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3月05日讯】【按语：《人类大劫难——关于世界末日的再思考》，袁红冰着，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教会公报社（http://www.pctpress.org）2012年出版。经公报社授权，现将《人类大劫难——关于世界末日的再思考》的目录、序言、第一卷、第二卷内容在网络连载，以飨读者。欲购书者请联系：701台南市东区青年路334号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教会公报社，电话：886－6－235 6277 转122，电邮：publish@pctpress.org 。 ——《自由圣火》编辑部】
《人类大劫难——关于世界末日的再思考》
目录
序曲：在魔鬼之眼的逼视下
第一卷 魔鬼对当代中国的诅咒
卷首语
一 西方文化主宰的时代——天使与魔鬼万年搏斗的继续
二 来自西方的魔鬼诅咒——中国丧失文化祖国和心灵家园
三 西方极权文化在东方崛起的原因——中共本质上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宗教组织
四 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的共同宿命——不变的是极权主义的魔咒
第二卷 中国即将进入万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
卷首语
一 全面社会危机逼近中国——世界活在世纪梦呓中
二 邓小平权贵集团应对社会全面危机的原则——极权专制的宿命
三 毛泽东的鬼魂窥测到复活的时机——“新左派”崛起的效应
四 权力人格决定国家风格——两个魔鬼的吻痕将重叠在一起
第三卷 中国预言人类大劫难
卷首语
一 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意志——中共从未熄灭的欲望之火
二 无魂的民族利己主义——政治奴隶的精神自慰和极权扩张的“民意”基础
三 极权扩张的“超限战”模式——末日之战悄悄拉开序幕
四 人类的命运被挑在大劫难的刺刀尖上——中共极权控制了空前强大的毁灭世界的能量
第四卷 在绝望与希望之间
卷首语
一 中共极权主义全球扩张战略的现在进行时——那是人类绝望命运的表述
二 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
三 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堕落——他们使希望之星黯淡
四 在绝望中让拯救的希望成为唯一的可能——那是英雄与圣徒的史诗
第五卷 谁来拯救人类
卷首语
一 “东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生命哲学的危机
二 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性衰落——功利主义哲学成为精神之王的宿命
三 魔鬼给命运打了一个死结——人类本身成为问题
四 科学理性再次挑战宗教信仰——一个精神混沌的时代
第六卷 谁让太阳神异化为魔鬼之眼
卷首语
一 中国“新左派”对共济会统治世界的质疑——是诬告，还是真实的指控
二 投机经济的社会后果——赌徒和无赖人格成为人类的基本价值观
三 魔鬼将重申对人类的拯救权——中共极权向衰落的自由哲学露出傲慢的笑
四 拯救命运必须首先拯救灵魂——东方文化复兴与新教精神回归
余韵：倾听世界末日逼近的脚步
序曲：在魔鬼之眼的逼视下
披一片残破的风，漫步于孤寂的思想中，追寻人类悲欢的终极原因——这是我，一个诗者与哲人的宿命。预言世界末日本来属于先知的天职，然而，在这个庸人都很自信却又缺少先知的时代，我不得不作一个预言者。
在人类精神历史的长河中，关于世界末日的思考，是反复浮现的主题。不过，以往这个主题或者只表述遥远的预警，或者只意味着某种神秘信仰的悬设，或者只是人类想像力的一种畸形的延伸。而今天，我却在一个花香醉人的清晨，呼吸到世界末日的浓烈气息——那血腥的气息与现实之间，似乎只隔着一条窄窄的田间小路。
先知常用屠刀般锐利的理性切入思想；诗者和关注生命意义的哲人，却习惯于透过人们情感的震撼，凝视思想。因为，先知超越情感，而诗者和渴望采摘生命意义之花的哲人则超越理性的逻辑。正是两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引领我走进关于世界末日的思考。这两个互不相关的事件中，都有强烈的情感震撼，而且，都有魔鬼之眼，从苍穹之巅阴沉地俯视人类命运。
中国大西北，铁黑色的戈壁滩和枯骨般苍白的沙漠横亘万里。那种荒凉的色调是对生命的冷酷否定。不过，在戈壁或大漠间，孤独的旅人常常会猝然发现一只仿佛青铜雕成的蜥蜴，正痴迷地盯着一朵石缝间摇曳的小花，并伸出艳红的长舌，舔食金色花蕊中的露珠——露珠晶莹得宛似天使的眼泪——那一刻，人的灵魂会在生命的感动中融化为一首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一位维吾尔族牧羊人为找寻被黑风暴吹散的羊群，走过戈壁，来到大漠的边缘。荒凉的寂静本就是牧羊人的伴侣，可是，他却突然感到一阵从骨头里渗出的死寂，好像自己的心瞬间变成冰冷的灰烬，随风飘逝在死去的时间中。那种恐怖的寂静之上似乎冻结着永恒，然而，永恒也有尽头。就在永恒的终结处，茫茫的沙漠犹如大海的怒涛，汹涌澎湃；一轮巨大的浴血的太阳突然从震荡的沙漠中隆起。
牧羊人的眼球似乎被强光点燃了，他身边的十几只羊身上腾起猩红的火焰。铁铸的戈壁发出惨厉的呼嗥，裂开道道巨大的缝隙。牧羊人像被吞噬一样，坠入大地的裂痕间。仰视中，牧羊人看到，燃烧的狂风从裂痕上呼啸而过，铁黑色的裂痕边缘被烧成暗紫色；那轮仿佛从地狱里涌起的太阳，急速翻腾着，升向天空。牧羊人觉得，那是一只充血的魔鬼的独眼，凶狠地向他瞪视。
后来，黑云笼罩了苍天和大地，牧羊人爬出地裂的缝隙，像一缕受伤的风，飘回家乡。他把可怕的经历讲述给自己的亲友，不久就死去了。他的死亡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他的身体溃烂，皮和肉一块块剥落，似乎被无形的铁爪撕掉了；裸露出的骨骼呈现出暗黑色，犹如生銹的铁。死前，牧羊人相信，他是受到了那轮从地狱中涌起的太阳，即那只魔鬼独眼的诅咒；死后，牧羊人溃烂的眼睛仍然瞪视着这个世界，仿佛永远不会愈合的恐惧。
当我在一个没有星月的暗夜中听到别人转述的这个事件时，我关注的并不是维吾尔牧羊人个人的悲惨经历，也不是中国大西北核爆炸试验场地周围几百万人长期受到核污染戕害的社会悲剧，因为，那一刻，一个哲理如同有毒的棘刺猝然刺入我的眼球。在流血的黑暗中，我看到那个哲理狰狞的笑容；他预言人类前所未有的大劫难和世界的末日。
“创造和毁灭世界的能量本属于上帝，当具有原罪的人理解并控制了这种能量之后，属于上帝的能量就将转化为魔鬼对人类的诅咒；它预言世界浴火自焚的末日。”——狰狞的哲理如是说。
在西方宗教信念中，有一个意蕴深长的传说：一群古巴比伦的石匠试图修建通天之塔；上帝通过变化石匠的语言，使他们难以互相沟通，从而阻止了修建通天塔的努力。
我无暇思考那群已经湮灭于时间深处的石匠究竟为什么要修建通天塔——是为了获得本属于上帝的创造与毁灭命运的能量，还是为了在永恒和无限的绝顶之上同上帝对话，或者是想要使人的智慧成为宇宙的绝对精神。我也厌倦于去理解上帝阻止修建通天塔的真实理由——是认为需要永远赎罪的人类没有资格到达时－空的极致之处，还是怕人类成为宇宙绝对精神的僭主，并自称“上帝”，或者出于大爱之意，不愿人类从苍穹之巅盗取能够毁灭世界的能量，用于尘世的利益争夺，从而自戕。但是，我知道，当代人类已经筑成通天之塔，这座通天之塔就叫作科学理性。我也清晰地看到——清晰是因为站在尘世之上俯视——通过科学理性，人类只从上帝的圣殿中盗取了毁灭世界的能量，却没有获得宇宙绝对精神对生命意义的祝福，相反，这是一个离精神已经越来越远，并像尾巴被点着的鼠群疯狂奔向物性贪欲的时代；人类似乎急不可待地渴望让自己的命运退回物性的黑暗中，而对于精神价值的厌倦，甚至仇恨，似乎被奉为时代的主题。
核烈焰的壮丽逻辑在宇宙精神的意境中本来属于创生的能量，因为，他是太阳炽烈的灵魂，而太阳创造了生命存在的条件，也创造了人类的命运。然而，人类以科学理性的名义控制了本属于上帝的能量之后，却把核烈焰的逻辑由生命的创生者转化为世界的可能的毁灭者；当代人类早已经完成毁灭地球和人类命运的能量积蓄，只在等待某个历史进程把世界推上毁灭的断头台。现在，这个历史进程踏着时间的血淋淋的伤痕，正在走进现实。
诸多关于二零一二年人类劫难或者世界末日的流言传播已久。那些流言不过是一个由于缺乏理想主义而过分无聊的时代，人们试图从毁灭的恐怖中寻求刺激的无聊努力。流言是无聊者的无聊的虚构，真实的则是，中共暴政将在二零一二年百花凋残、黄叶漫天飘零的时刻，进行一次权力全面交接。而这个事件将拉开世界末日大劫难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构成毛泽东展现中共极权恐怖的经典时期。二零一二年全面接控中共最高权力的一代人，主体是毛泽东式政治恐怖的“冲锋队”，即“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红卫兵”；毛泽东肉体死了，他的政治灵魂却活在这批人的心中。他们走上权力之巅，不仅将继承邓小平时期的权力极度腐败的遗产，也将复活毛泽东的世界性野心——那是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现代经典表述，即共产主义控制人类命运的野心。中国将因此进入万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
纵观历史，现代之前还从来没有过极权政治控驭毁灭世界能量的先例，所以，人类的命运还能在跌宕起伏中艰难地趋向自由。试想，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和十字军，或者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如果得到核烈焰逻辑的祝福，自由还能成为人类命运的趋势吗。现在，魔鬼把开启世界毁灭之门的核烈焰的钥匙交给了中共极权体制，而且，中共的国家能量——至少它控制了十五亿政治奴隶，乃是中世纪罗马教廷和当年的纳粹德国根本无法相比的。更何况疯狂膨胀的经济实力，已经合乎专制政治天性地迅速转化为全球极权扩张的政治意志。
上述状况所预言的人类大劫难可以令太阳都由于恐惧不寒而栗，然而，人类却在诸如“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的希望之星”一类豪华的谎言中，搂抱着幻想走向命运的断头台——谎言是由中共收买或者豢养的学者、文人、伪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制造出来的，但是，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当代这样厌恶真相，渴望甚至迷恋于谎言；难道人类除了相信谎言再也没有任何出路了吗？
我书写预言之书，目的之一就是要摘下挂在苍穹上的晚霞般绚丽的谎言，让人类看到，黑暗天幕上的魔鬼之眼正在逼视人类的命运。那只魔鬼的眼睛里，燃烧着毁灭的烈焰；太阳似乎都将在魔鬼之眼的烈焰中像冰块一样融化，那或许是因为，魔鬼之眼离这个世界比太阳更近，近得如同抵在咽喉上的尖刀。
另一个引领我走向世界末日思索的事件，在起点处似乎也只与个人悲剧有关。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机中，一位富有的女人由于金融投机失败，云峰一样高耸在天际的财富，以及想成为澳洲首富的野心转瞬间烟消云散。这个女人原本欲望沸腾的眼睛变得像骷髅眼眶的空洞，凝结着死亡的茫然。她用手凶狠地抽打自己的脸，撕下一缕缕干枯的头发；她以头撞墙，仿佛想绝望地撞开黑牢的铁门——她的心因为被金钱抛弃而破碎，以至于她试图用肉体的自虐来掩盖心碎的疼痛。
冷冷地看着这个濒临破产的女人，我没有一丝同情，更不屑于给她安慰。我高贵的安慰只能给予在真诚的情感悲剧中怒放的痛苦，而同由于失去金钱破碎的心无缘。
这个曾经富有的女人终于因为失恋于金钱而自杀，然后又被救活。她讲述了被死亡亲吻的时刻呈现出的景象：滚滚红尘中，人都变成物欲的火焰之鞭抽击下的饿鬼，发出能撕裂铁石的惨痛呼嗥，互相疯狂残杀，贪婪地吸食别人的血泪，从别人的眼眶或者胸膛里剜出眼球或者心… .. .。猩红的天空中，一只魔鬼的独眼充满恶意的嘲弄，斜视着为物欲而疯狂的尘世，异化为地狱的尘世。这个曾经富有的女人震惊地发现，那只魔鬼的独眼竟然就是印在一美元钞票背面的“光明独眼”——在古埃及的信仰中，“光明独眼”是象征太阳的图腾。
本来表述太阳之神的“光明独眼”，由于同金钱结合，便异化为物欲的魔鬼之眼。这就如同作为太阳之魂的核烈焰的逻辑一旦被极权者控制，便从上帝创造生命的能量，转化为魔鬼毁灭世界的能量。上述两种异化过程都归结于魔鬼对人类命运的诅咒，而不同之处在于，魔鬼之眼中燃烧的核烈焰，是人类踏着科学理性的通天之塔从上帝的圣殿中窃取的；魔鬼之眼中燃烧的物性贪婪，则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的宿命。
那位被金钱抛弃而心碎的女人，在濒死的体验中受到魔鬼之眼的轻蔑斜视。不过，她的个人悲欢并不值得作为哲学思考的课题。因为，迷恋于金钱而不是爱情的女人，同贪婪于专制权力的男人一样，本质上都属于形而下的粗糙、污秽的存在。然而，这是一个疯狂的物性贪婪主宰的时代，是人们争先恐后把心灵出卖给金钱的时代。维吾尔族牧羊人受到核烈焰的魔鬼之眼的诅咒而肉体溃烂；那个曾经富有的女人则受到美钞上的魔鬼之眼的诅咒而精神溃烂——这种精神的溃烂同时是属于时代的，是人类命运的精神溃烂；时代和人类命运的悲剧主题，当然应当受到哲学的关注。
宇宙中比永恒和无限更伟大的事件，便是人以心灵的名义从混沌中脱颖而出，用精神主体之光照亮自然的黑暗，使现象世界清晰地呈现出来。茫茫宇宙间，地球不过是一个趋于零的点；在物质存在形式的意义上，附着于地球上的人类，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不过，人类却又能够把浩瀚的宇宙当作思考的客体，从而使自己获得认识主体的高贵资格，成为宇宙中的精神之花和自由的理解者。这全在于人本质是物性之上的心灵的存在。人的命运本质上是自然本能过程之上的文化存在——人不是基于物性，而基于精神，才高于兽性和万物，才获得理解并创造美、自由的资格，才有权利思索上帝才配思索的主题，即永恒和无限。
但是，当代主流的生活方式却证明，人类决心放弃以往的全部精神努力，并把物欲视为生命意义的极致。物性贪婪丰盈如满月，精神的星群却黯然湮灭。人类正以物性贪欲的名义，回归物性的黑暗。人类正在物化，命运正在物欲中腐烂。肯定物性，否定精神，便意味否定人的本质；肯定物欲，否定心灵，便意味否定人的意义，并从根本上否定生命的幸福感。因为，幸福是心灵的体验，而不是物性的表述。当精神的太阳沉落之后，自然的地平线上不会涌起绚烂的晚霞，而只会有物性的永恒黑暗再次漫过苍天和大地。
物性贪欲是生命的原罪；追求物性贪欲进行的争夺是尘世间的万恶之源。如何用精神的力量阻止物性贪欲主导人类命运，构成宗教圣者和相信理想主义的哲人、诗者的思想主题。那是同人类万年精神史相随相伴的主题。现在，人类却扯断使自己的命运同宇宙真理相接的心灵的藤蔓，走入精神毁灭的绝境死地。我不能确定，魔鬼独眼中物欲的火焰熔铸出的屠刀，将在哪个清晨或者黄昏落下，斩断人类的命运，不过，我可以确定，道德良知和理想主义的堤坝崩溃之后，从人类生命深处奔涌而出的物欲的狂涛怒潮，必定把历史冲向世界末日。
当代，从西方到东方，从政客到文人，从珠光宝气的华尔街富豪到蝇群萦绕的印度乞丐，从扭捏作态、搔首弄姿的演艺明星到中国的千万妓女，从和尚尼姑到海盗或者教授，遍观世界，各色人等，几乎无一例外在为金钱而焦虑疯狂。似乎只有恐怖主义者还在坚守理想主义，只不过，无辜者的死亡又使属于恐怖主义者的理想变成罪恶。
连上帝都会因之而困惑之处更在于，民主政治与极权专制本应冰碳不能共存，水火无法相容，现在竟然也能以物欲的名义融成同一滴肮脏的血——美国和中共宣布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便是例证之一。尽管如此，也不能不承认，风靡全球的物欲狂潮最初源起美欧的生活方式，而这种表述时代个性的生活方式，是在自由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自由没有创造出丰饶的审美激情和华贵的思想，却为散发出浓烈腐臭气息的物欲生活方式作证，这说明自由病了，而且病入膏肓——“自由”病了，这才是这个时代最致命的精神危机。
