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二 “巧妇能为无米炊”
大饥荒（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
（接上24）
一九五八年底大跃进的最高潮时，一场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开始了：首都十大建筑，将在十个月内完工，也就是在建国十周年纪念日——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前。
十大建筑之一是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西侧的一幢苏维埃式立柱大厦。它的大理石正面长达四分之一哩，悬挂着水晶吊灯的主宴会厅可容纳几千人，这里是召开重要会议和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地方。所有的厅堂都很堂皇，以各省名字命名。我父亲负责装饰四川厅的工作，完成后，他邀请和四川有关系的中央领导来检查。四川人邓小平来了，贺龙元帅也来了。贺龙是著名的罗宾汉式人物，创建红军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邓小平亲密的朋友。
当时我父亲因事暂时离开了，留下这两人和另一位官员——邓的兄弟——闲谈。他回来时，正好听到贺龙元帅对邓的兄弟说：“令兄才是正统。”他们看见我父亲进来，就停止了谈话。
事后我父亲一直紧张万分。他知道自己是无意中听到了高层统治阶级内部不满的心声。看来他是凶多吉少了。幸而，什么事也没发生，大约过了十年后他告诉我这件事时，他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这种造反的话，就算只是听听也会犯杀头之罪！”
他无意听到的话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一点儿不满而已。这种不满情绪在许多高级领导中都有，包括新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九五九年秋天，刘来成都视察一个人民公社。一年前，毛对这个社的掺了水的水稻产量数字大加赞扬。为了迎接刘少奇的到来，当地干部把他们认为可能泄露机密的人都锁在一间庙里。
但是刘少奇也有他的“情报”，他走到庙前时刻意停下来，要到里面看一看。干部们急忙提出各种借口劝阻，甚至说庙要倒塌了。但刘坚持要看，最后都把生了銹的大锁哐铛一声开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农民蹒蹒跚跚走到阳光下，极为尴尬的公社干部试图对刘主席解释这些人都是捣乱分子，把他们锁起来是因为他们可能伤害主席，农民们都默不作声。虽然公社干部都无权决定政策，他们对治下的农民却有无上的权力。他们如要惩罚某人，可以派他做最坏的工作，给他最少的粮食，或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折磨他、斗争他，甚至逮捕他。
刘少奇问了一些问题，农民们只是瘪着嘴笑，支支吾吾的。在他们看来，冒犯国家主席要比冒犯公社干部好得多。因为几分钟后，国家主席就要回北京去了，但公社干部却会和他们过一辈子。
另外一位中央高级领导也来过成都——朱德元帅，由毛泽东的一位秘书陪同。朱德是四川人，曾是红军的总司令和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主要军事功臣。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就逐渐引退。此行他访问了成都附近几个人民公社。当他沿着锦江沿边散步时，沿岸的凉亭、竹林及垂柳环抱的茶馆激发了他的诗兴，朱德顺口吟道：“天府之国真正好。”毛泽东的秘书补充了句，“可惜共产风刮糟了！”当时我母亲在旁跟随，她心里暗暗说，“我完全同意！”
毛泽东自然对这样的同事疑心重重，又对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反对耿耿于怀，他固执地坚持他的经济政策。虽然他不是不明白它们造成的灾难，并且悄悄修改了一些极端行不通的命令。但他绝不愿意丢面子，全盘取消他的办法。就这样，六十年代初，一场大饥荒席卷了全国。
在成都，每个成年人每月的食物配给减少到大米十七斤，食用油二两，要是有肉卖的话，也只能分到二两。这是当时所能得到的全部，其他食物几乎没有供给，连卷心菜也极为罕见。许多人患了水肿——一种由于极度缺乏营养而造成皮下积水的疾病。病人变黄、腿肿得像水桶。最流行的医治方法是吃小球藻，据说它所含的蛋白质多。小球藻以人尿为养料，所以人们不再去厕所，而把尿撤在便盆里，往里面撒下小球藻种籽，几天后就会长出像绿色鱼卵一样的东西，然后用勺子把它们舀出，冲洗干净，混着大米一起煮。大家都吃得恶心，又不能不吃，因为它确实能减轻水肿。
我父亲的食物配给也和其他人一样，但因为是高级干部，所以享有一些特权。在我们居住的省委大院里有两个食堂：一个小灶，是为部长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设的；另一个大灶，为低于这个级别的其他人服务，包括我姥姥、俊英娘娘和保姆。食堂里的食物比街上要多些，因为省级政府有自己的农场，而且受管辖的县政府也常送来“礼物”。这些珍贵的食品都分到两个食堂，小灶优先。
