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节见”“垂丹青”

于谦生平札记(二)

作者﹕刘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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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救时宰相”保中原

1.土木惊变

明朝早期,蒙古势力渐渐分为三大部:一为鞑靼部,居住在戈壁大沙漠北部;一为兀良哈部,居住在鞑靼部的东南;另一个就是瓦剌部,居大沙漠西面。在永乐年间,这三部慑于明成祖的文治武功,先后对明帝国称臣。到了正统年间,瓦剌部出了个不甘寂寞的太师--也先,他不但把本部首领弄成了傀儡,而且控制了蒙古其余两部,势力范围东及朝鲜,西抵中亚细亚,北达西伯利亚,南逼明长城一线,大有恢复大元帝国昔日雄风的势头。

此时,明朝的军政大事,全由王振代理。他不仅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广植私党,还通敌走私。他让党羽郭敬每年私造钢箭簇数十瓮,用王振名义送给瓦刺,瓦刺则回送他良马。

明正统三年(1449年),也先以明帝国刁难其贡使为由,兴兵南下。长期务农的大同守军,在太监郭敬节制之下,接连失利。大同总督宋瑛等4万余人全军覆没。 警讯传到北京,朝廷震动。其实,也先来势虽凶,也不过只有三、五万兵力,和明帝国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明军如果调度得法,只要派一上将就可击退也先。可是,王振却想趁机炫耀自己的威势,竭力怂恿23岁的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

平心而论,若说王振是瓦剌派来的特务,确实有些冤枉他,按民间俗语来说,这家伙就是个“不知道自己一顿能吃几碗干饭”的草包加混混,可是,看看历史,再看看我们身边的事,就不难发现,这样的草包,其危害性往往比真正的特务要大的多。王振草包偏偏又遇到个不知道自己“饭量”的明英宗,这就成了明帝国的劫数。英宗要亲征的消息一经公布,群臣都吃了一惊,反对之声迭起,尤以兵部尚书邝埜和兵部侍郎于谦为甚。可是,英宗已经被王振忽悠的昏了头,啥也听不进了,英宗下令由他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自己则凑齐50万军队,即日动身。仓促调来的50万大军几乎没有后勤准备,为了携运物资,每3个人配备1头毛驴,队伍中人驴参杂,混乱不堪。

王振本以为,50万大军的旗号打出去,可以“吓退瓦剌”。可是,半路上遇到从前线逃回来的同类郭敬,听完郭敬对瓦剌军队凶猛程度的一番描述,王振自己吓的快尿了裤子。更重要的是,从北京出发后,直到大同,一路上风雨交加,就没停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是上天的警示,于是,明军撤退了。八月十四日,明军撤到怀来东南距城仅20里的土木堡,此地原本有个要塞,后因供水困难而废弃了,稍有兵家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个险地,可王振让大伙在此地露营,原来,他沿途搜刮的民财装了千余辆辎重车,这些车子落在后边,王振担心自己搜刮来的这些东西被人抢劫,需要军队保护,50万明军竟成了给王振押镖的。

此时,瓦剌骑兵接踵而至,切断了土木堡附近唯一的水源,明军大乱,几十位文武重臣,连带明英宗自己都成了俎上鱼肉,任人宰割。这一战,明帝国全军覆没, 英宗被俘。唯一能给大明一点安慰的是,护卫将军樊忠在阵亡之前,揪住王振,大呼:“吾为天下杀此贼。”一锤送他去拜见阎王了。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

2.保卫北京

兵败土木堡的消息一传出,就不仅仅是朝廷震动,而是举国震惊了。22岁的郕(音同“成”)王此时没了主意,立即把留守北京的大臣们召集来,讨论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发言,他的基本观点就是一个字──“跑”,把都城迁到南边去,他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

这个徐珵,是个有些小聪明的人,《明史》上说他,“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这样的人,如果在今天,确有几分神秘色彩,然而,在中国古代,《易》为群经之首,是每个儒生的“必读教材”。而对于“五术”(备注(1))的研究,能够像孔明,刘伯温这类学有大成者虽然是凤毛麟角,但是那些基础的“科普知识”,贩夫走卒也能随口道来。