自由是人类的拯救者；理解自由是最神圣的思想事业，每一扇伟大的历史时代之门，都是由对于自由的再理解所开启。以往的历史中，无论命运处于怎样凶险危难的境地，都有以自由的名义书写的理想主义旗帜，引导人类走向未来。自由曾经是拯救者。可是，现在自由病了，拯救者首先呼唤拯救。人类由此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拯救自由需要思想来自天启的圣徒、哲人和诗者，但是，在一个俗不可耐的庸人都比上帝还要自信的时代，面对形而下的蠢物白痴都敢嘲笑理想主义者的情势，即便有从宇宙精神中获得思想灵感的天纵英才，也只能是孤独者；自由需要拯救，而蠕蠕如虫蚁的庸众却愿意让自由随他们肮脏的肉体和本能一起慢慢腐烂。
源自中共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连太阳都被烧焦的炽烈的物性贪欲——这是两只逼视当代人类的魔鬼之眼，然而，很少有智者敢于同魔鬼之眼作英雄的对视。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试图通过粗俗本能的狂欢，遮掩空虚的精神上绽裂的焦虑与恐惧：那似乎是对物化的生命本身的恐惧，以及对世界末日的直觉产生的焦虑。
我书写预言之书，不是为了表述不可改变的末日的宿命，也不是为了把绝望之钉钉入人类的眼睛。因为，我厌恶宿命，并渴望注视绝望之后的原野。
我书写预言之书，是为了踏过世界末日的宿命的锋刃，撞向一个属于心灵时代的晨钟；在那个时代中，高贵的自由人将表述对审美激情的热恋，对社会正义的理解。
苍天和大地告诉我，即使能用炽烈的英雄之心点燃死灰或者顽石，也难于用理想主义感动只相信物性贪欲的人类。但是，我仍然要走上黑暗的时代之巅，用心灵的火焰亲吻绝望。
第一卷 魔鬼对当代中国的诅咒
卷首语：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甚于国亡。中国人正处于心死国灭的大悲哀之中。
中共的政治奴隶和文化亡国奴——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真实地位。当代中国国运之殇，思之念之，令我痛断肝肠。我愿闯入太阳，让我的铁石之心与销铁裂石的痛苦一起化为灰烬；我常在没有星月的暗夜中，伴万里长风为哀悼中国文化而作彻夜之哭。然而，难以计数的无魂的中国人，却早已丧失感受心死之哀和亡国之悲的能力。这才是让英雄欲哭无泪的极致之哀，永恒之悲。
丧失感受痛苦的能力，意味着中国人的痛苦之路依然极其漫长；魔鬼的诅咒还在向中国的命运索要更多的苦难和血泪的献祭。
一
西方文化主宰的时代——天使与魔鬼万年搏斗的继续
亨廷顿断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将主导当代历史的逻辑。不过，亨廷顿的断言，是一个用精致的理性之刀雕刻出的庄严谎言。尽管谎言践踏真理的现象经常出现，然而，谎言一旦成为时代的主宰，人类的命运就值得忧虑。很遗憾，现在正处在谎言获得真理之王的尊严的时代。
以“文艺复兴”为起点，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都在表述一个基本事实，即西方文化壮丽崛起，在全世界狂飙突进，凯歌行进；东方文化一触即溃，一败万里，被逼进命运的死角。西方文化征服人类和东方文化退向命运的边缘，这是同一个时代主题的两种不同表述。
西方文化成为时代精神主宰者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蕴含的古老智慧，以及这种智慧通过“文艺复兴”展现出的近代升华。
首先，在古希腊智慧中，自然理性受到通常神才能享有的尊崇。哲人把自然理性同最高的哲学概念，即自由连接在一起，认为自由就意味着按照自然理性来生活。毕达哥拉斯学派更视自然理性的万王之王——数的逻辑，为宇宙精神，而人类的命运只是数的逻辑的生命形式。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自然理性也没有被神性的炫目阴影完全遮蔽。近代史上最动人的理性乐章之一，则是自然理性升华为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对外在自然逻辑的清晰理解中，涌现出奇迹般的物性能量；正是狂涛巨澜般奔涌的物性能量，使西方文化击败溺于生命意义的玄想和审美沉醉的东方文化——在以物质形式为存在基础的现象世界范畴内，物性能量是驱动命运之轮的不可缺少的动力。
西方文化向命运索要时代精神的主宰权，不仅依靠野蛮的物性力量的征服，同时也凭借政治道德魅力对人类的感动。根据古希腊智慧关于民主、法治、人权理念的遗嘱，近现代西方文化创造出以主权在民和人权自由保障为原则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而使人类对于社会正义的理解进入新的时代。与此同时，东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殿堂上却依然供奉着国家权力家族私有的观念。自由民主制度以其魅力如花的政治道德，赢得人类的爱恋，时代的祝福，东方式的国家权力私有制，以及相应的皇权文化，则被命运放入历史的铁棺。
物性能量和政治道德的双重贫困使东方文化之花凋残。时至今日，东方文化不过是死亡锋刃上的一片干枯的血銹，根本没有可能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强有力的精神挑战，形成时代的命运主题。西方文化主宰世界，这是一个如此明确清晰而无须多思的时代特征。那么，为什么作为西方学术之花的亨廷顿却视而不见，并编制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学术谎言呢？
基于对亨廷顿智商的善意尊重——尽管这种尊重的前提只是朦胧的印象，而非理性的证明，我不愿把亨廷顿之流沦为学术谎言的制造者的原因，归之于他的愚蠢，或者对东方文化现状以及中国儒学命运的无知。亨廷顿之所以这样作，是为了在西方文化主宰的时代，继续让东方文化为世界的种种苦难和罪恶承担责任；他试图使西方文化只享有主宰者的荣耀和权利，却不承担主宰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也许他太爱西方文化了。然而，无论如何，在一个连西方纪元方式都成为世界的共同纪元标准的时代，仍然把苦难和罪恶归因于濒临灭绝的东方文化，只证明属于文化强权者的不公正。
当代人类命运的悲情与欢歌，都以时代精神的主宰者，即西方文化为起点和归宿；当代世界的动荡和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或者说是肇因于西方文化政治哲学范畴内的极权主义传统与民主法治传统万年搏杀的现代继续。
西方文化传统的内在矛盾似乎是某种宿命的表述：在人类文明还只是一片荒凉原野的古老岁月中，两条智慧之河，即古犹太智慧和古希腊智慧共同汇成了西方文化的源流，而这两条智慧之河的精神风格却又迥然不同。
古犹太智慧以上帝之名创造出绝对真理的概念，从而也创造出西方的宗教精神。宗教是信仰之学，信仰的本质不在于逻辑的证明，而在于绝对真理的魅力所召唤的心灵感动。古希腊智慧似乎从爱琴海燃烧着灿烂阳光的碧波中获得自由的灵感，因而沉醉于精神的多元探索；同时，古希腊智慧又属于理性之学，理性之学的本质，就在于让智慧之镜中，映照出自然逻辑，以及人类现实命运逻辑——君不见，就连希腊诸神也展现人类情感的丰饶与绚丽。
古犹太智慧属于心灵的天国，古希腊智慧属于理性的大地。然而，这两种精神特征泾渭分明的智慧却又共同作用于西方的命运。因此，她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就成为西方历史演进的主要精神动力；在西方文化主宰世界之后，这两种智慧通过政治法律哲学形成的冲突，即源自西方文化命运的极权主义和民主法治理念的生死决战，也主导着当代的人类政治命运。
上述结论本是聚焦灯下的宝石一样璀璨清澈的事实，然而，事实却湮灭在关于“东西方文化冲突决定世界命运”一类学术谎言中。这就如同历史过程湮灭于虚无。正由于时间销蚀万事万物的虚化作用，一切历史进程在走出属于它的时间范畴之后，便随即消失为虚无，而且永远逝去，不能重现。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地平线内有什么能够同永恒一致，那便只有消逝。因此之故，被时间抹去的历史需要后来者根据它所留下的信息作出诠释——历史只活在追忆式的诠释之中。
人世间有万种艰难，了解真实的历史是最艰难的事情之一。究其原因，就在于政治的强权者和学术的强权者，是以其现实的政治或者文化的利益为根据，而不是以真相为基础，对历史作虚假的诠释，所以，历史常活在谎言中。现在，为引领现实走出对历史的虚假诠释，从而清晰地注视正在逼近的当代人类大劫难，我不得不回顾古犹太智慧和古希腊智慧的历史命运的轨迹。因为，唯独自由人，才能超越种种世俗利害的思考，直接同真实的历史对话。而我，恰是自由人。
古犹太智慧最初漂泊于生机盎然的绿洲和死寂的沙漠之间，就像一阵既吹送生命神韵又传达死亡信息的风，她对于人类的命运也展现出积极和消极两作用。
古犹太智慧本身就是一座高耸于苍穹之巅的圣殿，其中供奉的绝对真理，便是世界和人类 的创造者，上帝。这个绝对真理，超越逻辑证明和理性领悟，属于信仰的范畴。她的积极意义在于，以信仰来满足心灵对非理性的慰藉的需要，使人摆脱对于死亡，即“永恒”消逝的恐惧；使人摆脱死亡恐惧，并确认转瞬即逝的生命具有神圣的意义——这正是终极心灵安慰的全部内涵。
理性不具备心灵安慰的效应。在理性的观照下，人不过是有限物质形式枷锁中的渴望自由的终身苦役犯；心灵对自由的渴望也是徒然的，因为，枷锁在时间中腐朽破碎之后，心灵便随之湮灭，就像虚无间的一道转瞬即逝的波纹。理性之镜映出的人生，只意味着与枷锁同生共存的瞬间，那是一个“脆弱的悲剧”。对于心灵，理性表现为冷血的旁观者，而不是慰藉者。所以，人需要从非理性的信仰中寻找终极心灵安慰。
犹太智慧所迷恋的绝对真理，也同心灵的另一个趋势一致，即思索永恒和无限的意境。尽管“宇宙大爆炸”理论声称已经找到时间的起点，但是，心灵仍然渴望知道时间起点之前的意境。理性认为不能用逻辑证明的对象没有意义，而心灵则认为，生命意义之花恰在理性逻辑证明之外的绝对永恒与无限中。理性探索之光照亮的疆域将不断扩展，但是又无法穷尽永恒和无限。理性之光还没有照亮的地方，都属于非理性的信仰的王国。心灵不会迷醉于理性的清晰，而只把对意义的爱恋献给非理性的信仰，因为，非理性的柔和的黑暗中，才有神秘感。
给人类以战胜死亡恐惧的终极安慰；满足心灵在永恒和无限之外的意境中寻找生命意义的需要——这是古犹太智慧创造绝对真理的积极价值。然而，绝对真理也有阴影。而且，真理越伟大，阴影越沉重。
古犹太智慧使绝对真理呈现为创造世界的唯一之神，也同时在信仰的起点之处种下了人类分裂的血腥的种子。当不同的族群依据其各自的历史命运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唯一之神”的信念后，“唯一之神”的概念中蕴含的绝对排他性，就转化为尘世间的残酷搏杀。这不是理论的分析，而是历史的结论。从古犹太智慧中涌现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仇杀，不仅使两千年历史泣血，而且至今仍然以恐怖主义的名义讲述宗教仇恨的坚硬。不过，古犹太智慧的消极价值还不限于此。
绝对真理阴影的最沉重之处在于，她创造出西方极权文化的精神原则和实际的政治存在。
造物主的信念可以让人如一片羽毛或者一缕柔弱的云霞，依偎在绝对真理的胸怀间，获得终极安慰。不过，与之同时，人也丧失了自己肯定自己，自己确定意义的权利；丧失了升华为自由人，并同宇宙精神直接对话的可能。我们很难确定人由此得到的更多，还是失去的更多，但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对绝对真理的信仰一旦同世俗的专制权力结成铁血同盟，人类的命运就进入没有日出希望的漫长暗夜。
古罗马时期，基督教曾是一个被迫害与被摧残的精神派别。然而，在获得国教的荣耀之后，基督教便转化为精神的暴君，并拉开中世纪黑暗的帷幕。
欧洲中世纪之所以被称为黑暗的世纪，关键在于教皇用属于上帝的绝对真理之火，将世俗的专制权力，锻造成前所未有的极权政治——绝对真理以上帝之名证明世俗专制权力神圣的合法性；世俗的专制权力则以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建立绝对真理的精神专制。中世纪由此成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策源地。
迄今为止，已经对极权政治的特征作过太多的学术论证；庸人学者们则在论证中充分展现出使问题无聊地复杂化的能力。如果摆脱庸人学者诸多论述的琐碎繁杂的细节性，极权政治的特点可以简捷明确地概括如左：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实施从心灵到世俗生活的全面专制；以绝对真理的名义，摧残精神多元的自由意志，推行文化性种族灭绝政治；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肯定对异端思想的仇恨，并使仇恨神圣化，进而借诸神圣化的仇恨，任意放纵潜藏在人性中的凶残兽性，实施血腥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以绝对真理名义，用铁与血维护的纪律，形成等级森严的专制组织。
中世纪之前，西方文化的两个源流，古犹太智慧和古希腊智慧，虽然也有碰撞和交融，不过，基本还是处在各自书写最初的命运篇章的时期。古犹太智慧为人类构筑心灵的天国，古希腊智慧则沉迷于现象世界中的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从自由到正义，从法治到人权，从审美激情到理性逻辑，崇尚精神多元的古希腊智慧几乎涵盖了所有同人类现实命运相关的领域。
每当仰视群星璀璨的夜空，思考古希腊智慧之美时，我都会猝然被一种感动击中——仿佛苍天的泪雨在敲击我的心灵之门。而感动来自属于古希腊智慧的流光溢彩的精神自由。
如花的少年总会被自由的魅力所感动，而命运却常常被野蛮的力量所征服。极权文化与自由意志在中世纪进行的首次世纪之战，凯旋者是极权文化。同世俗专制权力结成铁血之盟，赋与从古犹太智慧中涌现的天主教，以上帝之名实施精神专制的现实力量。在此，古犹太智慧展示出阴郁的狡猾——控制人的心灵就等于获得征服世界的权力。自由失败了，心灵的圣火便黯然熄灭。不能被自由的心灵之光照亮的时代，万古长如夜。中世纪铁铸的黑暗，是埋葬古希腊文明的美与智慧的墓地。
我不相信个体的灵魂有能力战胜时间，在轮回中复活。但是，我相信，一种曾经展现为重大历史命运的文化，即使在承载她的历史命运崩溃之后，仍然能以抽像的幽灵的形式，漂泊于时间之中，等待复活的时机。古希腊智慧就是如此，并且她终于找到以“文艺复兴”的名义复活的契机。
如果说中世纪是古犹太智慧与古希腊智慧的第一次世纪的精神之战，那么，“文艺复兴”就是她们之间的第二次世纪之战。而这一次精神多元的意志主宰了命运。当然，精神的复兴并非简单的再生，而是历史向现实的升华。从“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理念，形成近现代全人类生存方式的真理性主题——人类命运的太阳从西方升起了。
虽然中世纪的千年黑暗隐入虚无，但是，极权文化的魔鬼之魂却没有死去。它就深藏人性贪欲的阴影中，时刻准备再次控制人的灵魂，进而控制主宰世界的权力。纳粹主义只是魔鬼之魂复活的一次不成功的努力，而共产主义运动则意味着西方极权文化的全面复兴。
约一个半世纪以来，在血海泪涛中起伏的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同自由民主政治形成悖论，则意味着古犹太智慧与古希腊智慧的第三次世纪精神之战。现在，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决战的结局很可能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大劫难的方式，走入世界末日的烈焰。因为，西方中世纪极权文化传统的现代政治代理人——中共暴政，控制了毁灭世界的能量。
上述对历史的诠释，只是为了回到一个结论：当代世界冲突的主题，不是东西方文化的矛盾，而是西方文化两个智慧源流的万年搏战的继续。回到这个结论，是要给预言未来找到一个真实的思想起点。
二
来自西方的魔鬼诅咒——中国丧失文化祖国和心灵家园
从来没有一种社会运动，像共产主义这样，向命运索要如此深重的苦难和惨痛的生命损失作为祭品；也没有哪一次理想主义的崛起，像共产主义这样，最终竟造成心灵的百年悲怆，并用血海泪涛论证理想主义的残酷。但是，时至今日共产主义的本质仍然没有清晰地呈现于人类的智慧之镜——人们甚至不清楚，共产主义究竟是一次伟大理想主义的失误，还是魔鬼的罪恶；至于共产主义的文化源流，则更是云遮雾锁。