我父母还有特别的购买券，我常和姥姥用它们到大院之外的专门商店去买食物。我母亲的购买券是蓝色的，她每月有权买五枚鸡蛋、一两黄豆和二两糖。我父亲的购买券是黄色的。因为他的级别较高，他可以买两倍于我母亲的配给。我们把两个食堂和其他门道拿回来的食物混在一起吃。大人总是让着孩子，所以我没有挨饿，但大人们都半饥半饱。我姥姥得了轻度水肿，她在家里养了小球藻，我知道大人总吃它，虽然他们不告诉我为什么要吃这种泡在尿里的东西。有一次，我好奇的尝了一点，马上觉得恶心，吐了出来，再也不碰它了。
我没意识到周遭正有一场大饥荒发生。一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边吃着一块小馒头，一个人冲过来，一把从我手上抢走，待我回过神来，只见一个非常瘦小的黑背影，赤着脚飞快地跑进一条泥泞的小巷消失了。当我告诉父亲这件事时，他眼里露出非常悲哀的神情，摸着我的头说：“你很幸运，别人家的小孩子都在挨饿。”
那时，我经常到医院去治牙。在那儿，我看到一群群腿肿得透明发亮，圆得像大水桶的病人，被人用平板车拉到医院，医院此时已人满为患。当我问牙科医生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时，她叹了口气，简单地说：“水肿。”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她只含糊地咕哝了几句，我似懂非懂地想到这和食物有关。
水肿病人大部分是农民，他们没有粮食配给。农村的饥荒情况最严重，因为政府的政策是有粮先给城市，公社干部不得不强制农民交出最后的存粮。在许多地区，藏粮的农民不是被捕，就是一阵吊打。不愿从饥饿的农民手中夺走粮食的干部被撤职，或受到肉体折磨。结果是种粮的农民饿死了几千万人。
我后来才知道我家在四川和东北的几位亲戚死于这场饥荒。其中一个是我父亲的傻兄弟。我祖母于一九五八年谢世，她不听家人的劝，不懂要慢慢吃配给的粮，结果一个月的粮在几天之内就被她吃得精光，于是很快就饿死了。我姥姥的妹妹玉兰和她丈夫效石也在这场大饥荒中去世。由于效石原是国民党特务，他家被送到东北北部偏远地区的农村。粮食一少，公社就根据他们的不成文规定，给“阶级罪人”效石全家最后分粮。结果他们夫妇两人把食物让给孩子吃，自己送命，孩子们幸免于难。我姥姥兄弟玉林的岳父也是饿死的，死前，他把枕芯和编结大蒜串的草带都吃了。
我八岁那年的一天晚上，一位瘦小、满脸皱纹的妇女来到我家。她形容枯槁，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她是我家保姆的母亲。她一进门就趴在我母亲面前磕起头来，称我母亲是她女儿的“救命恩人”，说：“如果不是你，我女儿也活不成了……”我当时不明白这话的含意，后来才知道她是来报信，说她丈夫和小儿子都饿死了。一个月后，我家保姆收到一封信，信说她母亲从我家回去后不久也饿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家保姆悲哀欲绝的痛哭情形，她靠着门前台阶的柱头，用手绢捂着嘴，身体不停地抽动着。我姥姥盘着腿坐在床上，也在哭。我藏在姥姥的蚊账外面的一个角落里，听见姥姥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就是这么多人都饿死了……”几年以后，我听说我家保姆的哥哥和嫂子也饿死了，因为地主家庭在饥饿的人民公社里常常是排在最后面分粮。
一九八九年，一位曾在专门救济饥荒的部门工作过的干部告诉我，你相信四川饿死的人有七百万，这占了“天府之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全国饿死人数呢？一般的估计是三千万人。
一九六零年的某一天，宜宾俊英娘娘邻居的三岁小女儿突然失踪了。几天后，这邻居偶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街上玩，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她女儿的。她上前细看，发现那衣服确实是她女儿的，就立刻报告了警察。经过调查，发现小女孩的父母是卖烧腊肉的，他俩诱拐并杀不少孩子，当作兔肉高价出售。这对夫妇后来被处死，案情密而不宣，但大家都知道那时常有小孩被杀的事发生。
多年后，我遇到父亲的一位老同事，他是一个非常和善、能干、从不夸大其词的人。他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一件当时在一个公社中所亲眼目睹的事。这个公社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农民饿死，虽然那年本应是个丰收年。眼看就要到手的谷物大部分没有收割，因为男人们被派出炼钢。后来公社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终于酿成大饥荒。一天，一个农民闯进他房间，跪倒在地就是一阵痛哭，说自己犯了不赦之罪，乞求惩罚。最后才弄清楚，这人杀了自己的婴儿，并吃了孩子的肉。饥饿成了难以控制的魔鬼，驱使他去动刀。他发疯似的揪打自己，脸上泪花滚滚。我认识的这位先生下令把他抓起来，后来枪决了他，以警告那些杀害儿童者。
官方对饥荒的解释之一是：赫鲁晓夫突然逼中国偿还朝鲜战争中为帮助北朝鲜而欠下的债。因为好些中国人都记得从前被债主无情逼讨的苦日子，这么一说，他们怨恨的目标就转向苏联。（此处删去一句）。
