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3月26日讯】 （编者按：这是网络上流传的《时代周报 Die Zeit》作者Martina Keller 在2013年3月7日的文章：“下单订购心脏 Herz auf Bestellung”的中文翻译原文。Alle Illustrationen: Uli Knörzer für DIE ZEIT/www.uliknörzer.com。很多网友表示，感谢作者和译者的劳动，让我们看到这么令人惊骇的长文）
中国死刑犯的五脏被掏空 — 只要付钱，这些器官也植进西方的病人体内。
当北京律师韩冰12月6日准备在微博上披露消息之时即知自己身陷险境。这一则消息转发上万。“今天上午刚发生的一起骇人听闻死刑犯被处决的事。”一位死刑犯被迅速处刑了，虽然数天前高院通知，其既已裁定的死刑将面临复核深究，显然执刑人等不了那么久。因为器官有人等着用，而且要在最好的状况把它掏出来。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死刑在医院执行完毕，如律师所报导。“良心泯灭的法官和医生把医院转型为执刑场，转型为器官买卖场。”韩如此写道。
据律师说死刑犯被迫签下‘自愿’捐献器官一纸之约。犯人家属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了，尽管在执刑前家属有权见上最后一面。。“我们会向最高院讨说法。”律师宣布家属的意愿。
韩发布的消息一天之内就转发一万八千次。五千六百人作出评论。然后就被消失了。
这位被处死无名人的命运绝非单一事件。全球器官移植手术当中，中国仅次美国居全球第二位。这个事实乃是中国政府沾沾自喜的政绩。中国每年移植一万多个以上的肾、肝、心和肺脏，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 他自己也是一名器官移植医生 —去年在科学杂志《The Lancet》里如此报导。报导中披露百分之六十的移植器官来自处决死刑犯。坦白地令人瞠目。还在数年前中国政府面对海外批评中国移植手术的操作方式一概置之不理。
一个人必须死的及时，才能延长另个人的生命。这只有在中国移植手术的操作下才能实现。以进步、金钱的名义 — 包括赚取西方人的钱，这个报导将这个事实披露出来。
死刑犯被处决的数字在中国乃属国家机密。据估计每年高达4000名。死刑犯不是以枪毙脑袋就是以注射处决。消息灵通人士报导器官移植医院与监狱密切合作，并派遣工作小组前往攫取器官。极有可能连医生都直接参与处决行动。
中国积极研究如何以药物注射致人于死地，而不至于影响到死人的器官品质。王立军，前锦州公安局局长，去年因一系列政治丑闻而被判多年入狱，曾多年主持一所心理和法医研究所。他因研究出多种处决方法的成果而荣获著名的“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奖金高达近二十万欧元。他的获奖致辞透露他发明了一个崭新的器官保鲜液，该液体足以让一位被注射死亡犯人的器官无损保鲜。致辞中同时表示他的“处决成果”乃是经过数千人实验而来，这个实验成果令人“为之震撼”。
全球各地对这个消息发布感到恐怖异常。但不为人知的却是西方与中国体制的千丝万缕。连西方国家的病人也对从死刑犯体内掏出的肾、肝、心脏感谢不已。西药厂商提供中国市场以器官排异反应药剂，且针对可能从死刑犯攫取器官的移植手术作出研究。西方的医院和医生连问都不问一声，对中国器官移植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西方顾问予中国政府以咨询推动移植手术之变革，同时在中国追求其市场利益。从西方进口的交通工具改装成移动执刑场。一名中国汽车经销商在互联网上打出欧洲品牌配有医药监控视频以及注射仪器等的车辆广告 — 一个刽子手与行医人联袂出手令人不寒而栗的现象。
医生，反其行业道德而行，在合作与共谋之间那条单薄之线，其间千丝万缕之纠结竟是许多当事人宁可以缄默对之。问题是：道德到底有多沉重？科研如何野心勃勃？金钱如何诱人？且西方若不愿手染血腥，那么界限究竟在哪里？