不清楚苦难和罪恶的原因，那么，苦难和罪恶必定再次主导命运。无论对于个人、族群，或者人类整体，都是如此。更何况共产主义并不是过去时。尽管欧洲中心主义者傲慢而愚蠢地认为，苏联和东欧共产帝国的雪融冰消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最终失败，但是，中共暴政在东亚大陆的存在，已经开始预言共产极权的再次崛起和全球性扩张。因此，为了阻止罪恶，必须寻找到共产主义的文化原因。
共产主义的文化之源，是流淌在中世纪千年暗夜的极权主义血河；沿那条血河，还可以上溯至古犹太智慧中涌现出的真理绝对主义意识。共产主义的精神风格，同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相似得就如同两个骷髅。
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和共产主义运动，这两种精神运动都以创建绝对的真理，作为思想的终点，并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要求对人类心灵的控制权；只不过绝对真理一个表现为来自上帝的宿命，一个表现为来自物性的客观规律。
这两种精神现象，都设立终极的理想，来诱惑历史，并以终极理想的名义，要求对人类命运的主宰权；不同之处只在于，一个理想状态属于地平线之外的天国，一个是地平线之内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两种精神现象，都把普遍的社会仇恨奉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此一来，从绝对真理得到合理性和神圣性祝福的仇恨，便冲决道德的堤坝，表现为残酷至极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的泛滥；只不过前者仇恨的对象被设定为异教徒，后者仇恨的对象则冠名为“阶级敌人”或者“敌对势力”。
这两种精神现象，都把摧残精神多元化和推动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视为实现绝对真理统治的天职；不同之处只表现为，前者的绝对真理是来自天主教教廷对《圣经》的理解，后者的绝对真理是来自德国犹太人马克思对物性逻辑和历史必然规律的洞察。
这两种精神现象，都以拯救全人类，作为世界性政治扩张的道德基础；只不过前者要实现的是天主教对世界的绝对统治，而后者要把所有族群都置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之下。
这两种精神现象，都设立组织严密的具有精神特权的团队，而且其精神的特权又得到专断的政治特权的加持；不同之处只在于，一个精神特权集团称为教士阶层，一个精神特权集团称为共产党。
我们还可以从更多角度对中世纪神权政治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质性作更全面的审视。然而，面面俱到，往往意味着主题淹没于琐碎之中；仅根据上述对比分析，已经足以使人看清，中世纪神权政治和共产主义远隔千年时间所显示出的精神风格的相似性——它们具有极权主义的共同的文化基因；共产主义是欧洲中世纪极权主义鬼魂的近现代复活。
不过，正如古希腊哲人指出的那样，世间没有完全相同的事与物，甚至两滴海水也有差别。以共产主义名义复活的西方极权文化传统也必定表现出时代的特征——时代的特征，那是中世纪鬼魂开启近现代复活之门的钥匙。从思想形式的角度审视，共产主义的主要时代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由于古希腊文明的复兴是近代史的时代精神的铸造者，所以，西方极权主义尽管本质上源于古犹太智慧的绝对真理意识，然而，它的近代复活的经典形式，即共产主义，却不得不披上源自古希腊的思想外衣，于是，诡辩论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宿命论与逻辑意识的结合，等等一些具有明确古希腊智慧个性的理论，便为马克思主义作哲学的奠基；同时，由于从古希腊文化的自然理性崇拜中崛起的科学理性成为时代的力量象征，所以，马克思又用“科学”的名义，装饰他的共产主义宿命论的思想之屋。
只配用浅薄的思想能力触摸表象的庸人学者，根据共产主义的理论外形，便将其归类为古希腊文明复兴的思想范畴。这种归类是错误的。因为，共产主义的本质不在于理论的外形，而在于理论外形所承载的极权主义灵魂——以绝对真理的神圣名义，要求对人类的精神和世界命运实施铁血统治的权力，并论证文化性种族灭绝政治的合理性。
事实上，从欧洲到东亚大陆，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全部内容，都表现为极端的极权专制政权，以及与这种权力模式如影随形的国家恐怖主义。这种事实的结论正是共产主义本质的体现。创立唯一的绝对真理的思想暴君，否定精神自由，肯定宿命——这才是极权文化的灵魂。至于思想暴君被谎称为上帝意志，还是必然的物性规律，并不决定本质。
“还魂的鬼是丑陋的”。中世纪极权政治以上帝的意志作为绝对真理，毕竟还为人类的救赎保留下一丝余地，即生命的神圣感；只要生命神圣感没有完全凋残，人就不至于彻底堕落为魔鬼。马克思将绝对真理表述为物性规律，意味着共产主义是以物性为最高信仰的宗教；人的精神也被归结为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这既是对人的概念的侮辱，也是对生命神圣感的根本颠覆：人本质上不过是一块物质，一堆尘世的欲望，一块终将在死亡中腐烂发臭的肉。
对人的本质怀抱如此阴郁的观念，人格的高贵与美就失去了可能。这正是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大规模虐杀人类时显出无与伦比的粗俗与冷酷的哲学原因——杀人，就像劈开一块块腐朽的木头。
理想主义是引导人类升华的希望。可是，人的本质被归结为物质，物欲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导，成为理想主义的内涵。理想主义物欲化，人类升华为美而高贵的精神存在的可能性就被斩断。充满浓烈物欲臭气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经济决定论的宿命之路，正是人由精神存在退化成一堆蠕动的物性贪欲的堕落过程。
人区别于万物之处，在于精神意境；人类历史的本质，表现为自然史之上的文化进程。科学理性则是客体逻辑在智慧中的精致映像。正由于科学理性本质上是物质世界的逻辑，所以它才蕴含着巨大的物性能量。科学理性逻辑的表述应当归类于自然史的领域，而不属于人类心灵史的范畴，尽管科学理性是一种智慧的现象。因此，当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宿命论冠以科学之名时，实际上是把人类的文化降低为物性的逻辑史。
讨论至此，相信许多读者已经开始感到厌恶——注视堕落、丑陋、血腥的存在，当然令人厌恶。共产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泛滥于欧亚大陆，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马克思洞悉人性中的堕落、丑陋和对发泄血腥仇恨的渴望，并在人性的全部弱点之上，构筑起他的理论基础。
共产主义恰是西方极权文化的最俗不可耐的堕落形式。我对这种理论厌恶至极：我厌恶绝对真理的信仰，因为，它意味着思想的墓碑和囚禁精神自由的铁牢；我厌恶以仇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这种观念阴郁得像刽子手的眼睛；我厌恶把人视为蠕动的物欲，把人类的命运表述为经济决定论，因为，那太粗俗，太接近奸商只能听懂金钱召唤的心；我更厌恶涂在丑陋理论上的理想主义的油彩——就像装嫩的老女人脸上厚厚的脂粉，经常由于皱纹的抽搐而掉落下来。
既然厌恶，为什么还要引导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作思想的关注？原因很简单——只因为来自西方的魔鬼，马克思主义，把恶毒至极的诅咒加诸于中国的命运之上，而中共暴政则将通过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诅咒人类的命运。
中共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专制集团。中共统治中国的过程表述旷古绝今的文化悲剧：在文化性种族灭绝政治之下，中国文化精神香消玉殒——那比生物性种族灭绝更加残酷，因为，被屠戮的是曾经属于金色种族的灵魂，而心的悲苦超越肉体疼痛。
中共建政以来的全部历史，就是中国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殖民地的过程，中国早已丧失文化的祖国，心灵的家园；中共权贵是中国万年历史上罪恶最为深重的卖国贼集团，它背叛文化的祖国，出卖精神的故乡；中共权贵的政治奴隶和西方极权主义心灵控制下的精神亡国奴——这便是今日中国人的真实地位。
游学燕赵之地时，我曾在北京一所大学中，与十几位藏人学生纵酒。那群康巴人形象英俊刚毅：长眉如雄鹰展翅，头颅似铁铸铜雕的艺术品。狂饮大醉之后，藏人竟仰天长哭；康巴铁汉的悲声，直可断金碎石。其中一人似向苍天大地倾诉心之苦痛——“共产党要剜出藏人的心，给我们换一颗汉人的心！”
当其时也，我亦感焚身裂骨之痛，却又欲哭无泪，只能让一声长叹飘散于荒凉的沉默中：“你们不知，共党狗官首先剜出的是汉人的中国文化之心，并给汉人换上来自西方的魔鬼之心——汉人灵魂已死；活着的，是魔鬼的诅咒。”
如果把西方极权主义文化视为一种生命存在，那么，这种生命存在的天性在于，运用铁血强权护卫的绝对真理，通过控制人类的心灵，主宰历史命运，获得对世界的所有权。而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就是展现魔鬼天性的基本方式。中共建政之后，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形式，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思想暴君的加冕；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精神虐杀的锋芒最终都指向中国文化。难以计数的承载中国文化之魂的生命，或者尸横刑场，或者在苦役犯的命运之路上被荒凉的风吹散，或者变成铁牢阴影下的一片黑红的枯血。他们凋残了，他们枯萎了，他们消失了，随着他们一起死去的，是中国文化精神。
文化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典籍等一类非生命形式，一种是人的心灵。佛教密宗的传承，极其重视上师的心口之传，这意味着一种文化哲理——真正的文化神韵只活在心灵中，典籍等非生命形式是埋葬文化的棺木；开启棺木，看到是文化的骸骨，从人的心灵中，才能找到生机盎然的文化神韵。中共对千万文化人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大迫害，大虐杀，承载中国文化的心灵被摧残殆尽，中国文化也因此失去现实的生命形式，中国文化的幽灵只能黯然退出现实，退回落满时间灰尘的历史陈迹中。
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国家权力共产党寡头集团私有制，所以，中共权贵有能力把国家权力绝对控制下的国民教育体系，也变成推行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的常规设置。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教育，共产主义的基础理论，从哲学到历史学，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都是不变的学习主题。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垃圾竟能占有大学本科教育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课时。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共产主义神学院”，即中共党校和团校的设置，中国人从启蒙到高等教育的完成，乃至成人教育，无不处于具有巴士底狱风格的精神铁牢中；里面关押着自由思想的可能，或许还关押着中国文化的鬼魂。
无论庸俗的政客学者基辛格，还是繁琐的亨廷顿，或者其他更加渺小琐碎的西方汉学家，当他们把中共官员及其御用文人解读为当代中国文化的象征时，他们既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也是在侮辱中国文化。因为，中共的理论和实践都在表述一个雄辩的事实：让神州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地，是中共权贵对西方极权主义文化魔鬼的承诺；担当屠戮中国文化的行刑者，是中共实现魔鬼承诺的题中之意——只有中国文化血溅刑场，魂飞魄散，西方极权主义文化才能主宰中国人的心灵与命运。
中共强加在当代中国命运上的宪法，其序言中载明，所有中国人都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指导思想。这是中共权贵在最高政治法律意志之上雕刻的纪功宣言。在中国的土地上，宪法竟以国家强制力的名义，迫使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暴君的地位。这意味着，十五亿中国人已被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征服，沦为精神奴隶；这座中共权贵的纪功碑，对于中国文化却是耻辱的墓碑——中国已经文化亡国。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甚于国亡。中国正处于心死国灭的大悲哀中。而更可悲之处在于，中国人已经失去理解并感受大悲哀的能力。中国文化曾经以其华彩如朝霞漫天的精神魅力，高踞于东方文明之巅。如今，当她死去时，却没有缤纷的花雨和心灵的哀乐为她送葬，也很少有泪水飘落在她的荒凉的死亡之上，因为，十五亿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没有泪水，而只有贪欲——唯独我，一个浪迹天涯的哲人与诗者，愿为中国文化之殇，作泪如潮涌之祭；我愿放声痛哭，直哭得天惨地愁，直哭得日月无光，直哭得山崩地裂。怎奈我又知，这个世界冷漠得不再能被从真情中涌现的泪涛所感动。既然如此，不哭也罢；就让我只把属于苍天大地的悲哀埋葬在虚无之中。
三
西方极权文化在东方崛起的原因——中共本质上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宗教组织
一个问题，就如同迸溅在眼球上的血迹，令人无法忽视：共产主义，这个从理论风格到逻辑个性，都完全西方化的思想体系，竟然在经典的东方文明的古国，即中国，找到强悍崛起的政治根据，并展现出蟑螂般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
上述疑问，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帝国崩溃之后，就更加触目地呈现思想的地平线上。而与其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为什么使中国全盘西方化的，不是源自古希腊智慧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理念，而是以古犹太智慧或者中世纪黑暗为源头的极权主义？
如前所述，近代史上，西方文化之所以形成对中国文化的摧枯拉朽、秋风横扫败叶之势，首先在于中国文化的两个缺失：其一，物性能量的缺失——中国文化过分沉迷于审美与生命意义的玄想，以致于忽视了对科学理性，这个物性能量的金矿的探寻与发掘；其二，社会正义的缺失——中国文化没有走出国家权力家族私有的政治哲学的困境，所以，也没有获得如“主权在民”原则那样能够魅惑时代精神的正义之美。
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失败。对于弱者，困境才意味着绝望；对于强者，危机常常在表述机遇——踏碎危机之后的凯旋，才是命运的庆典，而且危机越深重，庆典越壮丽。然而，近代史上的中国却是一个可悲的弱者；中国万年文化史转瞬间变为万里废墟，终至文化亡国。