另一个官方公布的原因是：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总有一些地区发生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短缺。当时全国的气象全盘消息只有最高层领导才知道。事实上，由于人口难以流动，很少有人知道邻近地区发生了什么，甚至隔个山坡就像隔了千山万水。许多人对官方宣传信以为真，至今仍以为饥荒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我虽然不了解全局但是我曾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谈过话，极少有人说他们那个地区在那几年发生严重天灾，不过，却都提到饿死人的事。
一九六二年初，毛泽东在一次有七千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说，饥荒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当时刘少奇却突然冒出一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父亲听到后对我母亲说：“恐怕少奇同志要倒大楣了。”
当这次演讲传达到我母亲这层干部时，刘少奇插进来的话已被删去了。当传达到普通干部、老百姓时，甚至连毛泽东说的“七分三灾，三分人祸”也没有了。隐瞒事实真相确实有助于稳住人民的情绪，老百姓没有起来反对共产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前几年反党的人不是被杀就是吓得不敢动弹，另一部分原因别是老百姓不清楚共产党是否应对大饥荒负责。共产党干部没有贪污腐败、囤积居奇。他们也在挨饿，仅仅比普通民众好一些。甚至有的农村党员自己先挨饿，首先饿死。这次饥荒从死亡人数来看，比国民党治下所饿死的人要多得多，但看起来大不一样：在国民党时代，有人饿死，有人却骄奢淫逸。
共产党掌权后，许多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把他们的父母接到机关大院同住。饥荒严重时，共产党下令把这些老人送回农村与当地农民一起挨饿，共产党干部不准利用权力照顾他们的“阶级敌人”父母。我一些朋友的祖父母不得不离开成都，后来皆死于饥饿。
大多数农民的生活都局限在自己的村子里，难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把饥荒责任归咎于向他们下达灾难性命令的基层干部，当时广泛流传的话是“共产党干部上级好，下级胡乱搞”。
大跃进和骇人听闻的饥荒情形深深震撼了我父母，虽然他们不大了解全局，但他们并不相信“自然灾害”一说。他们心中有强烈的内疚感，因为他们是在宣传部门工作，正好处于虚报假消息的中心。我父亲为了平息良心上的不安，避开不诚实的日常工作，自愿去人民公社解决饥荒问题，这意味着要和农民呆在一起挨饿。这样做符合毛泽东的指示：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他的下属很不满意，因为他们不得不跟随他到农村去挨饿。
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一年饥荒最严重的时期，我很少见到父亲。他长期呆在农村里，和农民一样，吃番薯叶、野菜，甚至树皮。一天，他走在田埂上，远远看见一个只剩骨架的农民非常困难地移动步伐。突然，这人消失了。我父亲赶忙跑过去，发现他倒在田里已饿死了。每天，我父亲都为他所看到的事而痛苦不堪，但是他没见识过最坏的一面，像他这样的高官走到哪里都有当地干部围着。后来他得了肝肿大、水肿和严重的身体机能衰弱，有好几次他一从农村回到成都就进了医院。一九六一年夏天，他一连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他变了，不再像昔日那样对党坚信不疑。党不高兴了，说他“革命意志衰退”，令他出院。
他爱上了钓鱼。流经医院有条小河叫玉溪，河畔是弯弯垂柳，柔软纤长的枝条低垂，轻拂着潺潺流淌的溪水。云彩倒映在水中，一会凝聚在一起，一会又移开。我常坐在倾斜的岸坡上，注视着水中云彩，看我父亲钓鱼。空气中有股大粪味，我背后那块地，曾是医院的花坛，现在改为菜田了，以补充职工和病人一点额外的营养。现在，我一闭上眼睛，仍能看见毛毛虫在一个劲地蚕食卷心菜叶，弟弟捉它们给父亲作鱼饵。蔬菜都长成一副可怜相，医生护士们显然对种田是外行。
历来中国士大夫对皇帝失望时，常常隐居到深山田园中去钓鱼。钓鱼代表回归自然，不问政治，是不满现状、消极不合作的象征。我父亲很少钓到鱼，他曾写过一首诗，“托自垂钓不为鱼，我得鱼趣不贪钓。”他的钓鱼伙伴——宣传部另一位副部长总把自己钓到的鱼给他。这是因为在一九六一年饥荒中，我母亲又怀孕了。传统上认为鱼是胎儿头脑和头发发育的基本营养。她当时并不想要孩子，她和我父亲都靠工资生活，政府已不再为他们提供奶妈和保姆。由于有四个孩子，姥姥和父亲家庭一部分人要供养，他们没有多少余钱。我父亲工资的一部分总是用来买书，特别是厚重的古文书籍，有的一套就值两个月工资。偶尔我母亲向他抱怨，别的领导有的对出版社暗示一句“工作需要”，就能免费拿书。我父亲却坚持自己买。
