怪味加霉味，可是没它又不能挡寒风，只好捏着鼻子穿，但是过了几天也就习惯这怪味，有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啦！
与“见山不见海”的花莲营区相比，东犬岛上几乎每一个碉堡都是“海景屋”，我们的碉堡面对西方，天气特别晴朗时，肉眼可以望见大陆的海岸线，日落的美景几乎天天都有。晚饭后，坐在碉堡前方的草地斜坡上，嘴角叼一只“八一四”，落实了“饭后一枝烟，快乐似神仙”的谚语。此时，除了有节奏的海浪轻拍声，四周十分寂静，金色的海面，偶尔还会点缀着晚归的小渔舟，配上那满天的彤霞，这战地美景，我几乎每天都可以贪婪的尽情享受。
东犬岛北面山丘上，有一座英国人在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建的灯塔，塔高约二十公尺，塔座是用牢实的花岗石所砌造，塔身是传统圆筒形灯塔建筑，内有盘旋向上的石级。我们抽空去逛过，拾级走上塔顶，只见上面设有工作平台，围着铁栏杆，塔顶是圆拱形铸铁灯罩，保存完好，现在已被列为国家二级古迹。只是因当时的国、共对峙，灯塔已停止使用，塔顶的玻璃灯罩都被我们国军用深色油漆涂得不透光了。最近上网，得知东犬灯塔不知何时又大放光芒了，大概与两岸的情势缓和有关。不过现在连渔船上都装置有GPS，用卫星来导航，那灯塔的作用就不再那么重要啦！
隔邻约十五分钟船程的西犬岛，在东犬岛西北方，面积好像比较大一点点，有一个高炮的大炮连常驻，这东西二犬的AAOC指挥中心就设在西犬岛上，它也是当年时常对大陆作骚扰性攻击的反共救国军（就是我们的“水鬼”，或蛙人﹞之基地，听说当时上面还驻有几名美国军事顾问，主要任务是监听中共的无线电通讯。1972年，这两个小岛被改名为东莒岛与西莒岛，大概是取“勿忘在莒”之意吧。
驻防东犬岛期间，我还去参观过几个陆军的榴弹炮阵地，大部分是155榴弹炮。在一个山洞内，我曾看到一尊威力强大的八吋榴弹炮，但它的阵地防御工事还在赶工中。据说823炮战时，我们国军就是靠几门八吋榴弹炮把老共的炮火给压制住的。还有人告诉我，在金门的炮战中，美国的第七舰队中一艘主力战斗舰，在中国二十哩的领海之外，发射了两发舰上的十六吋炮，朝着厦门火车站打，弹着点的爆炸威力十分强大，一公里范围之内，所有建筑物包括厦门火车站都全毁，炸死了好几百人。难怪当年新华社痛责美国，以为他们使用的是小型战术原子弹。唉，死的都是咱们自家中国人，没什么好炫耀的。
“夜夜查哨”的日子
205营的炮兵据点，是在近山顶上，也就是我们碉堡的上方三、四十公尺处。我们的下方是陆军的碉堡，他们在白犬列岛驻了一个团的兵力，团部好像是设在西犬岛上。我服役的1968年，是“八二三炮战”十周年，辅导长告诉大家，打到马祖本岛南北竿的中共炮宣弹，说是要“好好庆祝”823十周年。这“庆祝”的方式，不外加强送突击队（也就是“水鬼”）来骚扰我们外岛驻军。据辅导长说，我们进驻的前几个月，靠海边的一整个班的陆军单位被“水鬼”乘黑给“摸”上，哨兵遭割喉，连警讯都来不及发出，在碉堡里熟睡的那个班，听说是被“迷香”给迷倒了，全员被无声无息的割了喉。到天亮时，邻近的单位才发现，震惊全岛。恐怖的是，每具遗体都缺了右耳，那是被“水鬼”割去报功啦！不过这是“传言”，真实性有几分我很难判断。
有这种可能的突发情况，当然大大地增加了半夜查哨的危险性。调到东犬岛以后，连上只剩我这一个排长，我就成了永久性的连值星官。不过士官长钟赟德安慰我，说我们驻守在山腰上，比靠海边的陆军单位相对要安全得多。但是我们这个连分散在四个据点，都在山腰上，每个点相距约五十公尺，有羊肠小径相连，其中一个最大的据点是营部，营内长官与连部全都住在那儿。每晚的查哨，是我这值星官的责任之一，所以我每天在凌晨一时，要来回三百多公尺查四个哨。由于哨兵知道我每晚查哨的时间，所以如果逾时没看到我去查哨的话，他们会以为我有可能被老共的“水鬼”给“摸”掉啦！到凌晨两点他们交班时如果我还未出现，哨兵会发警讯的。这查哨的动作，有互道平安的附带作用。