韩律师和当事人不知道十二月份被处决死刑犯的器官给了谁。但是却有病人愿意公布他们在中国做过的移植手术。史提克利玆（Mordechai Shtiglits）跟他太太住在离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Tel Aviv）不远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这位63岁男士虽然身重120公斤却依然精神奕奕，爱吃牛排，最喜欢与家人共渡休闲时光。当他太太在客厅给客人倒咖啡时，他从抽屉拿出一本相册。里头是那次去中国的照片，那次本来大可以是他生命的终旅。
欧洲病人等待数月才能等到的器官 — 在中国仅须数天
2005年他坐在轮椅被推向飞机登机，史提克利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太太和长女陪他前往上海。抵达后史提克利玆被送进中国最大器官移植医院之一的中山医院。他住进医院侧翼一间病房，此区病房专门为外国人和富有中国人预留。史提克利玆当时结识来自加拿大、澳洲和香港来的病人。他们与他一样都来到这里接受一桩救命的手术。
史提克利玆的心脏已衰竭败坏。心脏功率仅剩百分之十。如此的心脏功率仅能让他维持生命不死，幸好如此。他多次惨遭心脏停止的命运，每次都从死亡边缘被救回。有些夜晚他必须连夜保持坐姿以便呼吸。
他在社巴医疗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住院长达一年半之久，长期等待心脏的来临。可惜以色列捐献器官的人数比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来得更为罕有。于是史提克利玆的儿子上网为父寻找心脏。所有的地址都这么说：“是的，您可以任何时间驾临，但是等待心脏的时间可能须要数个月。”时间，正是史提克利玆家庭认为是他们最缺乏的东西。于是最后决定去中国。那里的医院自从中国政府锐减补贴预算之后，都是透过器官买卖来增加盈利。一般在中国等待心脏的期段不超过二、三个礼拜，幸运若史提克利玆，甚至来得更快。
他住进医院以后的一个礼拜，中国手术大夫就通知他隔日就有一颗新心脏啦。史提克利玆得悉捐献者年仅22岁。他不加追问那人的遭遇“我那时病得很重，濒临死亡边缘。”今天他这么解释“他们仅仅暗示说那人死于车祸。”
这个说法太没有说服力了。虽然中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人数高达六万人，但是中国医生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个家伙即将死于车祸。而且这个国家至今没有迅速分配输送器官的一套中央物流系统。
全球人都鄙视从死刑犯身上掏取器官的行为。所谓移植手术乃奠基在自愿捐献的基础上。唯独囚犯没有自由的意愿。至少世界医学协会和国际移植协会如此定义。但是这远远不是中国丧尽道德的表现。假如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病人须要在一个既定时间得到他要的器官，无法光凭等待是否碰巧有一名捐献者能够及时被处决。“监狱当局必须有目的地挑选，检验囚犯健康状态、血型、细胞组织形态，再加以处决，这些都必须在下单的游客他人还在中国之际发生。”著名的纽约伦理学家卡普兰（Arthur Caplan）2012年在《国家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一书中写道：“这根本就是依循订单致人于死地！”
早在八十年代这种残酷的做法就已经开始。那时中国器官移植制度尚在萌芽阶段。接着这个行业显着地蓬勃发展。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有次在马德里的展示会上如此描述这一阶段：“从1997到2005年之间移植的肾脏每年计有3000到8500个，而肝脏则有2个到3000个不等”。
这个行业能够蓬勃发展的必要元素：崭新改进的药剂。这些医药全部来自西方。
对器官移植病人生死攸关的药剂之一是瑞士行业巨头山德士（Sandoz）公司生产的环孢菌素A（Cyclosporin A），从八十年代起就向中国出口。随后是瑞士罗氏大药厂（Roche）、诺华（Novartis），他们收购了山德士，还有日本Astellas制药株式会社行销这个预防排斥现象的免疫系统抑制剂给中国。最迟自从1994年起这些企业对全球反对中国的声浪就心知肚明：非政府运作的人权观察组织当年发布了相关的详尽报导。
2005年底，罗氏大药厂甚至开始直接在中国生产山喜多胶囊（Cellcept）。根据《德国商报 Handelsblatt》报导，在上海厂房落成庆典上罗氏大药厂的老板Franz Humer致辞为何选上中国成为生产山喜多胶囊的厂址：“与日本恰恰相反，中国对移植手术后的药剂使用完全没有道德或文化上的心理障碍。”
