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辉】说说影响了习近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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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3月31日讯】3月23日,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演讲,阐述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发展中俄关系的主张。演讲中,他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当晚,习近平又在莫斯科总统饭店蓝厅会见了俄罗斯汉学家、学习汉语的学生和媒体代表。在座谈中,习近平提及了不少俄罗斯文学家,并特别提到年轻时读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着的《怎么办?》,称“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这位给了习近平很大影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究竟是何许人也,国内不少人应该比较陌生。

生于1828年逝于1889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他出生于一个神父家庭,但大学时却受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成为无神论者,并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其思想对后来的“左翼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是与布尔甚维克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被视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用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的话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对于最终导致俄国(十月)革命的进程所提供的激情动力,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大陆学者金雁在其《倒转“红轮”》一书中提到,在俄国思想史上,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但倡导了一种激进革命的立场,而且开创了一种抛弃“斯文”、无所顾忌、嬉笑怒骂、痛快淋漓的“大批判”式文风。他认为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战斗”。

当时俄国思想界中出现了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和平民出身的民主主义者的纷争,前者崇尚理想主义,在糟糕的现实面前完善自我,提升自身道德,少去谴责他人,并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温和;后者则要以行动来与当局抗争,直至进行暴力革命,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后者的代表人物。车氏还认为,知识份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人民,向他们传播“先进思想”,并“代表”人民的利益,组织人民起来反抗。

在与贵族知识份子的争斗中,深为仇视贵族的车氏从不放过任何嘲讽的机会。此外,他对当时俄国各个等级都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有些蛮不讲理。比如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以恶制恶”的大文豪、贵族出身的知识份子托尔斯泰就十分反感,对车氏提出了批评,并与之决裂。

除了暴力革命,车氏亦提出了极端功利主义的善恶标准,认为判断善恶不能从动机上区分,而只能看客观后果,即一种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只要多数人从中得利而受损的只是少数,就是正义和善的;反之则是非正义的和恶的。从这个“整体大于部分”的观点,车氏又提出了“工具服从目的”的观点,即为了整体的利益,要达到目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可以利用一切。在他看来,不道德行为只要不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服务,而是为了“正义事业的利益”,就不仅可以允许,而且值得赞扬。

由此产生了习近平引用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句名言:“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不过,习没有引用的下半句是“如果担心沾染灰尘,弄脏靴鞋,那就永远不能参加群众运动”。大意就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中间的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选择的。

从车氏所代表的平民知识份子之后,使用暴力反对制度被认为是值得赞颂的,而以目的证实手段又进入到了民粹主义和布尔甚维克的理论中,发展成为“人民专制”理论,并最终被俄共充分利用,俄共通过1917年的革命,用“专政”战胜了“民主”。显而易见,俄共掌权前后,在“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理论掩盖下,无数血腥、丑恶之事在发生着,这与车氏的“贡献”不无关联。

由于激进革命的立场,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当局逮捕,两年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83年被赦免,1889年去世。流放生活使他名声大噪,其道德品质赢得了人们的肯定,但人们却忽略了其思想理论中的那些危险倾向。

俄国另一位文学家别尔嘉耶夫对其的评价较为公允,认为其“在艺术上没有成就,作者在写作上没有才华,他的人本学中没有关于人的形而上的思考,他的哲学是最微不足道的,不过他的道德本质之深刻足以使他对生活做出十分正确而纯洁的评价。”

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习近平,读者自去揣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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