中国惨败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其中最刺目的人格原因，便在于中国文人对文化祖国的整体背叛和离弃。纵观人类文明史，还从来没有那一个群体，像中国文人这样，在祖国命运危难艰困之际，只把鄙夷不屑的背影和恶毒的诅咒，留给民族的精神故乡和心灵家园。直到今日，诅咒还在中国的自由知识份子臭气熏天的口腔中回向。
中国自己击倒了自己；致命的一拳来自中国文人整体上对文化祖国的背叛——中国文化养育出一群背叛者。中国文人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盛大的卑鄙，令太阳都为之不寒而栗？关于这个问题且容我在以后书写中国文化悲剧的篇章中再作审视。此刻，只请把中国文人的背叛这个史实，视为讨论的前提。
外部，西方文化强权如压城之黑云；内部，中国文人本应作为中国文化的生命承载者，担当起迎接精神挑战的天伦之责，然而，这个失魂落魄的群体，却只发出对中国文化的诅咒。他们的情感中只有怨妇般的诅咒，没有以创造性思维拯救中国文化的热忱。中国文化金冠落地，只能黯然神伤，退到历史的边缘；东亚大陆，由此成为精神的黑洞，文化的洼地。于是，西方文化的狂涛怒潮，从时代的命运之巅，冲荡而下，涌入中国，势不可挡。
自由民主政治是“文艺复兴”以来政治哲学的真理表述者。怪诞之处在于，最终主宰中国命运的不是真理，而是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不仅文化亡国，而且亡于魔鬼的血咒。中国命运的悲剧，既有具体的历史原因，又有深刻的精神哲学原因。
中国近代的文化失败通过国运的衰败表现出来。西方列强运用从科学理性中获得的巨大物性能量，砸碎中国的国门。当时，西方列强诸国中的绝大部分，都不同程度趋向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不过，当他们以征服者的傲慢，从中国朽木枯叶般的国运上践踏而过时，却不屑于对中国人表现出自由人才配享有的敬意。当然，被征服者本来就不应当指望得到征服者的尊敬；征服者基于理想主义，而不是实际利益的考虑，把自由赏赐给被征服者，也鲜有历史的佐证，而无论征服者是否信仰自由。
由于中国对西方自由民主的认知是同国家的屈辱命运相伴而行，所以，中国的命运在厌恶屈辱的同时，也对屈辱的伴娘，即趋向自由民主的西方诸国家，产生怨恨之情。当然，这种怨恨是非理性的，不过她却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能量和命运的趋势。在此，事实又在讲述一个真理：尽管命运日常状态下依理性逻辑运行，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却常常听从情感的非理性召唤，因为，非理性比理性更生动，更神秘——生动激起生命活力；神秘就是魅力。近代中国与自由民主政治擦肩而过，相当程度是因为趋向自由民主理念的西方诸国，在中国命运的屁股上烙出耻辱的印记。
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审视，中国的命运最终拒绝自由民主政治，并沦为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牺牲，除了上述情感的原因外，更重要之点在于，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欧洲中世纪黑暗宗教精神的复活；而共产主义的政治执行人共产党，本质上是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神权组织的现代表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构成的关于正义的普世价值，根植于古希腊智慧，属于理性的范畴，而理性永远不会拥有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所蕴涵的强大精神能量——那种能让庸众狂热，能点燃愚昧之心的能量。因为，理性往往太冷静，甚至太冷漠了。当理性由于自由激情的召唤燃烧起来的时刻，便是历史与真理一致的时刻。令人遗憾之处在于，点燃中国现代史的，不是服从自由激情召唤的理性，而是邪恶信仰的狂热。
尽管马克思用一句名言——“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表达他对以往全部宗教信仰的否定，但是，他又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以物性逻辑宿命论，创造出另一种事实上的宗教信仰，即共产主义拜物教。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风格，同中世纪神权政治的灵魂取向，相似得像两只苍蝇一样难以区分。共产主义拜物教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复活中世纪黑暗宗教的极权主义灵魂。
马克思主义和中世纪神权意识之间的这种灵魂与表象的悖论，正隐喻着某种合理性：沉沦的天使或者被埋葬的真理复活时，定然呈现出灵魂与表象的一致，因为，天使或者真理没有必要用虚假表象来遮掩灵魂——他们的灵魂本来就与美同在；魔鬼或者极权主义复活时，则往往要用变造过的美丽表象，遮住丑陋的灵魂。
此前已经讨论过共产主义与中世纪神权政治精神风格的同质性，因此不再赘述。在此，让我们把思想的关注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中共并不是现代政党政治意义上的政治组织，而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政治的历史遗嘱；中共具有政教合一的宗教组织的全部魔鬼个性。
其一，超越逻辑证明的信仰，是宗教的灵魂，而无论信仰的内容如何。中共则把唯物主义奉为绝对真理，把共产主义奉为终极理想。虽然马克思试图给属于中共的绝对真理和终极理想以科学理性的逻辑证明，但那不过是思维错乱的徒然之举。因为，绝对真理和终极理想的概念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理性的逻辑只配证明绝对性之前的有限过程；理性没有能力设置思想的终点。所以，马克思自诩的科学证明，同中世纪教士论证上帝的一个手指上能站几个天使一样，是在证明思想的荒谬。而且，视物性为绝对真理，视物性贪欲为追求终极理想的人性动力，既显示出犹太奸商粗俗的心对真理与理想主义的侮辱，也使信仰的神圣感凋残于思想的现代堕落。
其二，中共自诩是绝对真理的唯一控制者和引导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先知——这是上帝才应当有的自信。同时，中共也自命为人类道德的源泉和归宿——这是原本属于中世纪教士阶层的自信。
贪欲是万恶之源，对专制权力的渴望是贪欲之王，因为，专制权力意味着对国家的所有权。而献给极权主义权力的热恋，则是贪欲的万王之王，极权主义的权力不仅向命运索要对整个世界的所有权，而且还要奴役每一个人的心灵，让人类心灵也成为极权权力的私产。自称拥有对绝对真理、终极理想和道德特权者，往往要以其精神特权为根据，申明其应当拥有控制心灵和世界的权力。至少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和中共就是如此。对极端的权力的贪欲，正构成当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其三，中共释放文化性种族灭绝的政治能量过程中，显示出令铁铸石雕之人都心惊胆破的冷酷和凶残。除了极少数以自由为宗教的哲人和以美为上帝的诗者之外，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兽性日夜咆哮，渴望冲破良知的牢笼，纵情发泄。纵情发泄兽性，那是生命最阴郁也最灼热的渴望。中世纪天主教会和中共都为兽性找到了任意宣泄的神圣理由，即对违背绝对真理的思想异端的仇恨——这种仇恨经过绝对真理的洗礼而神圣化；神圣化的仇恨则升华为至上的“道德行为”，于是，对中世纪的异教徒，对当代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敌人”或者中共政治词典中的“敌对势力”，实施虐杀和迫害便与道德一致，而且越残酷，便越趋近道德之巅。极权主义为仇恨找到神圣的理由，也就为兽性找到了至上的道德根据。世界因此被血海泪涛淹没。
其四，中共是信奉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治黑手党。而仇恨的神圣化和道德被用来祝福兽性，乃是中共形成国家恐怖主义暴力组织的直接原因。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内容，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而是文化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当然，为了文化种族灭绝的需要，中共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大规模的肉体消灭。与之相同的意志也曾在十字军东征的战旗上飘扬，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上燃烧。
中共追求的终极目的，在于以共产主义之名实现对全球的统治。中共的这个终极目的，就书写在中共的“圣经”，即其党章之中。
纵观历史，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可以概括为三种方式：用金钱来控制世界；用世俗的专制权力控制世界；通过控制人的心灵，来取得对世界的驾驭权。运用金钱的力量左右世界，是商人的野心之梦。一般专制则主要通过对人的社会行为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意志，即专制还没有彻底囚禁人的思想，多元精神的现象还有存在的空间。正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下，多元的精神形态共存，是常在的现象。极权专制则要以对人的心灵的绝对控制，实现征服世界的贪欲。相较而言，极权专制实现统治意志的方式最彻底。因为，人本质上是心灵的存在；把人类的心灵关进绝对真理的铁牢，展现人类命运的现实世界也就成为极权者的私产。而为了囚禁心灵，就必须通过文化性种族灭绝，消灭精神多元化，实现精神一元化。这正是中共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共同追求。
其五，为实现对人类的精神绝对控制，中共首先对它的成员实施心灵的绝对控制。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那一刻要允诺，把心灵的绝对忠诚交给共产主义的绝对真理；把绝对的政治忠诚交给共产党组织；把生命作为祭品献给共产党的事业——这种宣誓所表达的，乃是宗教极端主义的狂热，而不是现代政党政治的思想自由的宽容风格。
中共对党员绝对的心灵、思想和政治控制，又为其对党员实行铁血纪律的绝对控制，创造道德逻辑的前提——既然党员已经自愿把灵魂出卖给党，那么，他的行为当然要受党的纪律的绝对约束。中共正是运用铁血纪律，构筑起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形的组织体系，只不过，居于金字塔顶端的，不是“光明独眼”，也不是称作教皇的上帝代言人，而是具有当代政治称谓的某个独裁者或者寡头集团。
根据上述讨论，应当足以达到一个结论：虽然马克思主义坚守无神论的原则，但是，它所创立的并非世俗的理论体系，而是物性崇拜的宗教；共产主义最强大的组织形式，即中国共产党，以其存在和运作的原则证明，它具备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的全部基因——政教合一政体的首要特征，在于绝对真理的精神主宰权与世俗的铁血权力结成魔鬼的同盟，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实施从心灵到行为的全面专制统治，而无论绝对精神表述为上帝的信仰，还是物性崇拜。
共产主义，这个从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中偷来罪恶灵魂的血魔，借中共暴政之尸还魂，踢开自由民主和人权法治的理念，成为中国命运的主人——这个事实是又一个例证，说明信仰具有比理性更强大的精神能量，以及征服现实的政治能量。不过，这个结论立刻会引起另一种质疑：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欧洲文明的中心地域和美国，主宰命运的不是共产主义信仰，而是自由民主的理性？
如果用思想的清溪冲洗掉历史的琐碎性，我们对于上述质疑可以发现两个原则性的解释。
首先，在中国文化历史性溃败之后，中国出现了信仰的空洞，共产主义便以信仰的名义，涌入渴望信仰的中国命运。欧洲天主教神权政治崩溃之后，却并没有出现信仰危机。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挽救了欧洲的，正是新教精神的崛起。如果说上帝的心灵之权与世俗的专制之权联姻，会孕育出千年黑暗，那么，上帝的信仰同追求信仰自由的意志的结合，则是点燃千年黑暗的圣火。为反抗天主教廷的心灵专制，从新教精神中涌现的上帝信仰和自由意志，成为自由时代的历史先导。命运在击碎中世纪神权的政治之后，并没有走进信仰的荒野。上帝退回心灵的领域，尘世则交给了表述社会正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理性。同时，天主教皇对历史罪恶忏悔之后，虽然失去了世俗的专制权力，却也受到新时代的宽恕，继续作为信仰的象征存在。
欧洲，以及欧洲文明的延伸——美洲，在极权与自由的世代交替之际，信仰的堤坝也并没有崩塌，所以，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能量，只能涌向欧洲的边缘地区，即野蛮的俄国，以及更加遥远的东方。
另外，在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中，欧洲经历了太多的命运悲剧，承受了太沉重的心灵苦痛，所以，对于政教合一的极权主义，欧洲怀有来自历史命运的警觉。尽管纳粹德国现象证明这种警觉性还不够，不过，欧洲的主体毕竟拒绝了共产主义信仰的魔鬼的诱惑。
当代中国沦为西方极权主义的精神和政治殖民地的命运，隐喻着一个阴郁的真理：在国运艰险之际，一个族群如果选择背叛文化的祖国，抛弃精神的传统，作真理的乞丐，那么，这个族群最后乞讨到的，只能是来自异域的魔鬼的诅咒，以及精神亡国奴的屈辱命运，而绝不会是真理。
四
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的共同宿命——不变的是极权主义的魔咒
尽管强悍的个人意志一旦获得专制权力意志的权威，便会成为时代历史命运风格的确立者，但是，划分时代的标准仍然应当取决于历史命运的风格，而不是居于权力之巅的专制者。因为，并不是每个专制者都具备创造历史命运风格的生命能量。
依据上述标准，中共建政之后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中外自命精英的庸人学者，基于思想的奴性，追随独裁者邓小平的逻辑，把中共领导人的换届视为划分时代的依据。然而，这种依据不能反映时代的历史命运个性。事实上，创造出历史命运个性的，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至今依旧停留在邓小平时代的命运逻辑中。江泽民只不过给这个时代留下几分上海小男人的猥琐丑陋的风情，而胡锦涛则只给这个时代的专制增添了阳萎者的病态的阴狠寡毒。
毛泽东时代，中共以共产主义理想的名义，崛起于命运之巅，并在中国人的崇拜之上昂视阔步——那是神才能享有的崇拜。然后，又由于一系列中共反人类罪行的累积，终至天怒人怨，政治道德基础崩溃，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政治危机的强烈质疑。邓小平时代，中共通过践踏理性与良知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走出政治危机，重建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当前，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中涌起的中国命运的喷泉已经达到顶点，即将颓然跌落——喷泉达到最高处，跌落就不可避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中国命运的喷泉将向哪一个方向倾倒。历史正凝神屏息注视着这个命运之泉，因为，中国命运的趋向会震撼世界。