或许政府的确没有此类心理障碍，中国人民内心却忐忑不安。中国人自愿捐献器官的意愿几近零。2003到2009年间全中国仅仅登记了130名器官捐献者。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任国家医疗制度。他们也担心过早被宣布死亡无救，或是自己身体器官被人拿去做了买卖。
西方医药工业也必须为在中国进行的科研调查负责。九项科研成果记录里载明总共进行了1200个移植病人实验，实验公司包括美国的惠氏（Wyeth）、辉瑞大药厂（Pfizer），瑞士的罗氏大药厂、诺华以及日本Astellas制药株式会社。他们都各别在中国进行药剂实验，并且与中国20多个医院共同合作。
当《时代周报》向这些企业询及进行研调如何能够确定不采用死刑犯的器官之时，其中一些企业根本不予作答。另有些企业顾左右而言他。罗氏大药厂和辉瑞大药厂则是仅仅保证他们遵守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移植手术的组织和实践必须恪守“透明原则，并且允许国际人员调查”。人权组织则多次批评中国一再地违反规则。
史提克利玆的第二个心脏已有七年之老，可谓天赐七年之寿。可是他每天必须吃上多种药丸。不仅仅要服用预防排斥现象的抑制剂“我全身一天到晚咕咕哝哝地，肾呀、腿呀、脑袋呀，可是那颗心脏好的不得了，功率百分百。”他笑开了，“我那颗年轻的心配上的是一付老躯壳！”他下午时光都在网球场边那间店里渡过，他和他老婆贩卖饮料和运动器材。当史提克利玆回忆他的病历时，两岁半的孙儿在一旁骑木马。
史提克利玆说：“自从做过移植手术以来，我的几个孩子都结了婚，我得到好几个孙儿，而且还有几个孙儿即将诞生于世。我不禁暗忖：天啊！我这一生真是毫无怨尤！”中国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死刑犯的事实，他并不以为意。“中国人处决犯人，不管是否遗留下来一颗心脏，意味的不过是死掉了一个人。”
史提克利玆那颗老心脏于2005年11月22日被移植取出。中山医院出具的出院证明干瘪瘪几行字：入院诊断、化验数值、给与服用的以及推荐服用的药剂。一般习惯上会载明关于捐献者或是捐献出来的器官信息则只字未提。直至2011年中山医院总共移植了300颗心脏。《时代周报》询问医院主任医师与哪些机构合作来进行这些手术，并未得到答复。“透明原则，并且允许国际人员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显然与此地的操作大不相同。
移植手术当天病人家庭留下一张照片以玆纪念：史提克利玆与在上海居住的老友吉帕共同合手祈祷。约下午两点史提克利玆被推进手术房。史提克利玆的太太依达和女儿欧斯娜在等候厅。“手术进行到一半，医生出来拿给我一只塑胶手套，里头包着一个血淋淋的东西。”欧斯娜回忆道“他说这是你爸爸的心脏起搏器。”
第二天妈妈和女儿可以隔着玻璃窗向史提克利玆招手。每天的状况逐渐有起色“他脸上的血色逐渐恢复。”欧斯娜说。她父亲有一个24小时的特别看护。“那里的人手很多。”欧斯娜继续“我们得到最好的治疗。”
数家中国移植手术中心今天的确达到可与西方媲美的水准。但是“成果并非一蹴可及且得来不易。”面对专业领域总是津津乐道，面对《时代周报》却闭口不谈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医学杂志上《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作出这样的表示。他本人专攻精密复杂的肝移植手术。“整个移植手术小组人员都在国外受过训练”他在文中这样表示，他自己的技术则是在澳洲得以专精。
今天黄洁夫要是在澳洲可没机会共同参与任何一次移植手术了。澳洲的移植医疗中心早已针对中国外科手术大夫设下培训严规。布理斯本（Brisbane）亚历山大公主医院(Princess Alexandra Hospital)的主任医师Stephen Lynch要求培训应征者附上他医院单位主席或是省政府负责人出具一纸声明作证“凡经过亚历山大公主医院培训出来的医疗技术，不得用于使用死刑犯器官的移植医疗中心”。