徐珵在朝堂上谈及天象,颇有班门弄斧的味道,而其主张竟是要脚底抹油,自然为大家所不容,“金英叱之”(并非所有的太监都是小人),“胡濴(音同“营”)、陈循咸执不可”,理兵部的于谦更是厉声斥责:“言南迁者,可斩也。”他接着提醒大家:“京师是天下根本,一旦迁都,大势去矣,大家忘了宋室南渡的教训了吗?(“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话不在多,而在于是否能一语中的,于谦的寥寥数语,决定了明帝国未来的命运, “王是其言,守议乃定。”

战略上已经决定坚守了,接下来面临的,是一个实质而且尖锐的问题,用什么守?朱祁镇这趟出门,把京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的主力,明帝国北方精锐以及半个朝廷六十几位重臣,统统留在土木堡了,可以说,大明几十年攒的家底基本赔光了。京城周围则是“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于谦请郕王把各地的预备役(“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甚至后勤部队(“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都调到北京来了,细心经画部署,这才“人心稍安”。于谦也不再是代理,而被任命为正式的兵部尚书了。

这真是大明的多事之秋,没过几天,朝堂之上又出了乱子。大伙对于造成土木之变的王振恨之入骨,在朝会上,请郕王下旨“族诛王振”。王振的爪牙马顺当时在场,按理说,在这样群情激愤的场合,他应该悄悄的躲在一边,惟恐大家注意自己才是,可是这小子竟然不识时务的“辄叱言官”,他大概以为还是王振专权那会儿,给事中王竑(音同“宏”)忍无可忍,冲上去就报以老拳(“廷击顺”),其他大臣也相继加入了殴打马顺的行列(“众随之”)。明清两代最重“官仪”,上朝面君,廷前奏对,如何迈步,眼睛看哪儿,都是有讲究的,谁曾想平时迈方步的斯文大臣们,竟然挽袖子、抡胳膊,打起群架来了--王振专权,残害忠良,土木惊变,社稷危亡--所有的怒火烧在马顺的身上,一会儿的功夫,马顺去地府和王振会合了。朝堂上乱了,卫兵们也嘈杂一片。面对这一切,郕王害怕了,起身要溜,朱祁钰若是就这么走了,掌管东厂的王振余党们,铁定会杀害这些大臣,给马顺报仇。那时候,不必也先来攻,明帝国从内部就崩溃了。此时力挽狂澜的又是于谦,他从人群缝隙间挤了出来(排众直前),这番挣扎还真是力气活,于谦“袍袖为之尽裂”,他拽住郕王,让朱祁钰当众宣布:“马顺罪有应得,(打死他的事) 不予追究”。有了郕王这番话,王振的余党们就不敢乱来了,大臣们也安定下来了。退出朝堂时,吏部尚书王直握住于谦的手感慨连连:“国家就得靠你啊,今天的事,就算有一百个王直也没用啊!”于谦从此成了大明帝国的主心骨。

接下来,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国不可一日无君”,大明现在面对的局势比这个更糟,因为那个“君”现在在敌军手上,不但不能掌管朝政,还成了瓦剌手里的挡箭牌。于是,大臣们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郕王却吓的一再推托(“惊谢至再”),看来,皇帝也不是什么抢手的职业,坐在那个位置上是要担责任的。于谦搬出孟轲老先生“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高声道:“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于是,“王乃受命”。于谦固然是为天下计,然而,此举在明英宗心里,却对于谦留下了芥蒂。

是年九月,郕王朱祁钰登基,后世称为景帝,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针对瓦剌的企图,向景帝陈述了自己的对敌策略,还推荐了一批文武官员,并立下军令状-- “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依明制,兵部尚书不能直接指挥军队,为此,十月,景帝下特旨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

此时的北京与之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英宗兵败土木堡的消息刚传回京城的时候,整个京城自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一片人心惶惶,军队完全是一触即溃的状态。然而,经过于谦一个多月的精心调度,京城的防务变的条理清晰,虽不能说固若金汤,但足以与也先一战了,最重要的是,人心安定了,大家现在考虑的不再是如何逃命,而是摩拳擦掌,要给瓦剌入侵者一点颜色看看。

与此同时,也先正得意洋洋的挟持着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奔北京而来。大将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要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

