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3月13日讯】文章提要：
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对此本文首先从西方学者的看法描述了“文化中国”指的是什么，然后从近代国家观念的变化，也就是中国在西化、全球化过程中从“文化中国”发展到政治国家，最后到党国；西方从宗教国家发展到近代国家，政治国家，这两条线索提出对“文化中国”的重新思索，以及对于近代国家为人类带来的问题的质疑。
全文共分五部分：一．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二．何为“文化中国”；三．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党国”的发展变迁；四．对近代“政治国家”的辨析；五．文化中国与宗教国家、近代国家的区别。（续上期）
三．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党国”的发展变迁
“文化中国”对我们这几代人来说虽然是陌生的，要重新加以发现和认识，但是对于一百年前，或者说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学者和思想家们来说，却不仅不是陌生的，而且根本就是在他们血液中的内容。
“文化中国”在最近一百年来全盘西化过程中遭到致命的碰撞，最后在极端片面的西化中彻底遭到毁灭。要了解这个毁灭，就要先了解西方社会在国家问题上的演变，以及《九评》总结描述的百年来的中国历史。
1.从宗教国家到政治国家
要了解全球化、西化在国家问题上给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就要首先了解西方在国家问题上的发展变化。在古希腊后中世纪前西方的国家形式可以说是由基督教所决定的。宗教被用于世俗过程中,基督教教义和思想，及其教会不仅决定了国家的形式、权力的承袭和行使，而且决定了社会的结构。教会、教士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被教会决定的社会各群体的等级和组成是固定的，不能够变更和超越。因此可以称这一时期的国家是宗教国家。
由于只有教会和教士能够代表神旨，为此这严重地禁锢了社会和个人的自由，限制了贵族，以及后来发迹的商人们的权利和利益。近代历史的开始正是基于要求王室贵族，以及普通个人都有权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感知，而不必经过教会和教士，要求教会和教士们从世俗的生活中退出去而产生的。因此可以说近代是一种宗教退出的过程。但是，这个宗教退出，却不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从社会文化中退出，而是从国家和权力中退出。
这个退出在最初的表现形式是个人的觉醒，哲学不再作为宗教的婢女，艺术和科学重新返回希腊时代的探究的一种文艺复兴。国家解除宗教化的努力则表现在，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探索的近代国家观念认为，国家不是上帝的创造物，不应该屈服于教会基督教及其教会。他们认为国家是自然的产物，如此产生了契约论、人民主权、统治者的统治权，以及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的思想。这种把国家纯粹客观化，对像化的结果造成了近代国家的政治化。甚至可以说权力化，国家变成只是一个权力建构。
我们应该看到，直到中世纪，欧洲的“国家”没有近代国家所拥有的那种统治权力。它的权力受到封建领主、教会等各种限制。其后，在与教会和领主的斗争中国家拥有了更多的主权，而且扩大了各种职能，这个演变才使得国家成为近代国家。
政治国家可以说是近代国家观念的特点。它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为此，这个权力建构从诞生，还在襁褓中时就受到思想家们的质疑。他们认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国家的权力问题。
到目前为止，对此的探究告诉我们，正如丘吉尔等人所说，民主制，多党制不是好制度，可在目前人们所知的国家形式中没有更好的替代它的形式。而对此人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的结论则是，一党制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坏的制度。至于它为什么比古希腊、罗马的暴君、僭主，独裁者，比中国的秦始皇、隋炀帝还要坏，人们对于希特勒纳粹和共产党的罪行的研究和反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汗牛充栋的资料。
2.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
对于西方来说是从宗教国家演变发展到政治国家，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却是“文化中国”的毁灭，“政治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样一个崩溃毁灭过程，对于其后几代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那些出生在“文化中国”中的前辈贤者们却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一百年前之所以有中西问题的讨论和争论，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就是因为那一代人深深地看到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基础与西方的根本不同。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大家知道“体”就是“体”，是无法改变的实在。所以是否“中学为体”本来是一个不能讨论的前提。只有“用”还是“不用”，“用什么”和“不用什么”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这就如一个中国人踢足球、练体操，就是中国人之“体”，从事西方运动。无论他如何努力，中国人，黄种人先天的各种体质特征都会存在，都不可能因此而变得和西人完全一样。从“体”上接近的方法唯一可行的就是一代代地杂交下去。但是杂交的结果是黄种人走向白种，还是白种人走向了黄种，这是无法定义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只能是有色人种多了。