东犬岛的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是漆黑一片，连月光都少有，以前听人描述一片漆黑是“伸手不见五指”，这会儿我是亲眼验证的。自己伸直手臂，别说是五指了，我还真是连手掌都看不到呢。
查哨时，我右手平端着一柄已上好膛，开了保险的卡宾枪，只是手指不扣在扳机上而已，左手拿着一个灯光向下的军用手电筒，一个人走在黑暗的羊肠小径上，真个是“步步惊心”。
由于是在前线，查哨“口令”每两小时换一次。这口令的内容是东犬岛指挥部统一订的，每晚都不一样，天黑以前传达给全岛各单位。我每天晚饭后得到营部去拿当晚的口令。也不知道制定口令的是指挥部的何方笨蛋，一点创新感都没有，由晚上十点到清晨六点，回答口令就只在“刘备”、“关公”、“张飞”、“赵云”、“黄忠”这五个三国蜀汉人物的名字上打转，只是顺序是每晚不同。譬如昨夜“张飞”是十二点到两点，今晚可能变成四点到六点。凌晨时分，大家的脑袋都不会像白天一样清楚，尤其是回答口令就只有这几个，紧张之下很容易记错。我每晚得查哨，查哨回来后又紧张得久久不能入睡，是我这辈子记忆中最痛苦的经验之一。
到达东犬岛的第三天，我在营部看到一花一黑的两只混种狗，据营部的士兵告知，这两只狗是上一批防炮营留下的，这就拆穿了以前“换防不留狗”的谎言。这两只狗的名字与其体色相符，就是“阿花”与“阿黑”。其中阿花对我特别友善，就被我带回通信排的碉堡饲养。与我混熟以后，不知何时开始，每晚查哨时，阿花会自动地跟随我一起查哨，我家里养了多年的小狗，都没有这么乖巧，半夜有伴同行，让我宽心不少。
由于徐副营长在换防时，已调升到马祖南竿的团部任管人事的参谋主任，我们换防之后，来了一位新的副营长。营长在一次朝会中，布达了他的任官令。这位副营长是行伍出身，颇为平易近人，很快就与大家都混熟了。就是因为混熟了，他就有一点满不在乎的样子。有一天，已近黎明，但是天色还是漆黑一片。副营长可能是吃坏了肚子，爬起床来走向离营区不太近的厕所，途中遇到我们营里的哨兵。哨兵在黑暗中忽然听到脚步声，大声喝道：“口令”！副营长也许脑袋里还是糊里糊涂的，忘了该答的口令，就随口说：“是我啦”！哨兵没听到正确的答复，也有点儿慌，再大喝一声：“口令”！副营长又没好气的说：“唉呀，是我啦”！此时哨兵“喀嚓”一声，把卡宾枪上了膛﹝为防误击，哨兵的枪通常是没上膛的﹞，再厉声喝道：“口令”！这会儿副营长吓慌了，赶紧说：“是我，X副营长，我记不得口令啦”！此时哨兵终于确认了副营长，恶狠狠的告诉他：“照规定，你第二度答不出口令时，我就该一枪把你给毙了，管他X的你是谁”！副营长不以为忤，当场认错之余，在下一个朝会中还特别提起这件事，把这充员的哨兵报上去记了个功。
“枕戈待旦”的日子
战战兢兢地过了几个月战地生活，正私下庆幸一切平安无事，再过两个多月就要退伍的时候，状况就来啦！大概是四月中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约莫是清晨两、三点左右，我才查完哨回到自己碉堡，奖励了陪伴我的“阿花”一块干粮饼干后，正待放松心情宽衣上床，西犬岛上的防空指挥中心AAOC突然来了个电话，紧急地要找我们的营作战官，说是海域有情况，要他转达所有枪炮据点作战斗准备。原来AAOC雷达幕上在二十分钟之前，就已发现有两个可疑“目标”，从四千公尺外向我们东犬岛航来。这两个“目标”现在已接近到距岸不到两千公尺，而且分放出来四个“小目标”，继续向东犬岛推进，很明显是有企图的。不久，在白犬列岛的陆、空军都已被通知完毕，悄然地照预定的紧急应变程序进入战斗位置，但是全都镇静地按兵不动，全岛也完全熄灯灭火，耐心的拿着武器，无声无息地等四个“小目标”继续往海滩前进，陆军防守部队也及时打开当时颇为先进的“夜视镜”，盯着海边看。事后得知，“大目标”应该是机帆船，“小目标”则是“水鬼”们的交通工具，大概是橡皮艇之类的。