德国医生就不那么拘泥小节了。从1986年成立至今业已移植了将近2300颗心脏的柏林德国心脏中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多家医院合作，其中也有不少移植医疗中心。2005年医院主席Roland Hetzer的私人助手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Sender Radio China International）自豪地表示“我们与9家机构签下合作证书或在医院大门载明合作标志”。合作的策动人是Hetzer的长年代表翁渝国，一位拥有德国护照、来自四川省的心脏外科医师。“五百名之多中国医生来到柏林共同参与工作。”Hertzer 2012年5月在上海一个心脏手术开幕式上宣布。“其中有不少的外科医师得到五年完整的培训。这些人回到他们的祖国以后展开良好的技术实施。”
这些话也可以这么来说：“中国医师得到德国医疗技术，允许他们在中国移植死刑犯的器官。实施践踏人权的医疗技术。”
外科大夫刘中民也是众多长年在柏林工作的医师之一。今天他是上海中德心脏研究所（das Chinesisch-Deutsche Herzinsitut）的执行主席。这个机构是2000年由德国心脏中心与上海东方医院共同成立。东方医院是德国在中国最紧密地合作伙伴。刘中民的个人资历登载在机构网站上：“他负责“心脏移植手术，人工心脏，心，肺联合移植”的临床研究。”上海中德心脏研究所至今到底共计移植了多少颗心脏？器官又是哪里来的？《时代周报》书面询问函没有得到刘中民的任何答复。
Hetzer的长年代表翁渝国今天是德国心脏中心的资深主治医师。如同刘中民，他也是上海中德心脏研究所的执行主席。他每年往返中国多次。2001年中国首次进行的人工心脏手术就是在他手下完成。和Hetzer一样，翁渝国对《时代周报》作出的询问也避不作答。
2012年夏天在一次研习会上，我们私下问 Hetzer关于中国掏取死刑犯器官的做法。他说：“当然我不支持这种做法。但是也不能说这样做是错误的。一个人即将被处决，然后带上他的器官走入坟墓。若你知道自己明天就要被砍头，你会怎么决定？”
亚寇卜•拉维（Jakob Lavee）是史提克利玆的医师，他觉得一名医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不道德。这种问题，他认为身为一个行医人，不可以提出。然后2005年秋天有日他打开社巴医疗中心一间病房的门，病房里是他重病的病人。
史提克利玆是拉维多年的病人。拉维，该医院心脏移植中心部门的主席，多年来无法给予史提克利玆任何转机。却在那天看到病人精神奕奕，他宣布将要飞往中国，而且两周后将要进行换心手术。“我面带微笑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拉维回忆道“可是他却认真地不可动摇。”
拉维已经听说有些病人为了换肾而飞往中国。但是“换心”手术抵达另一个地平线。一个肾或是肝移植，的确可以从活人身上取下一部分。“但是若一个人要换心，意味另个人必须死亡。”
拉维的病人中，史提克利玆是第一个得以换心的，但不是最后一位为此而飞往中国的病人。这位移植手术医生听说过的类似案例起码有十二起。其中一、二位不愈而亡。另外其他人如同史提克利玆治愈而归。身为医生，拉维当然希望他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但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即便好像是自我处罚”，他令人信服地说：“我也不会去中国，之后意味的当然是我必须死亡。”拉维接着说：“我并没有控告这样做的病人。我了解当一个人面临生命威胁，会企图抓住任何一丝希望。”
史提克利玆从中国回来以后，拉维继续为他服务。这位心脏权威非常开心史提克利玆的健康进展。同时展开政治性地反击。他反对他的下一个病人得到一颗中国人的心脏。
一个以色列的制度特色让史提克利玆轻易地飞往中国：他做手术的时段，所有接受国外移植手术的病人都可以得到以色列一般提供的医药保险补偿。史提克利玆说，他的手术病历总共花了十七万美金 — 一等舱航班包括同行的夫人和女儿、上海宾馆住宿、六星期之长雇用的一位翻译和特别看护，之余还包括所有医药费用和药剂费用。
十七万美金在器官买卖行业里不算多 — 中国于此亦属便宜供应商。但是单凭史提克利玆自己也搞不定这笔费用。即便只须六万五美金的换肾手术，对250位前往中国进行手术的以色列病人而言，私人根本负担不起。于是拉维决定必须赋予医药保险补偿以新的定义。