中国的御用文人，以及中共用学术经费和其它利益收买的饲料喂养的各国学者，围绕邓小平时代，已经制造了太多的谎言；制造谎言是为掩盖中国命运发展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人类的戕害。在此，之所以有必要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特征进行讨论，就在于让这两个时代的真相从谎言中裸露出来，从而为审视未来中国命运的趋势，提供一个真实的观察立足点。
现在预言未来，而现在又以历史为前提。既然如此，就让我们首先回顾已经成为历史的毛泽东时代。
现象世界中，表述意味着存在，而形式是精神意境表述的前提。为使共产主义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表述者，中共首先用“阶级敌人”的白骨为石，红血为浆，构筑起高度极权的专制体系。在这个以思想专制为原则的独裁权力体系之下，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以狂热崇拜共产主义为魂的宗教组织更合适。
上述过程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生命虐杀相伴而行。除了难以计数的受害者之外，数亿中国人都是中共反人类罪的共犯。整个民族沦为罪犯，是由于受到魔鬼的诱惑，诱惑就表现为共产主义理想。
屈辱的命运产生对尊严的向往，而且，屈辱越深重，向往越炽热。近代史上蒙受的屈辱使中国向往尊严。然而，在中国文人的主体背叛文化的祖国的背景下，向西方乞讨真理成为思想的潮流；同时，中国对尊严的狂热向往，由于缺乏高贵的价值引导而盲目——乞丐怎么得到尊严。于是，中共建政之初，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刻，处于对尊严的盲目向往中的中国人，便狂热地搂抱了共产主义理想；那就如同处于性饥渴中的苦役犯，会在黑牢暗夜中喜出望外地搂抱触摸到的任何女人，而不会在乎她是否是丑陋的老女人。不过，以上两种搂抱都表述人性的悲剧。
如果承认人的本质在于心灵，而不是肉体；如果承认人类历史的本质不是生物史，而是文化史，那么，中共建政只意味着马克思的鬼魂，走出墓穴，在神州大地上，以思想暴君的权威站起来了；只意味着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精神殖民统治的历史开始了——中国人不仅没有站起来，反而从文化的意义上，即人的本质的意义上，被彻底击倒。
对历史作纵横观，中国曾有两次关乎国运存亡的危机：一次亡国于蒙古，一次亡国于满清。不过，蒙古和满清虽然征服了中国的领土，也实施了大规模杀戮，但是，他们却没有试图灭绝中国的文化。因为，与古犹太智慧和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不同，蒙古和满清的生命哲学中可能喧嚣着属于大漠草原的壮丽野性，却没有对心灵的仇恨。中国河山破碎，生灵涂炭，但国魂未灭，仍有复国的希望。而且，由于元朝和清朝相当程度上接受并沿续了魅力如花海的中国文化，所以，将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视为中国历史，从文化的意义上审视并无不妥。
中共建政却把中国国运逼入魂飞魄散的绝境死地。中共的政治意志是西方极权文化的象征，而且，它既具有宗教信仰式的精神能量，又得到铁血权力的祝福——关键之处更在于，这种极权文化把终极目标确定为对中国人心灵的征服和奴役。
毛泽东几乎在组建政教合一的权力体系的同时，便依据共产主义的理论逻辑，开始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政治。在一波又一波思想整肃过程中，中共的精神屠杀有两个不变的对象：被表述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中国文化精神。屠戮自由民主理念表现出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即古犹太智慧和古希腊智慧的自我矛盾；摧残中国文化精神则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绝对精神统治为动因。“文化大革命”是立在中国文化命运尽头的墓碑——墓碑之前，白骨蔽野，血河滔天；墓碑之后，万里死寂，一片荒凉。国魂随中国文化精神的湮灭而破碎。国魂破碎，则国亡心死，国运万劫不复。
有一种广泛流播的观点指称，中共的专制是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继续；也有人把毛泽东定位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前者意在让中国文化为当代中国的罪恶负全责，后者则试图把中共的一半罪恶归之于中国文化。但是，无论前者或者后者，都没有公正性。只是不知这种公正性的缺失，意味着愚蠢，还是邪恶。
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皇权文化，是被侮辱与被摧残的受害者，而且濒临灭绝的边缘，根本丧失了对现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能力。毛泽东所创建的东方巴士底狱，即中共专制体系，从理论基础到思想风格，从形式特征到运作逻辑，都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毫无疑义地论证中世纪欧洲极权主义在当代的复活。甚至连残酷性的风格也全然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式的。
中国皇权文化的刑罚，自有其令人发指的凶残，不过，凶残会止步于对肉体和名誉的惩罚。西方极权文化凶残之锋却趋向心灵。圣女林昭被处决之后，刽子手竟向她的母亲索要行刑的子弹费用，以致其母心碎，疯狂而死。思想犯受极刑之前，常被割断喉管或者被铁丝缝住双唇，以阻止他们心灵的声音通过临死的呼喊，化作刑场上的悲风… … 。所有毛泽东时代的残酷都展示出魔鬼对于心灵折磨的欲望——那是来自西方的魔鬼。
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金正日父子，等等所有这些共产帝国专制者，尽管肉体中流淌着不同种族的血，但是，他们都以共产主义理想的名义，展示出对生命的仇恨、蔑视和残酷。这种超越种族生理界限的同一性，说明他们都是同一个魔鬼，即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基因传承者。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共政权的罪恶与中国皇权文无关。
万年历史中，中国初次面对文化亡国的危机——那意味着国魂的湮灭，国运的破碎。“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意味着一个历史谎言；中国人的真实地位是中共权贵的政治奴隶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亡国奴。上个世纪的一次生命大悲剧，典型地诠释出中国人的真实地位。
为了给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全球扩张野心积累物质能量，中共试图通过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横征暴敛的结果，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近四千万农民饿死，死者约占当时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七。数学是理性之王，数则是数学的基本原素。当读到上述没有喜怒哀乐的数学时，我感到了理性的冷漠——这些数字为什么不会发出响彻历史苍穹的悲哭。太阳都会为之黯然神伤的是，这四千万农民竟如秋风萧瑟中的草木虫蚁一样，默默地死去：没有抗议，没有呼嗥，没有遗嘱，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心灵的能力，他们是没有权利抗议死亡的奴隶——他们没有像毛泽东允诺的那样“从此站起来”，而是无声地倒在干枯的死亡中。
毛泽东的权力意志通过“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最后的疯狂。他再一次对中国文化掘墓鞭尸，挫骨扬灰，同时，也击溃了他的权力挑战者。在文化性种族灭绝和中共权力斗争的两个范畴内，毛泽东都是凯旋者。不过，由于太多的阴谋、太多的谎言、太多的罪恶、太多的血泪和苦难，撕裂了毛泽东为中共极权专制铸造的理想主义的假面具——假面舞会结束了，露出魔鬼的狰狞，当毛泽东在一群小情人的扶持下，步履蹒跚地走入死亡时，虽然对中国还保持着神的威慑力，却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失去神的荣耀。而毛泽东共产主义之神的神格破产，直接导致中共极权的政治道德的破产。
政治道德的危机为良知进入历史创造出机会；胡耀邦就成为良知的人格象征。胡耀邦是中共内部的人道主义的奇迹。他的政治存在造就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将近十年的思想自由期。虽然极权铁幕依然遮蔽苍天大地，可是，胡耀邦在铁幕上凿出的裂痕，已经足以让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念的春风，沛然涌入；中国文化复兴的意志也不愿辜负思想的春天，而如荒漠上骷髅眼眶黑洞中盛开的野花，迎风摇曳。
中共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不过，中共又异化为超越任何个人的独立的政治生命体；对人的精神实施绝对政治控制，则是决定这个政治生命体天性的魔鬼之魂。任何违背其天性的个人，即便已经踏上中共体系的金字塔之巅，也会被它吞噬。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受到整肃。中共依据其极权政治天性，不仅否定了胡耀邦的政治意志，也否定了它进行自我政治改良的可能性。天安门事件，血漫古都北京的夜空；历史以大学生英俊秀丽的生命，为中国的良知胡耀邦作悲怆之祭。
称邓小平为中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乃是庸人学者中流行的思想时尚。然而，美女模特肉体流溢出的时尚，会浅薄而又艳丽，庸人学者的思想时尚却只有浅薄，没有艳丽。“文化大革命”之后初期的改革，实质上是由中共内部的良知人士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代表人物为胡耀邦，或者还有赵紫阳；初期的改革无论经济领域的，还是思想领域的，都具有明确的政治改良的意向。
政治改良之梦魂断六 . 四大屠杀。天安门血案才是邓小平时代的真正起点；以浴血的罪恶为起点的时代，必定坚守罪恶的时代主题。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实用主义的措施，将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强化极权专制的政治思想统治，以及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集团私有制——这便是邓小平用屠刀在“六 . 四”血碑上刻出的时代政治主题。
天安门大屠杀再次使中共极权陷于政治道德的深刻危机中；同时，学生的血也书写出对邓小平的反人类重罪的判决。极权专制是邓小平及其家族的政治经济特权的唯一支点，所以，引领中共走出政治道德危机，就成为同邓小平个人利益生死攸关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罪犯犯罪后的主要心理冲动，便在思考如何于毁灭证据。这也是邓小平实施大屠杀后的主要精神焦虑之一。
邓小平，一个俗气入骨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奉者，一个相信人性丑陋并洞悉人性致命弱点的阴险而精明的老政客，在血雨腥风还没有消散之际，便果决地作出有一箭双雕之效的国策。这项国策的生命哲学意涵，可以一言以蔽之：纵容十五亿中国人的心灵在沸腾的物欲中彻底腐烂；同时，打开国门，让心灵腐烂的效应，作用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追求物性贪欲一旦成为人类的共识，国际社会就不会再对中共极权的合法性进行正义的追问，因为，关心正义是理想主义者的事，而且只是；心灵腐烂于物欲，中国人就沦为道德之外的存在，而只有道德意识丰饶的心，才会记住独裁者的罪恶，并时刻准备为受害者申张正义。
邓小平知道，让中国人的心灵腐烂是他的家族和中共极权免于末日审判的唯一之途。为此，他设计出可以称为权贵市场经济的改革方案。二十余年来，这种极度腐败的权力操控的市场经济，成为引诱中国社会全面堕落的教唆犯；中国人除了没有属于自由人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之外，获得了在物欲中腐烂的一切自由。中共又利用开放政策的杠杆，使物欲的洪流涌向世界。
中共千万贪官污吏一方面通过权钱交易，同奸商形成贪腐的共犯结构，另一方面用物性贪欲的允诺，彻底收买了中国知识份子的良知。于是，社会上最具罪恶能量的三种力量，即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结成神圣同盟，共同托起一种谋杀道德、物欲横流的生活方式。这种腐烂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极权专制的最堕落最卑鄙的形态，即政治黑手党化和秘密警察统治。
毛泽东用计划经济维护极权，邓小平用权贵市场经济挽救极权，以及这两种经济模式引发的不同社会效应，构成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基本分界。计划经济需要依靠中共政治道德对社会的普遍欺骗能力。邓小平转换经济模式，是因为中共政治道德的骗局已经被命运彻底撕碎，而权贵市场经济的动力在于泯灭道德天良的贪欲。所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只表述中共政治道德基础的崩溃，而丝毫不意味着中共政治意志的改变。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改变了很多。但是，魔鬼对中国命运的诅咒并没有改变：中国人仍然是中共的政治奴隶和精神的亡国奴；中共实施的仍然是从心灵到社会的绝对政治控制的极权主义统治，以及国家权力的中共权贵阶层私有化。
中国命运的外形变了，但是，灵魂却依旧属于中世纪的黑暗。从魔鬼的灵魂深处，从布满古老血銹的千年黑暗中伸展出的宿命，将继续把中国带向大劫难的苦痛和末日的悲哀。
第二卷 中国即将进入万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
卷首语:
有这样一个哲理：梦与希望同在。我说：如果倾诉或者倾听梦呓是为活在虚假中，并以此来回避正视冷峻的真相，那么，命运就不会受到希望的祝福。
一
全面社会危机逼近中国——世界活在世纪梦呓中
从二十一世纪初起，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就成为色彩斑斓的理论或者学术梦呓纠缠的主题。“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中共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经济的发展将使中国和平崛起”构成梦呓的主调。而且，梦呓显示出的不容置疑的自信，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真理的傲慢。
然而，上述梦呓是出于对中国真相的无知。中共秘密的阴谋政治和新闻控制的铁幕，阻断世界观察真实中国的视线——对于这一点，人们往往容易理解。不过，却很难理解另外一个使中国假象化的因素，即奴性化和谎言化的当代中国的民族人格——从官员学者到贩夫走卒，从富商大贾到影星妓女，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处于这种堕落的人格状态中。