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毁灭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何谓文化中国中谈到的那些特点。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带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国家的彻底政治化，如果说民主化的政治化还可以给不同的思想和信仰一定的空间，那么极端化了的“一党化”，或者说“党国化”则将彻底粉碎一切其它的文化。
在这一发展上，两类典型的例子说明了文化中国的毁灭。
一个是百年前，辛亥革命满清王朝结束后，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先生和王国维先生的自尽。他们以身告诫世人自己与“文化中国”同归。深掘梁济和王国维两位汉人知识精英殉满族统治之清，无论从哪方面都可谓我们前文所言“文化”之于中国超越种族、地域和政治的典型例子。
文化中国中的“文化人”对于辛亥革命后“政治国家”带来的威胁是敏感的，尤其是那种“政治国家”的极端化，“党国化”。这第二类例子就是陈寅恪和吴宓在国民党的北伐军将要到达北平的时候的忧虑。在党国文化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还没有取得统治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威胁，而相约不入党，甚至准备最后退出大学等学术机构。
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的还有第三个说明，这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把“训政”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这也充分说明这个“政治国家”不是中国的。从来的西方国家的演变都没有一个“训政”阶段，一个人为的训导。辛亥革命后的所谓军阀割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也不是完全负面的，它是一种传统中国对于“政治中国”到来的一个最后的对抗。而北伐的结果则说明，是国民党灭亡了文化中国，带来了政治中国。而在其后的历史发展则是共产党带来了最极端化的政治国家——党国。
3.从政治国家到极权主义的党国
党国是近代国家的一种极端化结果，一种癌变。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两个极权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一亿以上的人死亡，就是这种癌变的结果。
从宗教国家发展出来的现代政治国家的特点是脱离了国家与真理、宗教信仰及文化的关系。近代国家的这个特点使得它摆脱了国家及其权力的绝对化。它假设人所组成的社会与国家是一种自然的需要，一种契约关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权力结构和关系。三权分立，议会制，民主选举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形式。然而，西方在十九世纪后，由于新的社会群体与旧有的社会结构的矛盾，由于经济危机，在脱离了旧的宗教的合法性基础后在新的自然法等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等问题尖锐起来，这使得一些人和群体把解决社会矛盾，经济问题的希望重新和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信通过政治手段和经济措施能够实现对于世界和人类的拯救。为此就把近代国家再次和一种意识形态化联系在一起，并且把权力和经济手段绝对化。这样，一个党、一个派别、一个政府成了真理的化身，拯救者。近代国家的这种绝对化就形成了一种极端化的形式——党国。
本来这种党国化的结果并非是中国历史的结果，而是西方历史的结果。因为只有在二元论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才会有这种一元化的绝对倾向，才会有那种民众对于权力和国家的绝对服从和崇拜，而中国没有这种二元的思想基础及意识形态。或许正因为此，孙中山感到了这个近代国家形式的思想需要。他在辛亥革命后，最初把近代国家引入中国时，由于在中国没有它原来所有的文化精神土壤而发生了很多问题。为此，他为第三世界，没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地区的国家现代化过程在提出了训政阶段的同时。为了迅速有效同时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尽管三民主义或许自身在政治上没有那么绝对僵硬，然而严重的是，这其实就为共产主义这个典型的西方的意识形态进入中国创造了存在发展的空气和土壤。
百年前，中国从“文化国家”走向“近代国家”是一种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的结果。而在辛亥革命后的这个西化的过程中，中国更为不幸却是走向的是一条“极端片面”的西化道路，一个癌变的西化道路，一个西方人自己也一直警惕抵制的道路——党国之路，国家权力的极端化、绝对化。
十九世纪末期后传统的文化中国走向衰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开始走向近代国家之路，一九一一年创建了第一个近代共和国，但是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则完全步入了党国，成为一个比西方还要纯粹的极权主义国家。
在同样的西方文化基础上进行比较，我们会看到，近代政治国家与党国，极权主义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宗教退出去的近代国家中政党代表的或者是某一群体的利益，或者是某一种政策观点，已经不是真理的代表者。只有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他们是代表真理的党。而这就注定了这种党的目的一定是党国一体，社会的一元论，也就是极权主义化。
关于当代中国走向党国之路，《九评》对于这段历史有着准确、详尽的记述和分析，这也正是导致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请读者直接阅读《九评》，作者在此不再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