他在专业杂志刊登文章，马上得到以色列媒体青睐。他也上电视与史提克利玆进行辩论，一场场友善而坚定的讨论。他还组织了一个由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举办的会议。居然他胜利了：2008年以色列通过移植手术法，说明若是在允许器官买卖国度进行的移植手术，该医药保险费用申报将得不到任何补偿。这条法律同时保障在以色列等待器官的人民，凡拥有自愿捐献器官证的人，一旦自己须要器官，将优先得到医疗处理。
自从这项法令生效，再没有任何以色列人为了移植手术而飞往中国。一个那么小的国家，拉维自然能够洞悉其专业领域的消长。在互联网里，拉维被责骂成阻止病人前往中国的绊脚石。
“面对这项指责我相当自豪。”拉维这么说。
但是拉维的任务还没了。因为国际器官观光旅游依然持续。即便中国官方宣称将致力于启动改革。
直到2007年中国官方开始禁止器官买卖。但是这并不意味死刑犯的器官掏取得以舒缓 — 这在中国还是被允许的。新立法令的内容是：不论器官来源，不得以金钱买卖之，譬如不得卖给富裕华人或欧洲人。偶尔中国政府也会从事媒体鼓噪的歼灭行动：譬如中方警察于2012年8月一次侦查行动中，逮捕了137位器官买卖嫌疑人物，其中18位是医生。同时间各大网站如chinahealthtoday.com, placidway.com和novasans.com等却毫不隐讳地刊登广告：医院指南和名列中国各地医疗旅游中心。而国家呢？基本上对这些广告背后的机构不加干涉。
国家机器不杜绝器官买卖。死刑，乃是移植手术的物流供应来源。简直令人发指！但这还不是所有的真相。要不是加拿大律师David Matas 和前加拿大检察官David Kilgour的努力，我们会把这一切臆想成是《人肉》这部恐怖小说作者，意欲翻拍一出令人震惊的电影。Matas和Kilgour二位被提名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从2006年起他们精心收集所有相关信息。美国国会于去年秋天审读了他们披露的报导。
Matas和Kilgour二位的报导披露出中国也处决劳改营或思想改造营的囚犯。他们的报导直指操练佛法打坐的法轮功信徒 — 这些人并没有被判死刑，但因为他们的器官适用某一病人而必须被处决。
这是真的吗？重点是法轮功信徒在中国面临迫害。事实也证明，特别是在国外，法轮功总是有技巧地对中国政府的任何宣传作出反宣传。所以这两位加拿大人面对法轮功信徒的供述，不遗余力地要求立场客观。他们不仅收集相关法轮功囚犯在囚禁中面临一系列医疗检查，之后人消失匿迹，或是这些人的遗体被发现缺少了某些器官。他们也访问到中国做过肾脏或是肝脏移植手术的外国病人。他们甚至访问到当年从法轮功信徒身上掏取器官的同谋。他们还记录了冒充患者或亲属的调查员，向中国移植中心做出电话询问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法轮功信徒被视为最合适的器官施主，其他刑事囚犯大多身染B型肝炎。
其中还对2006年3月与中山医院的一通电话作下录音 — 就在史提克利玆得以换心的四个月后。打电话询问的人要知道是否移植手术可以用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医生马上回答：“我们这儿都是用他们的器官。”
这两位加拿大人做出的指控“不仅调查完善且意义重大。”维也纳大学国际法教授Manfred Nowak这么表示，直到2010年他是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显示中国移植手术次数上升的时段，也正是法轮功信徒面临大肆迫害之际。以联合国的名义，Nowak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烈请愿，用联合国的行话来说：“urgent appeals”要求告知所有移植手术的器官到底来源何处。Nowak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这项指控断然以“宣传”斥回，却从未驳倒这项事实。
美国国会审读了Matas和Kilgour二位还有其他相关的报导之后，四分之一的众议院成员签署了一封致给当时职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蕊。信中他们要求国务院公布所有不可思议的器官移植手术滥行。