此刻我们碉堡中也已全员戒备，紧锁碉堡门，大家端着上了膛的卡宾枪，坐在观测孔前往外察看。没有多久，滩头碉堡的守军终于目视到正要涉水上岸的“水鬼”，一阵自动武器的射击声点燃了战火，陆军部队立刻对空发射了数枚照明弹。把海滩给照得通明透亮，暴露了海滩上的一群“水鬼”行迹，他们无险可恃，无处可逃，在隆隆地枪炮声中，全成了瓮中之鳖的活靶子。
就在我们碉堡上方不到四十公尺处，有一个我们防炮营的“四联五零机枪”阵地，那平日对空的枪管，此时是朝向海滩猛扫，五零机枪的沉闷砰砰声，比我们熟悉的三零步枪射击声大了许多，加上每四发中有一发曳光弹，在夜空里十分壮观。我们以前在花莲演习时，都是在大太阳下，看不见曳光弹拖的尾巴，这时看起来就像是施放国庆烟火，煞是壮观。半小时后，枪声才渐渐稀落，我就这样经历了生平第一次，也应该是唯一的一次战地经验。对我们这半山腰上的空军陆战队而言，由于这不是中共打大规模登陆战，我们在山腰上又不必与“水鬼” 们短兵相接，所以“看热闹”的成分居多。对这一生难得的经验，我该是兴奋大于恐惧吧。
后来得知，这次来偷袭的“水鬼”十余人，被我方全歼。停留在海面上接应的两条“大目标”机帆船，则被驻守在西犬岛上的大炮营，精准地以雷达导引的两发“90炮弹”同时击沉。
闹了一整夜，到天快亮时，我们通信排就接到营长的命令，加入了陆军部队去搜索可能的残余“水鬼”。东犬岛上四处都是备战时才使用的碉堡，许多这一类的所谓“碉堡”，都只是有个射击口的单兵战斗使用的小掩体而已。我们通信排全排十几个人端着自己的随身武器半自动卡宾枪，在天色微明时，战战兢兢的开始搜索附近的十多个碉堡，其中有一个稍大的碉堡是我们平日储粮、水用的，居然发现碉堡门是半掩着的。我转头问士官长钟赟德：“你昨晚没关好门？”钟士官长不置可否的应了声“大概吧”。可是也不能不进去查查看，我只好鼓起勇气一脚把门给踹开，好在啥都没查到。“水鬼”通常使用的是全自动武器如冲锋枪之类的，我们的卡宾枪乃美军二战剩余物质，是绝对压不住这些“水鬼”的火力。一旦真的面对面干起来，我们就只有“为国捐躯”的份了。
往后我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啦，老共在对南、北竿的心战喊话中（我们白犬列岛距离较远，听不见心战喊话的），口口声声要替他们死难的弟兄们复仇。我们料想老共是不太可能打大规模登陆战的，八成是又要来摸哨。“水鬼”都是晚上才来，所以我们在大白天时才“敢”闭上眼睛休息，晚上至少一半弟兄得要“枕戈待旦”，严防对岸的“水鬼”来报仇。我每晚的查哨也增为两次，作息时间日夜颠倒，日子真的是用熬的。
终于退伍啦！
七月初，终于熬到退伍啦！营部把我们八位预官集中起来，藉六月底加菜之便，办了一个欢送会。我与连上的士官兵日夜相处了一整年，所建立的“革命情感”自然相当浓厚，欢送晚宴上，全营官兵大喝了几十瓶台湾米酒，我被强灌了近两瓶。当借酒装疯的老士官们用湿润的眼眶看着我，感性的说：“排长，你一个多月之后，就要飘洋过海去美国了，我俩这辈子大概无缘再见，总得给我干了这一杯罢”！我脑海里不禁浮现出那王维在“阳关三叠”里的句子，“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你且说说看，这杯米酒能不干吗？这些大约六盎斯的酒杯，二十几杯喝下去，能不醉吗？那晚，我生平第一次喝醉，是被抬回碉堡的。
