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485)

下集-第九章:在中共摧残下我的家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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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我的父亲


父亲出身于苏北盐城新兴场一个地主家里,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祖父去世后,老大占去了祖父留下的大部份田产,在新兴场上继承了祖业,当起靠田租和放高利贷的地主。

父亲因为憎恨老大的贪得无厌,中学毕业后,将家里所有放高利贷的借据,当着伯父的面一火而焚,从此兄弟反目。

1931年他变卖了分到的房产作为学资出外求学,在南京,他考上了中央大学,攻读教育学,拜师顾毓秀门下。

1935年大学毕业,眼看当时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民不聊生,中华大地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呻吟,唤起了他救国志向,1937年10月他带着一家从南京逃难到重庆,投奔顾老,去中央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育学系副主任等职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时,刚满八岁的我,住在沙坪坝的双碑镇,那是国民政府兵工署所在地,住着许多逃难而来的下江人,“八年抗战”中,在异乡整整熬过了八年,对抗战胜利后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今天当我翻开记忆中这一页,它仍鲜活的保存着。

这年9月,我们一家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不久父亲担任杭州师范校长。
按‘新生活运动’要求,他身体力行,每天清晨提一把大扫帚,在杭师“东升楼”前打扫校园和校门;主动撤去为他配的黄包车,把配给他的车夫派去为学生伙食团磨豆浆。

我亲眼看到杭师学生的伙食,中午和晚上,每餐至少三菜一汤,常听炊事员责备学生不知谷米来之不易。而那时各校都有学潮,学生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每当学生游行打这些标语,我不知内战从那里爆发,饥饿在那里发生,祸端起于谁手?

1946年春天某一天,“东升楼”前集合了几十名学生,手臂上戴着红袖套,称他们要到市中区参加全市举行的反内战大游行。

早晨八点钟左右,父亲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升楼前,站在他平时站立的升旗台南侧,面向准备上街的游行学生讲话,他讲到八年抗战的艰辛。

讲自己1937年从厦门返回南京,沿途只有人推的独轮车,又逢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九死一生回到南京,赶紧带着母亲,外婆抱着刚出生的我,在日机轰炸下,从下关乘船逃出南京。

日本飞机尾随着插着红十字的轮船,像追一片只有挨打而毫无反抗能力的“绿州”。“绿州”中弹了,着火了,它的甲板上倒着死人,“绿州”用鲜血染红了长江,炸弹爆炸声掩过难民的惨叫,倒在血泊中的母亲,挣扎着把奶头递给那扑在自己怀里的孩子!

当他讲到毫无反抗能力的和平居民,受到鬼子的屠杀,泪珠夺眶而出,声音也嘶哑了。

他说:“我们牺牲了几百万抗日将士,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鬼子,昨天尝尽了苦难,今天正需要和平建设中华时,如果你们是祖国的好孩子,就只有怀着一颗报国心,而不要听从谣言和煽动,将来不易的和平时光白白浪费掉。”

他含着泪珠,希望学生们从国家和平建设大局出发,不要离校。

这一席以心对心的讲话起了作用,准备去市里参加游行的学生,纷纷摘下袖套,收起已打起的校旗,悄然散去。

到了大约九点钟左右,从膺白路方向打着“浙江大学”旗子的学生队伍,向这里缓缓走来,经过校门口时,只有两个学生加入了那支队伍,原来准备的校旗也丢在升旗台前。我记得那一天是阴天,宽阔的马路上行人很少,他们匆匆赶路,向游行的队伍投去好奇而陌生的眼光。

母亲站在家门口,一个劲喊着我,生怕我被那大队的学生吸引了过去。

1947年下半年他又在顾老的推荐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学总务长,以后又改任政大重庆分校的校长,成为大陆上中央政治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

1948年我们离开上海时,为“中共打来了,我们怎么办”?父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母亲坚决反对“逃”。她说:“我是无党无派,共产党不会把我怎么样。”争论结果她赢了,全家放弃了去台湾。

1949年中共占领重庆后,父亲在成都放弃了飞赴台湾的机会,回到重庆北碚家中。1950年在当时中共西南军管会川东行署的指令下,去西南革命大学受训。并在那里得到中共的“政治结论”,要他去贵州参加土改工作组,回来后进行工作安排,他们说父亲是统战对象。

不料,1951年底,在中共掀起的大镇反高潮中,他在北碚家中被捕。

被捕后,由北碚法院的陈文俊(该员2006年还活在北碚)带人对我家进行大搜查,不仅将父母亲多年积蓄搜枪一空,还以“国民党大陆潜伏人员的活动经费”没收。

在父亲的反革命罪状中,首要一条就是“镇压学潮”,被捕五年后他便被关死在劳改队里。

父亲被审讯判刑严格对我们家封锁了消息,禁止我们家人探视,尤其是拒绝向家人出具他的判决书,透露他的情况。父亲就这样被他们“黑办”了。

当我的父亲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时,我们小小五口之家面临了灭顶之灾。而我是当年父亲“镇压学潮”的目击人,很替父亲镇压学潮的罪名不服。

那时电影话剧都宣传‘解放’战争,专题讲学生运动的题材,都是描述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镇压,大批学生倒在枪林弹雨中或被抓进牢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受到老虎凳,烧烙铁等等酷刑折磨。

可是后来,我亲身领受到中共监狱的残酷折磨,才使我体会到中共的裁赃、诬蔑,领会他们不择手段的残暴。

从此,我们一家几乎遭到了中共政权的灭门之灾:我的母亲因为对父亲遭受不明不白前后矛盾的审判,在大鸣大放中提出质疑,1958年被划为右派。

同年,求学的我因同一罪名被划右派,并于1960年锒铛入狱,我的兄弟于1968年被造反派不明不白杀害,我们一家几乎家破人亡。

直到三十年后,我死里逃生回到母亲身边,她才深深后悔自己的无知,并一反过去的害怕和回避,向法院投递了为父亲的申诉。

而幼小的我,早听到中共占领区逃亡出来的人介绍中共的所作所为,此时脑海里更清楚中共的兽性。

1979年经历九死一生以后,我和母亲才得以在二十三年后,重新相聚北碚,在我十几封追问区、市、省的公安检察机关后,才由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回复,说他于1956年就因肺结核钩虫病庾死狱中!时年仅47岁。

我们家,是千千万万无辜家庭,在中共暴力下破灭的一例!(待续)

美东时间: 2013-02-16 04:14:09 AM 【万年历】 【投稿/爆料】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3/2/16/n38020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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