Michael Millis，美国著名芝加哥医学大学移植主任根本不想对中国滥行知道得太多。他说他“很有意识地与囚犯器官施主制度的细节划清界限。”立场清晰地令人惊讶，因为Millis给与中国政府移植咨询长达十年之久。他与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甚至是好朋友。Millis自己说他从一开始就知晓中国掏取死刑犯器官一事，虽然中国官方在他开始从事相关咨询的头几年一再否认。他个人，这么说着，则从来没有在中国进行过移植手术。他的活动仅限于演讲和授课，他特别强调。Millis希望在中国推展出“一项国际认可且符合道德的移植制度”。他向往一套“自由捐献系统”以“彻底消弭任何指控”。
Millis的接待室里的相册证实他对中国的热情：他儿子Andrew到中国渡假潜水、父子二人前往一所医疗中心、与卫生部副部长合拍的全家福团体照。Millis、他儿子和黄洁夫也共同合名在医学杂志《The Lancet》发表过文章。被问及法轮功信徒囚犯可能面临被掏取器官的命运，Millis回说：“那就不是我力量范围的事了，这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不是我的聚焦点或兴趣点。”
Millis认为重要措施业已付诸实行，自从中国禁止器官买卖以后，所有的移植医疗中心都必须具备卫生部核发的执照。不过军医院则一意孤行，而且连党或政府都拿军队没办法。同时间，连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发言指出对死刑犯器官的予取予求是一个“道德问题”。
我们不知道他这话是出自真心，还是鉴于国际社会舆论压力过大使然。彻底禁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在黄洁夫而言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只愿意减少对死刑犯器官的依赖 — 终究过去数年死刑的宣判逐渐减少。所以中国红十字会推动了一个自愿捐献器官的试点项目。
而移植主任Millis呢？他在中国的目的是纯盈利。在Vital Therapies Inc.公司的名下他准备将人工肝脏引进市场。名为ELAD的系统应该可以帮助肝败坏的病人稳住状况，一直到病人自己的肝脏逐渐恢复或是等到一颗可以移植的新肝脏。
2012年7月Michael Millis来到柏林参加第24届国际移植会议。来自全世界5000多位专业人士交流移植医学领域的最新科技发展。柏林德国心脏中心主席Roland Hetzer也出席。在柏林ICC国际会议大厅门口法轮功信徒摆起了一个摊位。一位身材纤细的亚洲女人向到会者发予传单。她名叫Liu Wei。这些传单，她说，2001年9月把她害惨了，因为她忘记把她法轮功小组的传单藏起来。今天40岁的Liu Wei当年在北京的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工作。逮捕后她被囚禁了16个月。她说囚禁期间她遭到恶打，且以剥夺睡眠加以折磨。
她继续说道，有一天一组人员约十个警察、十名医生一同来到监狱，对她和其他囚犯进行医疗检查。只有法轮功学员被点名去检查。他们对她做了抽血检查、用超音波扫描一遍体内器官。医生还询问她是否有任何家传疾病。这样的检查总共进行了五、六次。化验结果她从来未能得知。
无法承受劳改营内巨大压力，她开始佯装谴责法轮功。“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坏死了”她说。“可是我那时还年轻，希望活下去。”
当Liu 2003年1月被释放后，GTZ又重新雇用她，一年以后她移居德国。今天她说：“我当时太幸运了。显然我被拘禁的时间，没有任何病人须要我的器官。”
当Liu在外头发传单之际，来自夏丽特（Charit□）医学院的国际移植会议主席Peter Neuhaus 开始开幕致辞。他感到特别荣幸看到160位远道来自中国的同侪莅临。一位记者问他对中国死刑犯器官被掏空的感想，Neuhaus说：“这个现象的存在，无人争议。”但是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二、三年前就向他保证过，这个现象已经不再发生。
中国政府的确注意到很多事，也没忘记让北京律师韩冰发布的消息完全从互联网上销声匿迹。
（责任编辑：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