眼看就要离开东犬岛了，我虽然有点儿“脱离苦海”的感觉，但还是好舍不得眼前的一切景象，那旖旎的碧海蓝天美景，与那远处隐约可见的故国山河。那些被迫离乡背井的老士官们，他们对两岸对峙局势之无奈，与深埋心中的、遥遥无期的返乡渴望。他们与我“哈啦哈啦”时，说的就是我从小熟悉的川音，那份亲切感，是特别容易打动我“游子情怀”的。那看似简陋而潮湿的碉堡，也曾是我挡风躲雨的窝，兼紧急状况时的避难所。那群调皮的台籍充员兵，因为和我年龄相近，也没有真的把我当“长官”看待，常“没大没小”的纠正我那半调子台语发音。当然，我最担心的是那陪伴我查哨的小狗“阿花”，不知道是否会被逮到厨房成为“加菜”的冤魂。
离开东犬岛的前一晚，我们自己碉堡的值班哨兵是台籍充员兵小叶。他是充员兵中与我交情最好的，一个十分纯朴，只有初中学历的农家子弟，入伍前在家帮忙务农，连烟都不会抽。在我任排长的一年期间，他也从未让我操心过。看着我带领着“阿花”要去进行最后一次查哨，他有些感伤的问我：“排长，明天以后，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你啦？”一时间，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得说：“我不会就如此在这世界上消失的，待会我把我台北家中的地址给你，我父母会替我转信的。请记得替我保护那伴我查哨的小狗阿花，别让它被伙房给拖去宰了加菜。”
本以为退伍时是要乘坐那半个月来运补一次“美”字号登陆舰的“便船”回基隆，但是上级命令所有退伍预官得到马祖南竿岛集中，坐比较“安全”的“中”字号登陆舰返台，所以我们必须搭每天只对开一班的离岛交通船先去南竿。
离开东犬岛的那天是个大阴天，虽然不是台风天气，风浪还真不小，也不知道是几级风浪，东犬猛澳渔港停的那艘约二十公尺长的小交通船，即使是绑在码头上，也看得出在海中有半尺多高的起伏。这交通船是船长兼船员，完全一个人包办，能否在风浪中开航，由他说了算。我们八个空军退伍预官基本上已无军人身份，换上了便服，拎着简单行李，齐坐在码头的石阶上，吃完午餐的干粮，焦急的等着船长做何时启航的决定。船长等了半小时，眼看大伙儿归心似箭，告诉我们这风浪虽嫌大一些，但是没有太大的危险性，再等一小时，天候也不见得会大幅改善，不如现在就走，只是晕船的机会要大一些。
我们行李都已打了包，也与相处了一年的军中袍泽道过别，眼前已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八人互相对望一下，虽然都有点儿忐忑不安，但全都上了交通船。这交通船有上下两层客舱，可容约二十位乘客，除了我们八个预官外，还有四、五位穿着便服的乘客，显然都是有军人身份的年轻人。船长发给每位乘客一个呕吐袋，要大家尽量先坐满下层客舱，一方面可让船的重心稍低，在风浪中比较稳，另一方面，下层客舱的晃动也小一些，比较不易晕船。船的驾驶台设在上舱的上面，大概船长是要坐得高高地以便眼观八方吧。
船才出港，我们就已体会到它在茫茫大海的风浪中是多么地渺小与脆弱，船身左右摇摆几乎各达二十度，这左右四十度的晃动，加上近两呎的上下起伏，让乘客们迅速的填满了呕吐袋。十五分钟后，全体乘客除我之外，全都晕瘫掉了。说也奇怪，我虽然也小吐了一口，但大致上没有像其他乘客一样，七晕八素的动弹不得。眼看下舱一片狼藉，我决定到上舱去看看。只见上舱的几位乘客也是一付惨状，正在犹豫该坐那里，顶上响起船长的声音：“不错呀，你还能四处走动，要不要到驾驶舱来看看”？我好奇的爬上驾驶舱，挤在船长身后四处张望，突然在离交通船左边约一百多公尺的海面上，看见有一艘与我们大小相当的船“并肩”而行，船长告诉我，那是老共的监视船，经常靠过来看是什么样的乘客在船上，我仔细端详，果然见到那船上有一个人在用望远镜看我们，十分钟后才驶离。船长说，这是他们的惯例，所以我们这里的乘船规则是不得穿军装，让老共“猜不出” 乘客的兵种与身份。