人们惊讶的发现,文职出身的于谦,在军旅中调度有方,丝毫不亚于古之名将。他调动诸将,率领22万部队,列阵于九门之外。于谦自己则和大将石亨,副总兵范广带兵守在德胜门外,这里正面当敌,压力是最大的(“而谦自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陈德胜门外,当也先”)。于尚书的这一系列动作,彻底颠覆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偏见。

于大人还有一个惊人的决定,“悉闭诸城门”,也就是说,要么得胜凯旋,要么大家就战死在北京城外,此举颇有当年大将军韩信背水列阵之风。而于谦的另一道军令,后来差不多成了明军的铁律--“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大明守军严阵以待了,瓦剌那边如何呢?

也先原以为土木一战,明朝君臣一定吓破了胆,北京城完全是囊中之物了。谁知到了这儿才发现,大明守军正磨刀霍霍等着他呢,本来信心满满的也先,有点泄气了 (“意稍沮”)。这时候,有个叛变的宦官喜宁给也先出了个馊主意,让他“邀大臣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说白了,就是把英宗当肉票,让家属拿钱来换人质,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濴等出城谈判,景帝不准。也先的信心又受了一次打击(“也先气益沮”)。

“每况愈下”这个词,简直就是为此时的也先量身打造的。庚申日,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发现几个神色慌乱,装备不整的明军骑兵在晃悠,也先的结论是,明军没准备好,于是,他出动了一万骑兵想趁虚而入,带队的是也先的弟弟,号称“铁颈元帅”的孛罗茂洛海。然而,也先可怜的信心再次受到了重创。

副总兵范广带着神机营留守京城的部队,正埋伏在沿路的民居中(“设伏空舍”)。大明帝国的火器可不是盖的,19世纪70年代,清末名臣左宗棠出师西征,在陕西凤翔发现明制的“开花炮弹”,不禁感慨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于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土木堡一战,完全是 因为王振“外行领导内行”,神机营才未显出神威。此刻,神机营要一雪前耻了。一时枪炮齐鸣,“伏起齐击之”,“铁颈元帅”变成了“断头将军”(“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死”)。

北京城有九个门,在德胜门损兵折将,不能就这么算了,也先想捞回点本儿来。于是,“寇转至西直门”,在这里负责“欢迎”他的是都督孙堂,孙都督的欢迎方式就是手持大刀,身先士卒(“斩其前锋数人”),这时候,石亨的援军赶到了,如此规模的“欢迎仪式”,让也先感觉特别不适应,他掉头就走(“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在彰义门,瓦剌兵受到了差不多的待遇(“副总兵武兴击寇彰义门,与都督王敬挫其前锋”),总之,也先碰了一鼻子又一鼻子灰,估计快出鼻血了,他只好撤退到土城。

这里同样不欢迎也先,居民们爬上屋顶,砖头瓦块,可能还夹带着夜壶之类的,雨点一样的砸向瓦剌兵,同时还用嗓子配以音响效果(“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明将王竑和福寿也带着追兵赶到了,也先只剩一条路了--跑吧。

相持了五天,也先要谈判没人搭理,在战场上又挨揍,这份沮丧真是难以言表。那感觉,就像正在做一个美梦,在梦里大元帝国就要复兴了,这时,突然有人在耳边喊:“也先,起床,要尿炕了。”而这个喊醒他的人,就是于谦。不过,现实连沮丧的时间也不肯给也先,探马来报,大明各路勤王的部队正在纷纷开赴京城,也先知道,再耽搁下去,自己的性命多半也要交代在这儿,只好带着明英宗“由良乡西去”。于谦却不肯这么放他走,“调诸将追击,至关而还。”于谦的《出塞》诗记录了这场保卫战的胜利:

 

健儿马上吹胡笳,旌旗五色如云霞。

      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
 
      瓦剌穷胡真犬豕,敢向边疆挠赤子。

      狼贪鼠窃去复来,不解偷生求速死。

      将军出塞整戎行,十万戈矛映雪霜。

      左将才看收部落,前军又报缚戎王。

      羽书捷奏上神州,喜动天颜宠数优。

      不愿千金万户侯,凯歌但愿早回头。


  
瓦剌兵退,京城解了围,“论功,加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却说:“仗都打到家门口了,这是卿大夫的耻辱,我怎么还能邀功请赏呢!”因而“固辞”,可是景帝不答应,非赏不可。自此,直至景泰8年正月英宗复辟前,于谦在朝中始终一言九鼎。