谎言化的人格使中国人丧失真实的情感，表达谎言甚至比说出真相更自然；奴性化的人格则使中国人的表述，本能地同中共强权的意愿一致，同时，也使中国人养成一种习惯，即在察言观色中及时讲出对话者希望听到的话——随时准备逢迎洋人如同屈从强权一样，是中国奴性人格的本能。如此一来，关于中国的问题，外国学者即使怀抱一颗渴望真实的心，也只能听得到中共愿意让他们听到的，以及他自己主观想要听到的。而这两者都同客观真实相去甚远。所以，外国学者同中国人接触的越多，越自以为深入了中国的现实，他们对真实的中国便越无知。因为，多接触一个中国人，就意味着多接触了一个谎言。当我看到洋人学者真诚地睁大探索的眼睛同中国人交谈时，常会产生一个怪诞的感觉：就像看到憨头憨脑的大河马，在入迷地倾听狡猾的小老鼠的花言巧语。
“中国已经开始实行资本主义。”——这个判断是前述关于中国的世纪梦呓的思想前提。然而，前提本身就不正确。
自由资本主义至少需要两项法律原则作为基础，一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人格平等，从而保障经济关系的公正性；一是经济运作只受法律的规范，而不受权力的操控。上述两项法律原则的存在，又依赖于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民主性。
当代中国实施的，是否定“主权在民”原则的国家权力中共寡头集团私有制，以及相应的极权专制的法律体系。专制之法虽然也可能虚伪地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其实际运作的逻辑，却在于否定法律人格的平等，肯定中共权贵特权。同时，当代中国的极权专制之下，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权力意志，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也是法律的主人；法律不仅没有能力制约权力，而且中共的权力意志超越法律，控制包括经济运作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的范畴。
以上的讨论，足以指向一个结论：在中国，根本没有自由资本主义生存的法律基础，实际运作的只是权贵市场经济。这种权贵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可以表述如下：以专制权力为轴心，以腐败的权力和肮脏金钱之间的交易为润滑剂，驱动经济的运行；经济运行的主要社会效应表现为，权力通过肮脏金钱的加持而资本化，金钱则通过权力的祝福，转化为政治法律特权——腐败权力的人格载体是中共的千万贪官污吏；肮脏金钱的人格载体则是依附于中共权贵阶层的奸商恶贾——中共极权专制的权力意志，构成权贵市场经济的起点与归宿。
以中共权力意志作为起点和归宿，意味着专制权力主宰经济过程，只不过这位主宰之狼披上了市场经济的羊皮，同时，更表明邓小平设计权贵市场经济模式的初衷，不在于推进民主政治的改革，而在于强化极权专制。
各种经济决定论是近现代西方文化最堕落的理论表现之一。因为，这类理论确信，人本质上是一堆蠕动的物欲，而不是心灵的意境；人类历史的原动力，即推动社会发展的上帝之手不是意志，而是物性贪欲。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命运，经济决定论便成为堕落时代的堕落的真理。关于中国的世纪梦呓正是从这种不相信心灵的力量，并把人蔑视为物欲存在形式的理念中孕育而出。
权贵市场经济二十余年的发展，不仅没有使中国趋向民主政治，相反，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专制铁手，却更紧地扼住中国精神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咽喉。这个现象证明，意志的能量可能比经济能量更强悍——强化极权政治正是邓小平设计权贵市场经济模式的意志内涵。
面对中国的现实，一些曾经热恋经济决定论的学者开始困惑地眨动稀疏的眼睫毛，但是，也有一些丧失承认错误能力的学者，依旧坚守关于中国命运的经济决定论中一项最荒谬的观念——他们相信，人均国民产值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中国就会启动民主化进程。然而，他们所相信的，同他们的思维逻辑一样荒谬。
或许在某些威权专制的国家曾经发生过这些学者所相信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乃是在诸多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把诸多具体性的合力导致的结论，直接奉为普遍真理，这种思维方式离真理的距离甚至超过荒谬。更何况，那些统计学的数字均以威权专制国家为依据，而中共政权却是专制政体中最强悍而顽固的形式，即极权专制。
根据人均国民产值的数量判断中国民主化命运的观念，还有从思想起步之处就产生的原罪式的错误。任何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蕴含着太多的苦难与血泪，太多的激情与渴望；民主化本质上是自由理想从精神向尘世的沉降，是命运倾听心灵召唤的结果。所以，民主化本质上属于不受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的领域。因为激情、理想、血泪、苦难、心灵，等等这些与民主化进程生死攸关的因素，都超越数学的逻辑。用人均国民产值的数量作为衡量中国民主化前景的标准，就像奸商试图用作过手脚的天秤称出爱情值多少钱一样，可笑得令人厌恶。
权贵市场经济不可能趋向民主政治，却必然导致社会的全面危机。性格决定命运。权贵市场经济的命运逻辑也由它的天性决定。中共的权力意志就是其天性。由这个天性所决定，中共权贵阶层的利益便构成权贵市场经济的逻辑环绕的太阳。权贵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在于，通过经济运作过程，使社会财富像满月时的钱塘江大潮，疯狂地涌入权贵阶层的金库，以及作为权贵阶层附庸的奸商恶贾的钱袋。
极端偏私的经济逻辑，定然召唤极端的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各种有差别的相关分析，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极端的财富两级分化，开始血淋淋地撕裂中国社会。而且，这种财富的两级分化并不孤独，它由权利的两级分化作伴侣。
作为中共的政治奴隶和文化亡国奴，中国人本来就被剥夺了决定自己现实命运的政治权利，以及决定自己灵魂命运的精神自由权利。在权贵市场经济之下，肮脏的金钱与腐败权力结成罪恶同盟。于是，以腐败权力为杠杆积累起的资本，便迅速转化成政治和社会特权。这种完全没有道德灵魂，并只以贪欲和对官权的奴性为内涵的资本，不可能具备趋向民主的良知与勇气，而只能通过政治社会特权，从普通民众的贱民命运上践踏而过，来展示其罪恶的荣耀。指望权贵市场经济的资本会孕育民主政治，就像白痴蹲在母猪的屁股后面，焦灼、兴奋地期待猛虎出生一样愚蠢，而又令人忍俊不住。
极端的财富和权利的两级分化，彻底摧毁了社会正义。所谓“彻底”，是指中国人普遍失去对正义的信心；他们不再相信正义能在人间实现，而把腐败权力与肮脏金钱，视为照耀社会的黑色太阳和唯一值得追求的理想。
十五亿不相信正义和道德的政治奴隶，将通过追求物性贪欲实现“和平崛起”，或者其它伟大的命运目标——这种世纪梦呓恐怕连蟑螂也不会相信，但是，它却在一群群怀孕的母牛般骄傲的学者中普遍流行。
趋向极端的财富和权利的两级分化，是从权贵市场经济中涌现出的宿命。这种宿命必然，而且已经把中国推向大危机的边缘——中国社会危机的爆发，只在等待一次历史的偶然性来点燃导火索。在此，一个问题会自然浮现出来：以罪恶和毁灭正义为宿命的权贵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创造出令世界惊艳的经济奇迹——当然，惊艳是由于世界正在物欲中腐烂。我相信，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能够使权贵市场经济的本性，以更形而下因而更直观的方式裸露出来，而且裸露得像邓小平肚皮上的红斑狼疮般触目惊心。
权贵市场经济创造奇迹般的经济发展速度的首要因素，在于对数亿农民工奴工式劳动价值的二十余年的残酷剥夺。农民工不仅丧失属于自由人的全部政治和思想自由权，而且没有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邓小平主政期间更从宪法中删去罢工权。面对千万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他们以及结成的铁血联盟，只能以个体方式显示社会存在的农民工，脆弱得如枯枝败叶，除了接受奴工的命运，他们别无选择。奴工的命运，不只意味着贫穷，更意味着人格的屈辱。当农民工的女儿为缴纳大学学费而不得不卖淫时；当农民工的父母罹患癌症，无钱医治，只能以自戕解脱生命的枷锁时；当农民工的血汗工资被拖欠而求讨无门时；当农民工由于过节无钱给幼子买半斤肉而心碎坠楼时——人们听到看到这一切时，除了农民工的贫穷之外，难道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人格被蹂躏时的痛苦吗？
对于中国辽阔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毁灭性开发利用——这是权贵市场经济在短时间内以疯狂的速率积累起巨大经济能量的第二个基本因素。权贵市场经济二十余年，荼毒神州大地。除青藏高原之外，中国再无一片明朗的蓝天，一条清澈的河流，一个净洁的湖泊；壮丽的山河已成毒气污水之乡，怪病丛生之域。北方沙漠化如火如荼，南方石漠化日渐显露，土地重金属污染则遍布南北。神州万里，正逐渐沦为不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即将大量出现的生态难民，必定给两极分化的社会大危机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农民工的心灵苦痛，铁石之人闻之都会垂泪；以奴工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违背人类的良知。神州的自然环境悲剧，会使中国列祖列宗的鬼魂，欲破千年古墓而出，给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以雷霆之罚；以毁灭性破坏自然生态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根本违背人类“道法自然”的理性。然而，当违背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权贵市场经济，踏着农民工的苦痛和中国残破的山河走向世界时，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良知的谴责，反而受到无数只喜欢同物性功利主义哲学作爱的小政客和学者的惊艳之羡，而且这种肮脏的艳羡竟一定程度成为时代精神的表述——难道理性和良知已经完全凋残？
中共向世界作出一个承诺：只要国际资本愿意用权贵市场经济规范为纽带，同中共腐败的权力形成经济和政治的命运共同体，中共就给国际资本以暴发户式的利益回报。显而易见，这种承诺是一个魔鬼的诱惑。令人遗憾的是，魔鬼的诱惑常比上帝的道德诫律更有吸引力。国际资本在魔鬼的诱惑下，犹如夏日印度的蝇群，铺天盖地涌入中国。本来就缺少道德原则的台湾和日本的资本率先把灵魂出卖给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欧美资本也迅速跟进——新教赋与的“为上帝积累财富”的道德良知枯萎之后，欧美资本的眼睛里也只剩下贪欲之火。由此一来，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便构成中国经济疯狂增长的第三个基本因素。
纯真的少年不愿相信美女会有一颗阴毒的蛇蝎之心，许多人也很难相信践踏理性和良知的罪恶贪欲，会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丑陋的事实就是如此——人类有时就是一堆丑陋的贪欲。不过，即便不再相信人类配与高贵的理想主义一致，我也不相信罪恶贪欲会成为历史的永恒主题。因此，罪恶贪欲的最现实的经典型式，即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在以相同的速度锻造割裂社会的仇恨之刀——极端的两级分化；而且权贵市场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它所积累的社会危机便越深刻。
当披着豪华学术外衣的庸俗文人从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中看到种种斑驳陆离的美丽幻像时，我却感到来自社会大危机的彻骨寒意。我不能确定，社会大危机最终将导致一个壮丽中国的浴血重生，还是把人类推入世界末日的劫难。不过，我可以肯定，人类必将由于背叛道德良知，把灵魂出卖给罪恶的贪欲而付出代价——那是要用血海泪涛来表述的代价。
西谚有云：上帝欲让人毁灭，必先使其疯狂。我说：魔鬼为了毁灭人，必先让人为物性贪欲而疯狂。
二
邓小平权贵集团应对社会全面危机的原则——极权专制的宿命
仇恨主宰时代的精神，魔鬼都会恐惧得不寒而懔。然而，腐败入骨的权力和不义的金钱一旦异化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尊严和自由的摧残者，仇恨就会如春天荒原中的野草，蓬勃生长，染绿大地；对不义的金钱和腐败专制权力的仇恨，乃是人性的自然趋向。当前，中国全面的社会大危机就意味着由地狱之火般的仇恨充实的巨大能量——仇恨往往比爱更强大。
中国的极权政治、权贵经济和人口、国土在国际社会中的沉重的存在，使仇恨主导的中国社会大危机的爆发方式，具有震撼人类历史，甚至主导世界命运的能量。而邓小平权贵集团如何应对危机，将直接影响中国社会大危机的走向。
在此使用“邓小平权贵集团”的概念，专指实行权贵市场经济之后形成的主导中共权力意志的官僚集团。准确预测一个人的行为方式，首先要对其真实的人格有准确的了解；准确预测中共权贵集团的行为模式，则要以对其政治人格的深刻理解为前提。
中共权贵集团是对东亚大陆各民族犯下重重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无论在毛泽东时代或者邓小平时代都是如此。有人申辩道，现在的中共权贵不应当为过去的罪恶负责。但是，这种申辩违背法的正义。现在的中共权贵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权力遗产的同时，也应当继承历史的政治债务；他们作为中共暴政政治人格的继承者，当然要对中共全部罪恶承担法律责任——法的精神拒绝“只继承权利，不继承责任”的遗产转移原则。
中共建政六十余年，通过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军事屠杀、政治法律迫害，以及制造社会悲剧，导致近亿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的凶残恐怖，纳粹德国只能自叹弗如；中共六十余年的反人类罪行，超过中世纪千年黑暗的罪恶积累，可谓旷古绝今。一亿冤魂日夜都在诅咒这个国度；除非中共暴政的反人类罪行受到正义的审判，中国将在无数鬼魂的怨毒诅咒中，向地狱沉沦，永无超渡之日。
中共权贵集团是中国万年历史中最阴毒的卖国贼集团，它背叛文化的祖国，出卖精神的故乡，用斩杀文化之魂的方式，摧毁中国的国家命脉；它用铁血权力将西方极权主义文化推上精神之王的宝座，使东亚大陆沦为德国犹太人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殖民地。中共实施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不仅意味着大规模精神虐杀，而且是由血海尸山来表述的生命牺牲——牺牲的是各民族中最高贵、勇敢、自由而美丽的灵魂；活下来的，绝大部分可以归类为行尸走肉。
人的本质在于精神；文化是精神的外化，心灵的展现。因此，文化性种族灭绝是比生理性种族灭绝更深重的罪恶——它从本质上否定人，否定民族与国家的存在。“海可枯，石可烂”，中共权贵集团灭绝文化祖国之罪，不可宽恕；如果中国文化从此魂销魄散，灰飞烟灭，万劫不复，那就只有不停的风，在荒野间为中国文化之殇作万古悲叹。但是，只要中国还有文化复国的一日，重建精神家园的庆典，必定也是对中共卖国贼集团进行末日审判的法庭。