驾驶舱在风浪中左右摇摆的幅度比下舱大得多，连船长都在作呕，但是他没有用呕吐袋，不一会儿，我就领略到船长的呕吐“高招”，他是乘着船在左右摇摆的最大幅度时，快动作地拉开窗子，伸出脑袋直接吐到海面，完全没沾污船身，那呕吐与船的摇摆幅度之高度配合，简直是神乎其技，精彩得让我叹为观止。在我的赞叹声中，船长故作潇洒的说：“没办法呀，我要是把驾驶舱搞脏了，清理的工友就是我自己啦”！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在马祖南竿岛上岸，大家头昏眼花的先走到团部去办退役手续，然后住进了三军招待所，里面的设备虽仍简陋，但是比起碉堡来，已属“五星级大饭店”，我们都洗了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淋浴。两天后，终于搭上一条返台的“中”字号登陆舰。在船上遇到好几位同期退伍的预备军官，包括在通校受训时，睡在隔铺的成大电机同班同学林叶明，他是驻守北竿岛某小炮营的通信排排长。闲谈中，他完全清楚两个多月前，我们白犬列岛进入战斗状况那一夜的详细经过，只是在战地音讯隔绝，不知道我当时是身历其境的。
这“中”字号登陆舰终于在我方军舰护航下，缓缓驶离码头。记忆中，大伙儿对离开马祖好像都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离情，在甲板上、船舱里，我们一面喧嚣的玩着扑克牌，一面喝着马祖特产的高梁酒，一付庆祝“大难不死”的样子。
回到台北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在澡缸里泡了一个多小时，仔细清理了一下。享用一顿丰盛〈与东犬岛的伙食相比〉的晚饭后，与父母亲闲聊我的外岛经验，我问父亲报上有没有登我们打“水鬼”的新闻，答案是“没有”。想来也是，不就只是打沉两条老共的机帆船嘛，小场面啦！
后记
出国前，我参加了事务官朱及瑞的婚礼，他到了花莲以后才结识的当地女友，这会儿成为他的美娇娘。婚礼上，我们八个205营的预官至少到了五位，大伙儿都对朱及瑞的“快手快脚”，交往半年就娶到媳妇的本事十分欣羡。江光雄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在闲聊时，我曾经告诉过他自己沉迷于“集邮”的事，在我离台前两天，他专程造访我台北大直老家，送了我刚发行的一套五张，印刷精美的“清明上河图”邮票做纪念。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将来在国外介绍精深的中华文化时，这套邮票该是绝佳的解说工具。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见到这套邮票，都会想念到江光雄的盛情。只可惜我们八个预官现在早已失联，也都是七十岁上下的“老人家”了，希望大家都还健在，或许此生还有重逢的机会罢？
大约来美一年多以后，收到一封夹带了我朋友来信的家书（刚到美国时，我与同学与朋友之间，就是靠这样的方式重新联络上的）。来信的这位朋友居然是排里的充员兵小叶，我迫不及待地拆封看信，信中他告诉我他已退伍返乡，以前是不许用军中地址与国外通信的，所以他退伍后才与我联络。他带给我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那每晚陪伴我查哨的小狗“阿花”，最后还是没有逃过被宰食的命运。接替我排长位置的预官，也曾尽力挽救过阿花的悲惨命运，但是在205营轮调离开东犬时，两只小狗又是在荣团会的表决下，双双沦为刀下冤魂。我已不记得给小叶的回信是怎么写的，只记得写那封信时，是“泪珠与笔墨齐下”的。
临离马祖时，我把这几个月存下的两千多元“马祖币”，一对一的换成了新台币，回到台北后，连同那只藏在鞋子里的金戒指，一并交给我母亲了。我知道家里为了筹措我的两万元单程飞机票钱，在亲朋好友之间标了一个“会”，此后两年间，手头会很紧，这是留给父母应急时用的。
