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2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赖瑞 谢平平台湾台中报导）亚洲大学昨（25）日举办“从伊斯坦堡宣言看提升国家器官劝募策略”研讨会，邀请《国家掠夺器官》其中两名作者：吉隆坡医院肾脏科主任阿曼德（Ghazali Ahmad M.D.；前马来西亚肾脏医学会理事长）、特拉维夫大学外科副教授拉维（Ass. Prof. Jacob Lavee；也是以色列希巴医学中心心脏外科、心脏移植中心主任、前以色列移植医学会理事长）赴台，针对来源不明的器官移植对病患影响，以及医师该用何种标准看待自己等层面，进行说明。
在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病患等待着器官，许多中介找上马来西亚的有钱人，教他们以去中国旅游的借口，顺便移植器官，且中介提供的是从医师、器官、机票、住宿等的一条龙服务。当门诊护士在联络不到病患回诊的几周后，他们又带着口罩、病历出现，阿曼德医师就知道他们去了中国，接受来源不明的器官移植。
阿曼德医师看到许多病患回来后，情况更糟，他举了数个例子说明，一、供体源不明，这些病患回来后被感染B型肝炎、爱滋等传染病。二、病患没有受到严谨的检查与良好术后照顾。很多病患在大陆手术后，情况还没稳定，就让他们挂着输尿管回马来西亚。
而有的病患罹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并不适合做器官移植，一位罹患心脏病患回国后，因为心脏不适，医师只好为他减少抗排斥药物，最后这名病患是因为新肾脏排斥，又加上心肌梗塞发作过世。阿曼德医师表示，马来西亚的医疗团队因为不知道病患在中国具体做过哪些手术、服用药物或检查，临床上面对这些病患十分棘手，且病患之后要花大钱住院、治疗。
来自以色列的拉维医师专长是心脏移植手术，他很早就开始注意器官移植，因为人体心脏只有一颗，但他的病患告诉拉维医师，自己在某月某日就可以有一颗新的心脏；拉维医师大吃一惊，人体快死亡的时候，才能让医院准备器官移植的事情，他怎么能笃定在特定时间，自己就可以拿到一颗心脏？来源是谁呢？
大卫‧乔高（加拿大前亚太国务部长）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在《血腥的器官摘取》（2009，博大）一书中披露，中国从2000至2005年六年间，共有6.7万起器官移植手术，其中有4.1万起的器官供体来源无法解释。在各方搜证后，大量证据透露“中共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确实存在于地球上。虽然中国有死刑犯进行器捐，但各国人士纷纷前往中国进行移植，远远高出死刑犯器捐数量。
以色列因为文化、宗教因素，长期以来，对于脑死的认定看法分歧，加上保险公司对境外移植费用全额补助，因此以色列人同意器捐比率甚低。拉维医师认为要解决民众等待器官问题，要从“增加愿意器捐人数”方向努力，身为医师，不能鼓励民众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增加国家杀人的机会，因为就算是死刑犯，有的也是尚未死亡，就上演器官抢夺战。
拉维医师曾数度投稿媒体，积极四方奔走，说明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严重性。2008年，以色列国会通过〈器官移植法〉，重新定义脑死，并禁止保险公司支付境外、境内非法器官移植费用、鼓励签订器捐者，未来可优先获得器官配对机会。也增加了以色列人愿意器捐的意愿。
中共官员近日对外表示，将在五年内停止死刑犯的器捐行动，拉维医师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为什么要等五年呢？应该现在就停止！”不只《血腥的器官摘取》书中直接点名中国大量的器官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12位共同作者也强调，从医学临床上的观察，中国除了死刑犯外，“一定有另外一个提供器官的群体！”◇
新闻辞典
何谓“伊斯坦堡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2008年4月30日，国际器官移植学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召开大会，会员提出器官捐赠应与商业行为划清界限，而非假借旅游名义，行器官移植之实。大会通过后，根据统计有超过100个国家增补器官捐赠的相关法条，并反对商业化的器官移植与器官移植旅游行为。
（责任编辑：罗令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