自朱元璋罢免胡惟庸,中国再无宰相之位,然而,于谦在景泰年间的地位和影响,乃是事实上的宰相,应验了当年那位高人“他日救时宰相”的预言。

3.清廉自守

转眼明英宗在蒙古住了快一年了,这期间,于谦坚持不和瓦剌讲和,又设计杀了那个给也先充当狗头军师的太监喜宁。也先越发觉的,把英宗留在身边,讨不到半点便宜,还得免费给提供食宿,这买卖亏大了。于是,也先接连派出使者,提出要把英宗送回去。大臣们商量派使者去迎接,景帝不高兴了:“我本来不想坐这个位置,是你们把我推上来的。”言外之意是:“我哥哥回来了,我们俩如何相处?”于谦给了他一个定心丸:“皇位已经定了,不能再改,我们得快点把他接回来。”景帝态度马上变了,连说:“听你的,听你的(“从汝”)。”于是,先后派李实、杨善前往把英宗接了回来,安置他住在南宫。所以,《明史》上说,英宗最后能回家,是“谦力也”,然而,于谦从不以此居功(“上皇虽归,口不言功”)。

土木之变后,明帝国国力大衰,湖广、贵州、广西、瑶、侗、苗、僚等处变乱蜂起,调兵遣将,平息叛乱的重责,都担在于谦一个人肩上。在战事急迫,瞬息万变的当口,“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于谦的同僚和下属“相顾骇服”。

此时的于谦已经位极人臣,然而,他并未得势忘形,生活依然简单俭朴,居住的房子仅能遮挡风雨而已。景帝把西华门的一处豪宅赐给他,他推辞说:“国家多难,作臣子的怎么敢只顾自己享受。”以往皇上赐给他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他也全部封好,写上说明,只是每年拿出来检查一下。

有一年,于谦过生日,皇上派人送给他一只金座玉猫。谁知管家根据于谦的叮属把送礼的太监拒之门外。太监有点不高兴了,就写了“劳苦功高德望重,日夜辛劳劲不松。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情不通。”四句话,叫管家送给于谦。于谦见了,在下面添了四句:“为国办事心应忠,做官最怕常贪功。辛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太监见于谦这样坚决,无话可说,回去向皇上覆命去了。

景帝深知于谦的为人,因而“所论奏无不从者”,景帝想任用哪个人,总要事先悄悄问问于谦的看法,于谦总是据实以答,“无所隐,不避嫌怨”。这下得罪的人就多了,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不像于谦那么得皇上信任的,也妒嫉他。然而,“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这句话在于谦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于谦的刚正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改变。

当初那个建议南迁的徐珵托了个熟人,求于谦推荐自己作国子监祭酒,于谦向景帝推荐徐珵,景帝的记性倒是很好,一听这名就想起来了,原来是那个业余预测爱好者啊,这人不行啊,会把国子监那些学生带坏了(“将坏诸生心术”)。徐珵不知道于谦给他说了好话,还以为于谦故意挡他的仕途,“深怨谦”。这小子后来把名字改为徐有贞,可是对于谦的怨恨依然没改变。

武将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之前,本来因为违犯军法被削了职,是于谦请求景帝重新起用了他,还让他“总兵十营”,但他因为害怕于谦而不敢放肆,觉的自己总是束手束脚,因此也不喜欢于谦。京师保卫战中,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但是却得到世袭侯爵,内心觉的不太踏实,于是他上疏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因此下诏让于冕到京师,于谦推辞不肯:“国家在多事之秋,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石亨身为大将,没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或提拔一个士兵,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让儿子滥领功劳。”

于谦称得上是维护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在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中,善恶是非是有固定的尺度去衡量的,决不会因为某人对自己好,就认为某人好,反 之,也不会因有人对自己不好,而另眼相看,甚至打击报复。这番话出自于谦之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并非他对石亨有什么个人意见。然而,石亨并不是个道德君子,他因此事对于谦怨恨更深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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