千万官员，无官不贪，无吏不腐；利用腐败权力攫取社会财富，然后把罪恶的金钱转化为骄奢淫逸的生活——这是邓小平权贵集团政治胎记。每个官员都把其控制的权力视为财富的来源，权钱交易已经成为所有官员正常的生活方式。正由于无官不贪，无吏不腐，整肃贪腐便异化为打击权力竞争对手的常规措施，而丝毫也不证明廉政的努力；近千万妓女每夜都在遍布中国的十万夜总会中，供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淫乐，乃是中共腐败的经典写照。
有人讲，作中共官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幸福”的职业；对于物欲化的生命，腐败权力就意味着幸福。然而，无论怎样幸福，毕竟也作贼心虚；如何避免罪恶的财富将来受到人民审判的清算，是邓小平权贵集团，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无耻、最猖獗的贪污犯罪集团的普遍焦虑——从中国民众普遍“仇富”心态的锋芒间，贪官污吏早已意识到，锐利的危险正冰冷地抵在他们的腰际。
凶残至极的反人类罪犯罪集团，背叛文化祖国的卖国贼集团，腐烂入骨的贪污犯罪集团——邓小平权贵集团的每一项政治人格，都在预言同一种可能性：命运的尽头，审判台在等待他们；审判台后面或许还有断头台。审判后被绞杀的萨达姆、像受伤的公猪一样关在铁笼中受审的穆巴拉克，不仅让邓小平权贵集团有物伤其类之悲，而且更是怵目惊心的警示。规避被审判的命运由此形成邓小平权贵集团的共识。
权贵专制体系是托起中共千万贪官污吏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特权的魔鬼之臂；失去极权专制，贪官污吏将丧失一切。上帝或许可以宽恕所有的罪恶，法律却不能如此。中共暴政犯下的违背天理人伦的罪行就不能宽恕。邓小平权贵完全清楚，极权政治构成他们免受审判的唯一的保护伞；极权体制的命运同他们的命运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邓小平权贵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海外银行设立私人账户，以策其罪恶金钱的安全。此次茉莉花革命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最令中共贪官污吏痛不欲生——在关键时刻，海外的金融机构，包括号称最安全的瑞士银行，竟纷纷宣布冻结独裁者家族的资产。痛心疾首之余，邓小平权贵明白了一个真理：失去专制权力，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安全的银行；极权政治是他们罪恶金钱的唯一的庇护所。
同极权专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决定，面对日渐逼近的中国社会全面危机，邓小平权贵集团势必把千方百计强化极权专制，作为主要的政治意志。
邓小平权贵集团强化极权专制的首要之举，便是强化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这三个最具社会能量的要素之间的罪恶联盟。在现象世界中，表述即存在，没有表述就没有存在。邓小平权贵集团构建罪恶联盟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全面压抑社会危机中蕴涵的对腐败权力和肮脏金钱的仇恨，使之难于形成政治反抗运动的表述方式——不能升华为政治反抗形式的社会危机，不会对极权专制造成致命威胁。
上述罪恶联盟由腐败权力的生命形式，即中共贪官污吏主导。贪官污吏用政治特权和物欲的极度满足收买堕落的知识——使知识份子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奴仆，同时，中共也为肮脏的金钱转化成政治特权修筑了一条“快速通道”——在江泽民主政时期，中共，这个理论上的无产阶级政党，竟宣布允许资本家入党。有人据此声称中共已经背弃了共产主义。然而，这种声称所表达的至少是庸人学者的愚腐之见。因为，中共理论上的某些修正，目的在于维护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即极权专制政治，使之能够渡过全面社会危机。从本质来审视，中共不仅没有背弃极权主义，反而表现出对于共产主义的不择手段的忠诚。
什么是共产主义？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的一系列共产帝国，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社会大悲剧。有些脑残的文人试图证明，共产主义罪恶的政治实践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美好的共产主义理论。但是，历史不相信这类脑残文人的证明，就如同不相信孕育出无数魔鬼的灵魂会属于天使。而中共暴政，这个马克思理论在东方的政治代理人，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坚守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
通过对心灵的控制达到对人的命运的控制权，而控制了人的命运，也就获得了对世界的所有权——这是西方极权主义的基本逻辑，也是中共的统治逻辑。所以，强化思想控制必定成为中共强化极权专制的题中之意。不过，邓小平权贵集团对思想的极权控制也显示出相应的时代特征。邓小平通过让中国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的方式，抹去历史对于天安门血案的记忆——人的心腐烂了，历史也就失去记住罪恶的良知。这个过程中，率先腐烂的，而且腐烂入骨的，便是千万贪官污吏。从腐烂的权力中分泌出的思想控制方式，便是堕落至极的黑手党政治。另一方面，由于政治道德的破产，中共已经难于进行有效的理想主义的思想欺骗，邓小平权贵集团只能越来越依赖猥琐污秽至极的专制方式，即秘密警察统治，来实现普遍的思想控制。
利用黑手党政治原则和秘密警察统治，构建关押政治反抗精神的思想铁牢，同时，又把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发挥到极致，让普遍的恐惧充当看守思想铁牢的狱卒。于是，邓小平权贵的中国展示出极为怪诞的现象，即极端自由和极端不自由的叠加：人可以找到在物欲中纵情无羁地堕落的自由，而无须任何道德的顾忌，同时，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却被吊在铁铸的绞索上示众。
邓小平权贵集团强化极权专制的另一个战略举措，便是把腐败权力、肮脏金钱和堕落知识结成罪恶同盟的经验，推进到国际领域；他们“对外开放”政策的核心便在于收买并腐化全世界——同国际资本、知识精英和强有力的政客结成利益共同体。邓小平权贵集团显然有一个精明的计算：如果全世界都在物欲中腐烂，都狂热地倾听物性功利主义的流行音乐，内在于中国社会危机的追求正义的理想，便难以找到强有力的国际支持。
邓小平权贵集团收买并腐蚀世界的战略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路凯歌高奏；物欲诱惑的锋芒所向，从财团、知识精英到政客，无不丢盔弃甲、望风披靡。中共的成功似乎论证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观念具有真理性：人本质是物的存在形式，而不是精神的意境。不过，这个真理太丑陋，丑陋到苍蝇都不愿同她作爱。
一个以中共腐败的权力为轴心，由国际资本、各国知识精英和政客参与的罪恶的国际联盟，事实上已经形成。西方各国对中共的极权扩张采取的绥靖主义政策；国际舆论间广泛流行的“和平崛起的中国将走向民主”的幻想，以及“中国将扮演拯救世界经济的角色”的溢美之词；国际财团对中国权贵市场经济源源不绝的资本输入——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上述国际联盟正在发挥强化中共极权专制的国际能量。当然，这个事实上的国际联盟的形成，是以邓小平权贵集团出卖中国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为代价。
通过强化极权专制应对全面社会危机，是极其愚蠢的思想逻辑的产物。全面社会危机以权贵市场经济为直接源头，而权贵市场级经济又是当代中共极权政治的经济表述。所以，强化极权专制同强化孕育社会全面危机的根源是同一回事；极权专制越强悍，它所积累的社会危机的能量便越巨大。
尽管通过强化极权应对社会全面危机意味着愚蠢的思想逻辑，不过，对于邓小平权贵集团，那又是命运的必然，即一种别无选择的宿命。当然，这种宿命也属于中共整体的命运。
关于中共会自我改良，走上民主政治之路的梦呓之声，二十余年间，曾经喧嚣一时，至今仍不绝如缕。这种梦呓或者出于作为中共思想走狗的伪自由知识份子之口，或者源于奴性入骨者那颗对中共充满幻想的心——奴性是因为他们永远不愿放弃对中共的期待，尽管那是年老色衰的小弃妇般无望的期待。
邓小平权贵集团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属贪官污吏，都是贪污腐败的罪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犯有大规模屠杀人民罪、政治迫害罪、酷刑罪等反人类罪行。他们可以为强化极权专制作出任何选择，却唯独不可能走上民主改良之路。道理很简单，对于中共权贵罪犯群体，放弃极权，民主改良，就等于自己为自己套上绞索。自裁的勇气来自真诚的忏悔和良知回归。可是，有谁会相信腐败入骨的中共贪官污吏还有真诚忏悔的精神能力，还有倾听良知召唤的愿望。
有关中共可能政治改良的想像的唯一依据，在于胡耀邦的人格。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胡耀邦主政的数年间，中国确实出现过政治改良的希望。不过，中共对胡耀邦无情整肃，既是对胡耀邦高贵的政治人格的否定，也是对政治改良的否定；天安门事件的血则洗去了当代中国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正像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近代史上中国改良与革命的界限一样。
当前，全面社会危机已经如大西北的黑风暴升起在中国命运的苍穹。邓小平权贵阶层又难于找到消弭社会危机的对策——强化极权可以推迟危机的爆发，却不能解决社会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类似北非和中东的民主革命。因为，中共极权，这个政教合一的类宗教组织所蕴涵的政治、经济、精神的能量，远非北非中东的独裁政体可以比拟。
可能主导中国未来命运的逻辑有两个：一是经过全面社会危机引发的民主大革命，彻底否定中共暴政，走上自由民主建政之路；一是中共全球极权主义扩张的意志，通过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将中国社会大危机中积累的仇恨，转化成盲目而疯狂的全球扩张的动力。
第一种逻辑主导中国的命运，世界会得到和平；第二种逻辑主导中国的命运，人类便不得不准备面对世界末日。中共党内的斗争，正在准备把人类的命运之轮推上第二种逻辑。
三
毛泽东的鬼魂窥测到复活的时机——“新左派”崛起的效应
一个人一旦被奉为神——无论那是由于历史的谬误，还是基于人性的需要，它的灵魂便获得超越个体生命时间和形式的精神能量。灵魂意味着体现他生命意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灵魂就具备超越朽败肉体的神的活力，尽管他的灵魂真实表述的，是西方极权主义对人类的魔鬼的诅咒。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借太阳神的名义举行的一次魔鬼的政治狂欢；魔鬼的狂欢必以人的血海泪涛为美酒。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基于强化征服世界的物质基础的国策，高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并因此对农村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另外，为了彻底把中国变成共产主义的政治殖民地，毛泽东主持创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共产集中营，即“人民公社”，数亿农民沦为集中营中“会说话的工具”，完全丧失附属于人格的独立意志和自由权利，根本没有能力在任何意义上反抗中共暴政。由此，终至发生近四千万农民饿死的大悲剧，当时真可谓饿殍遍野，伏尸万里，白骨撑破青天，悲音彻于九地。
极权铁幕对外遮蔽悲剧，然而中共对真像则了如指掌。国策失败，毛泽东威信大损，不得不“退居二线”；刘少奇，或许还应当包括邓小平，成为中共权力意志的实际主导者。
哲人会由于丢失灵魂而痛苦，独裁者却只为丧失权力而承受烈焰焚心之痛——那是只有重获权杖才能治愈的魔鬼之痛。“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毛泽东重新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战争。
中共从创立之日起，内部便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权力的贪欲使人变成冷血的野兽，而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沦为权力贪欲的血祭。毛泽东能够一度夺取这片黑暗丛林的王冠，自有其超人的阴险、诡诈、凶残之处。不过，这一次他却遇到前所未有的艰难。艰难之处就在于，刘少奇、邓小平控制了庞大的党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击碎既有的掌握专制权力的党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并重建忠于自己的党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是毛泽东击败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前提。击碎并重建数千万官僚构成的极权专制系统——这超越了人的能力，是神才能作到的事。于是，毛泽东决定使自己成为神，以实现对独裁权力的烈焰焚心的苦恋。
权力是世俗的，神则属于心灵的范畴，信仰的王国。为掩饰对权力的野心，毛泽东的夺权斗争便具有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超越世俗的称谓；毛泽东成为毁灭和创生之神——毁灭“封、资、修”旧文化，创立共产主义新文化。
在“文化大革命”的辞典中，“封建文化”专指中国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资产阶级文化”专指源自古希腊智慧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念；“修正主义文化”则专指赫鲁晓夫式的思想意识形态。毛泽东以太阳神的权威，召唤出狂热的文化性种族灭绝运动。首先被彻底摧毁的，是中华文化；甚至连华人之祖炎帝、大禹，以及创制中华文字的圣者，也被掘墓曝尸，挫骨扬灰。于是，中国文化亡国，蒙古族文化灭族，藏人、维吾尔人、回人的文化，也历经地狱的恐怖与苦难。
在东方文化的废墟间，毛泽东创建起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风格的文化圣殿。圣殿之巅，是人类的拯救者、太阳神毛泽东的王者之座。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共的《圣经》，要求对所有中国人心灵的绝对控制权；共产主义由于具有终极理想和绝对真理的双重权威，成为超越理性质疑的信仰。各种文化形式都只能以表现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忠诚获得生存的权利，清教徒式的生活则被奉为道德之王，尽管在神的眩目光环后面，毛泽东恣意淫乐。
