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明综合报道）“长征”对中共来说极为重要。自1949年窃取政权后，中共为维持其统治，极力向人民宣传灌输“长征是北上抗日”等谎言。然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曾经撰文披露，“长征”的真相被刻意掩盖删除，中共的有关叙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断进行歪曲编造。海外历史学者也早已经以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所谓的红军“长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红军下饭馆 做皮衣 吃锅贴羊肉
在中共向人民的宣传中，“长征”是北上抗日的“艰苦卓绝的壮举”，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吃皮带充饥。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撰文说，被中共删掉的何涤宙所写的《遵义日记》文献价值最高。这本日记却写了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还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没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
在1927年“八一南昌暴动”中担任参谋团秘书长，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和新四军秘书长的中共高官李一氓，在回忆文章中也曝出红军“长征”吃的特好：途中路线大半是产米地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困难时有酥油，还有锅贴、水饺、火腿、羊肉吃。有时想办法换口味，假如寻到猪油、面粉，又能从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锅，就自己做锅贴。（摘自大陆《文人饮食谭》）
李一氓等红军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饺是件大事，无论如何，一样的材料，一样的做法，经过煎烤，锅贴比水饺香。愈做手艺愈纯熟，他们的锅贴甚至出了名。
李一氓还说，有一晚在甘肃临洮县属的哈达铺，几个红军合资共得银元一枚，向当地人买了一只羊，几个红军把羊分为若干种做法，有羊肉锅贴，几个人当晚就把一只整羊吃光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被抬着“长征”
中共一直宣传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跟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开始形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三人集团” ，他们躺在担架上商议谋划怎样夺取党政军大权。
这个“三人集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块儿行军，通常是躺在担架上。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在艰难的长征中，他们大都被人抬着走。毛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 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 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
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担架上谋划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 这“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王稼祥将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
也有民众在网络上揭露，周恩来也是坐着担架“长征”的。
中共领导“坐担架”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情之一。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
惨败逃亡 血战湘江林彪险些被俘 毛泽东垂头顿足
1933年—1934年10月，蒋介石采用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堡垒战略，调集近百万兵力向中共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损失惨重，无法立足。10月21日开始，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约九万人仓皇从江西瑞金、萼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逃窜，开始了万里大逃亡 —— “长征”。
蒋介石在赣粤湘桂部署了四道封锁线堵截中共红军，红军在越过赣粤湘前三道封锁线时，损失不大。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中央红军自湖南逃到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境内，乘夜强行偷越第四道湘江封锁线时，小诸葛白崇禧亲自指挥桂系钢军与红军在湘江血战。湖南何健派出的湘军也随后赶到广西，跟桂军从南北两面合围红军。
此役是中共中央红军在整个“长征”逃亡途中损失最惨烈的一役，红军血流成河，每一分钟都有一个连甚至一个团被歼灭，由过湘江前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林彪红一军团损失惨重，其军团指挥部差点被攻陷，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都不得不亲自拔枪自卫和战斗，才侥幸在激战中逃生。彭德怀红三军团也遭到重创，红5师师长和政委死亡，全师3000多名官兵仅残余1000人。号称红军“钢铁之师”的红34师连同师长陈树湘全军覆灭，毛泽东闻讯，垂头顿足，流泪哀叹。红八军团1万余官兵，剩下不到1000人，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渡过湘江时身边仅剩一个士兵，红八军团的建制被撤销。
据说，1949年中共窃国后，号称共军“军事天才”的林彪与人一谈起当年的湘江战役时，还心有余悸，感慨万千地说：“湘江那仗打得太残酷、太恶啊……”
红军“北上抗日”是谎言
湘江惨败后，在顾祝同、薛岳指挥的中央军堵截追击下，中共红军逃到川北的懋功，在此与从大别山逃亡5千里而来的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跟张国焘分裂后，红军继续向西逃亡，计划通过甘肃河西走廊，逃到苏联去。后因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红军，再向西逃亡太危险，中共中央于是决定留在陕北。
当毛泽东和中共在1935年逃到延安之初，红军仅残余2万人和占有3个贫穷县的地盘，连生存自保都极度困难。而中共厚颜无耻，伪造历史，自我标榜是“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造谣污蔑蒋介石和浴血抗战的国军“消极抗日，丧土失地”，“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蒋介石摘桃子”（窃取抗战胜利果实）。
“长征”逃亡前 周恩来下令大屠杀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在正式开始秘密逃亡前，为了保证没人逃跑和投降，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
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当时中共苏区的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
政治保卫局的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残忍的是，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表示：“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责任编辑：林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