那时绝育、流产甚至避孕都很困难。共产党在一九五四年曾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我母亲负责她所在地区的这项工作。就在那时，她怀小黑到了后期，挺个大肚子，经常幽默地在会议上自我批评说：“我是个犯了错误的人。”但是不久毛泽东转而反对计划生育，他要一个人口众多的强大中国。他说，如果美国对中国投原子弹，中国人只需再生产，就可以重新成为大国。他也像传统中国农民一样，认为“多子多福”。一九五七年，他亲自把一位北京大学著名的提倡计划生育的教授马寅初划为右派，此后计划生育就无人敢提了。
我母亲一九五九年曾怀了孕，她向党组织写报告，请求允许流产。这是标准的程序。必须经党批准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做这种手术很危险。我母亲说她忙于革命工作，如果不生这个孩子，她就能为人民作更好的服务。结果上面批准她动手术，手术方法很落后，痛得她死去活来。母亲在一九六一年再次怀孕时，医生和她本人都说不能再做人工流产了。党组织也不允许，因为规定说。两次手术之间最少需隔三年。
我家的保姆这时也怀孕了。她和我父亲以前的一位勤务员结了婚，此时他在一家工厂工作。我姥姥都是用购物券买的鸡蛋、黄豆，并烧好多父亲同事钓的鱼，分给两个孕妇吃。我们的保姆一九六一年底生了个男孩，离开我家搬去工厂与丈夫同住。在她还没走时，每天都是她去食堂端回饭菜。一天，我父亲远远看到她在从食堂回来的小路上走，一边用手拈饭盒里的肉往嘴里塞，一边飞快的嚼着。我父亲怕她看见自己受窘，赶快转身从另一条路躲着她走开了。他也没告诉任何人，直到许多年之后，才告诉我。父亲讲这段事的原因是说明我们的保姆饿得多么厉害，他年轻时代让中国人不再挨饿的梦想，竟远未实现。保姆离开我家后，由于缺粮，我家就雇不起人了。愿当保姆的人都来自农村，在城里没有口粮。就这样，我姥姥和俊英娘娘只好照看我们五个孩子。
我最小的弟弟小方出生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他是我们兄弟姊妹中唯一由我母亲喂奶的孩子。在他出生前，我母亲曾想把他送给别人，但当他出世后，她就和他难舍难分了。小方成了母亲的宠儿，我们大家也很喜欢和他玩，拿他当大玩具。他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我母亲相信这是他成人后为人轻松自如、充满自信的缘故。我父亲总是围着他转，对其他孩子都没有这样过。小方能玩玩具时，我父亲每周六带他到百货商店买一件新玩具。小方一哭，我父亲就好像天塌下来一般。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数千万人死亡终于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他的一些灾难性经济政策，让务实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管理国家。他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里面充满了自怜，听起来好像代人受过，他在为全国不胜任的、胡作非为的干部担当罪责，他进一步宽宏大量地指示全党从灾难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但是，吸取什么教训呢？干部们是不能自作主张的。毛泽东明白地告诉他们，教训就是他们脱离了群众，擅自做决定而没有反映老百姓的意愿。这些由毛泽东带头所作的不痛不痒的自我批评掩饰了真正的责任，也没有人去追查责任。
但情况毕竟开始好转。务实主义者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大炼钢铁停了，疯狂的经济指标取消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也开始推行。农村公共食堂废除了。农民的收入现在与他们的劳动有关了。被人民公社充公的私人财产还给了农民，包括小型农具和家畜，农民有了一小块自留地。在一些地区还实行土地分租，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官方认可了市场经济的一些方面，结果短短两三年内，经济又繁荣起来了。
随着经济管理的松动，政治也放松一些了。许多地方被摘掉“阶级敌人”的帽子，以前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人也平了反。这些人中有一九五五年的“反革命分子”，有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有一九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为我母亲在一九五九年曾遭批评为“右倾”，在一九六二年时，为了补偿她，就把她的级别从十七级提到十六级。文学和艺术方面也有了相对的自收，气氛较为松弛了。我的父亲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这个政权还能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且而能把中国搞好，这使他们又恢复了信心。
这一切发生时，我一直生活在省委大院的高墙内，我没有直接遭遇过悲剧，外界只是一些隐约的墙外音。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我开始了我的少年时代。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