事隔四十三年，母亲去世后，我在母亲遗留的少数金饰中，喜见那只我在花莲买的金戒指还在，我认得它是因为金戒指由直形扳回成一个圆圈时，形状是不规则的，再加上那是母亲仅有的一只没有加过工的“丑”戒指。这么多年来，母亲就没舍得把它换卖作家用，留下来还回到我手上，让我看了是又高兴又感伤。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颠沛流离，断然不是我们这些在台湾安定环境下成长的晚辈们所能轻易想像的。父亲是靠一只扳直后藏在鞋里的金戒指，才得惊险的逃离红祸，在九龙找到流离失散的家人。想到我们一家四口能在异域重聚，竟然是靠一只金戒指，对我而言，这只已扭曲得奇形怪状的金戒指，其代表的意义是远高于实际价值的。
前几年的一个耶诞节，我收到小儿子送的耶诞礼物，居然是一柄已妥善复原，而且还可以使用的卡宾枪，甚至还包括了原装的刺刀以及枪套、弹匣。这是因为孩子从小长大就在听他老爸讲古，也爱上了他老爸时常“吹嘘”的卡宾枪。其实卡宾枪是有严重缺陷的战斗武器，威力与准确度都不及当时标准步兵武器M1半自动步枪。唯一优点是轻巧，只重五磅多，射击时几乎没有后座力，所以成为炮兵与伞兵的随身武器。国军沿袭美制，高炮部队使用的也是卡宾枪。在我检视把玩之下，出乎我意料的发现，这柄卡宾枪居然标明是IBM制造的，是的，就是那个制造电脑闻名于世的IBM。原来在二次大战时期，美国全国工业总动员，不少民间工业都加入军工生产，IBM在肯塔基州制造打字机工厂的生产线，很容易地就被改造成为军品生产线，大量制造了包括这批卡宾枪在内的武器。
由此看来，美国一般工业在战时的应变能力，更加增强了她本已深厚之国力。日本军阀不见及此，以为偷袭珍珠港，击沉了一批美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尔后又击沉了四艘美国航空母舰，就此瘫痪了美国海军。那知美国以举国之力，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的短短两年间，居然又赶工建造了将近二十艘更新型的Essex级航空母舰投入太平洋战场，扭转了战局。（Essex级中一艘名为Lexington的航空母舰，如今停在德州Corpus Christi 市的港口作为浮动军事博物馆）。最后日本吃了两颗原子弹，只得屈膝投降，这核弹浩劫是日本鬼子自找的，怪不得投弹的美军。
前一阵子，林叶明从芝加哥来德州出差，我约了住在德州李察逊市多年的刘英毅来相聚。两位都是我在空军通校受训时，一左一右的“邻铺邻兵”，林、刘与我三人后来下部队时都担任过小炮营的通信排少尉排长。我们酒足饭饱后，一道把玩这只老卡宾枪，留下一张难得的照片。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当年在台湾长大的男孩子们，“服兵役”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面对虎视眈眈的中共，人口只有六十分之一的台湾，兵源是一大问题，乃别无选择地采取“全民皆兵”的政策。全台不分男女，从中学开始就接受最基本的军训，各学校里的军训教官就是教我们射击的老师。男孩子们年满十八岁后，“服兵役”更是成为国民应尽的义务。在军中操练了少则一年，多达三年之后，无论是在体魄与社会经验上，都让少不更事的我们在踏入社会之前，有一个磨练的机会。退伍时，我们这些小男生多多少少都会有“终于长大了”的感觉。
告老之年，追忆那些“从军报国”的日子，心中还是有“怒潮澎湃”之感，那毕竟是我一生中最“热血滔滔”的一段，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
（2013年8月完稿于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