毛泽东引入中国的最具殖民文化个性的现象，便是仇恨的神圣化。中世纪罗马教廷，以维护绝对真理的神圣名义，召唤对异教徒的仇恨；毛泽东也以维护绝对真理的名义，召唤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不同的只是对绝对真理的具体表述，以及仇恨对象的称谓。
仇恨一旦受到神圣理由的祝福，立刻就转化成令兽性都心惊胆战的暴虐。“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中国文化、古希腊文明，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承载者，即知识份子的虐杀，残酷得会让苍天掩面悲泣。不过，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魔鬼，定然会露出得意的微笑，因为，是它告诉毛泽东一个人性的秘密：当你以神的名义，让庸众体验纵情施暴的神圣快感时，庸众就会撕碎你试图让他们撕碎的任何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呈现出铁佛都会悚然惊魂的残酷性，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仇恨被神圣化，并成为人性中最具正当性的感情。
除了为在中国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之外，毛泽东铸造神圣的仇恨之剑，还有一个更世俗性的目的：摧毁刘少奇邓小平控制的党政组织系统，即摧毁阻止他走上权力之巅的障碍——他要把神圣的仇恨之剑交到普通民众手中。
中共的党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最初是毛泽东主持创建的；他完全清楚，这个用铁血暴力的方式创建的官僚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尖锐的利益矛盾；只有利用数亿普通民众深深压抑在心底里的愤怒，才可能一举摧毁这个极为庞大的官僚系统。于是，毛泽东宣称刘少奇邓小平控制的官僚系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无异于宣布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异教徒，是最凶恶的阶级敌人。同时，毛泽东又用对“阶级敌人”的神圣仇恨，打开了普通民众心中的一扇闸门，对官僚的天然愤怒犹如狂涛怒潮，从闸门中奔涌而出，汪洋万里。毛泽东赋与原来的政治奴隶们以充分的自由，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施思想酷刑、人格侮辱、肉体践踏。
不过，政治奴隶的“自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即必须表现出对共产主义之神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个概念的绝对忠诚。因为，毛泽东要摧毁的只是听命于刘少奇的官僚系统，而绝不是对“共产党”这个概念的绝对忠诚。因为，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重建由他绝对控制的共产党组织系统。
当时，诸多勇敢而自由的灵魂，趁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之机，试图从根本上挑战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在毛泽东和共产主义被亿万愚民神圣化的时代，这些人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
然而，先知先觉者的命运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悲惨的，他们成为普遍愚昧的祭品。“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勇敢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遭到无情杀戮，他们无声涌流的灼热的血，烧焦了刑场上的野花。
毛泽东对“现行反革命”的镇压格外凶残，其用意之一就是要给人民获得的“自由”套上一根用恐怖铸就的铁的绞索——“自由”只限于按毛泽东的意志摧毁他的政敌，而绝对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和思想自由。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荒谬的现象：共产极权主义的最顽固的坚守者，即被毛泽东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官僚，和共产极权主义的先知先觉的反对者，即被毛泽东称为“现行反革命”的勇敢自由的灵魂——他们的血竟然流在一起，共同染红毛泽东神权的祭坛。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民获得从暴虐专横的官僚命运上践踏而过的快感。对于政治奴隶，那种快感意味着狂欢的庆典。所谓“投桃报李”，人民也以狂热的崇拜回报毛泽东。不过，毛泽东取得对刘少奇夺权的胜利，开始重建被摧毁的官僚系统时，人民失去了狂欢的理由。对于人民，官僚系统无论受刘少奇控制，还是由毛泽东主宰，都只意味着铁牢。“放风已经结束，该重回铁门之内。”——这是人民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得到的隐喻。
神的权威依然随历史的惯性而存在，变化却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悄悄发生。毛泽东收回人民践踏官僚的自由，人民收回对他的崇拜和支持。毛泽东死前一段时期的落寞惨淡的心境，正是神对孤寂的感触。
毛泽东肉体之死，以及华国锋的背叛，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过，失败的并不是极权专制政治，而只是毛泽东培植的共产党新权贵阶层；胜利的也不是自由民主理念，却是一度被毛泽东赶进地狱的权力斗争的对手，即中共老权贵阶层，及其家族。
中共老权贵卷土重来，再次主导中共极权专制的权力意志。他们通过对毛泽东夫人和“文化大革命”新权贵的荒谬审判，进行政治报复，但是，却不敢完全否定毛泽东。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的神权所守护的，根本上是中共的极权专制；粉碎毛泽东的神的权威，就等于粉碎中共极权专制的信仰和理论基础，而中共极权专制乃是重返权力之巅的老权贵及其家族荣华富贵的政治源泉，也是他们操控十亿中国人命运的制度根据——对于专制者，用独裁权力操控亿万人的命运，意味着生命快感的极致，生命价值的终极依归。
利害权衡之下，中共权贵从他们家族私利的角度，概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也没有能力对毛泽东造成的民族和社会悲剧进行彻底的思想清算。事实上，所有中共权贵都不过是渺小型或者猥琐型的毛泽东而已；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他们自己。
毛泽东变成木乃伊，不过，他的灵魂仍然活着，并附着在共产主义之神的权威上。现在，这个鬼魂要复活了。全面社会大危机的逼近，给他以复活的机遇；“新左派”则是这个复活鬼魂的政治生命形式。
对“新左派”的概念作社会背景和中国历史逻辑的繁琐论证，乃是庸人学者的事，因为，庸人学者，这个令碎嘴婆都自叹弗如的群体，以渺小的琐碎为其存在价值的表述。为了使讨论迅速切入关于中国重大命运的领域，我们只依照现实的逻辑，对“新左派”作简单明确的理解——在本著作中，中国当代“新左派”，专指试图让中国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力量。
“新左派”的主要政治意志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新左派”对于当前中国极端的两极分化和共产党权力的极度腐烂，作出尖锐、明确的批判，指控邓小平设计的“经济改革”，即权贵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其次，“新左派”把当前掌握中国权力命脉的邓小平权贵阶层，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这同“文化大革命”中把刘少奇邓小平官僚体系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异曲同工；这个称谓中充满血腥杀机——邓小平权贵阶层已经被“新左派”视为“阶级敌人”，即共产党的异教徒。
另外，“新左派”还把邓小平权贵阶层称为“汉奸官僚买办集团”，指控“对外开放”政策的本质，就是邓小平权贵阶层同国际大资本集团勾结在一起，出卖中国政治经济利益，以换取家族私利。
最后，“新左派”把毛泽东时代绝对理想化，并认为，只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彻底击败邓小平权贵阶层的政治经济路线，才能解决中国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
“新左派”不仅是一种思潮，而且已经形成坚硬的现实存在。理论基础、宣传阵地、政治代表人物、组织形态、社会基础等，所有这些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存在必须具备的要素，“新左派”都具备。
以张宏良、左大培、巩献田、何新等等，一大批教授、学者为核心，“新左派”形成阵营豪华的理论家集团，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就是这个理论集团的灵魂。
“新左派”拥有“乌有之乡”、“毛泽东主义的旗帜”等政治思想宣传网站；这些网站的点击率甚至超过许多色情网站，其社会影响力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
薄熙来“唱红打黑”、提出“均贫富”的重庆发展模式，意味着这个一度官场失意而又有枭雄之性的官僚，决意投机以问鼎中共最高权力，“新左派”也因此获得政治明星式的代表人物。虽然由于命运的偶然性因素，薄熙来已经被邓小平权贵集团击倒，但是，薄熙来在重庆建起的中国最高大的毛泽东雕像却依然挺立。这座雕像既是为毛泽东招魂的象征，又意味着薄熙来不仅是一个个体，更是一种潜在的强大政治力量；这种潜在的政治力量不会由于薄熙来个人的失势而消失。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新左派”组建了两个政治组织，即“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党（共产党）”；以示同邓小平权贵控制的共产党的区别。尽管在邓小平权贵阶层的秘密警察系统的监控压制之下，这两个政治组织发展规模现在受到极大限制，但是，它们的潜在成员群体却十分庞大——对现实不满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是“新左派”的政治“粉丝”。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共极权专制的思想之王。数十万网特和百万秘密警察、告密者，随时在用铁血专制和网络控制，对一切挑战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的思想，实施割喉消音。既然如此，为什么“新左派”的网站却能够获得纵情恣意批判邓小平权贵阶层的“自由”。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当年邓小平没有勇气，也没有思想能力对毛泽东进行彻底的理论清算，以至于毛泽东的木乃伊仍然作为共产党的圣物，踞于天安门广场中央；毛泽东的像仍然作为共产党之神，挂在天安门上。而“新左派”以毛泽东的政治基因的纯正承继者自诩，对于中共之神的政治后代，即便是自诩的，邓小平权贵虽握有专制之权，却也只能投鼠忌器，不敢穷凶极恶。
当然，任何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存在，都必定以民意为基础，而无论这种民意表述人民的真实情感，还是只意味着普遍的愚昧。“新左派”的崛起及其社会影响的急剧扩张，也有民意基础。“新左派”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造成的罪恶的批判——对于正义崩溃、道德沦丧、权力腐烂、生态毁坏、人民痛苦的现实的批判，可谓凌厉非常，刀刀见骨。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说出了人民心底里的声音。
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伪自由知识份子，在声称自己没有敌人的时刻，在乞求邓小平权贵阶层政治改良的时刻，在诅咒人民的反抗是“暴民政治”的时刻，在人民的视野中，他们比“新左派”更像中共极权的思想走狗。因为，人民早已对腐败的官权不抱任何政治希望；因为，人民意识到，千万中共贪官污吏就是人民的公敌。尽管挪威议会的几名男女小政客试图通过诺贝尔和平奖增加中国伪自由知识份子的影响力，但是，中国普通民众更愿意倾听的，是“新左派”对狗官的批判，而不是刘晓波之流哀怨地倾诉对邓小平权贵阶层的脉脉温情。
不过，无论对权贵市场经济社会后果的批判多么与人民的感受一致，“新左派”仍然属于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治范畴。原因就在于，“新左派”要用毛泽东时代取代邓小平时代——那是要让中国的命运从现在的罪恶，回到过去的痛苦。
邓小平权贵阶层试图用沉默来抹去“新左派”的影响，习惯于从中共官方获得信息的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自然也对“新左派”处于基本无知的状态。然而，“新左派”的政治能量作用于中国未来已势不可免。“新左派”的政治效应可能向下述两个完全相悖的方向发展：
一、“新左派”的崛起造成中共极权的精神分裂和政治崩溃，从而导致社会大危机的爆发，中国通过类似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人民起义和全民反抗，以民主大革命的名义，彻底摧毁中共暴政，走上民主建政之路。
二、“新左派”同“太子党”势力相结合，通过批判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的罪恶，再次为中共极权建立“合法性”的基础，然后，以毛泽东式的解放全人类的野心，驱动狂热民族主义，用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方式，把中国社会危机的大洪水引向外部——人类将因此陷入大劫难；世界末日将因此逼近。
“新左派”的政治效应最终将趋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愿分析，不愿预言。因为，我同时看到了黑暗的绝望和黯淡的希望。
四
权力人格决定国家风格——两个魔鬼的吻痕将重叠在一起
二零一二，这是诸多神秘主义的预言确定的大灾变之年，甚至世界末日之年。
我不相信神秘主义的预言。在我明澈如满月的智慧之镜中，神秘主义预言只呈现为某种人性的阴影——时代由于物欲的侵蚀已经无聊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不得不从大劫变或者末日的恐惧中，索取生活的情趣和精神价值。不过，虽然不相信这些预言的具体内容，我却意识到，诸多神秘主义预言都不详地指向今年，似乎在隐喻来自冥冥中的某种宇宙精神的不安：
就在二零一二年的红叶如血河漫过香山之际，中共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所谓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将全面接掌最高国家权力。中共第五代是少年时就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的一代；他们走上权力之巅，意味着中国将进入万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命运之轮正式开始转动。
毛泽东是共产主义阴谋政治的大师；“文化大革命”更是其政治阴谋的经典之作。最初，中共千万党政官僚不相信毛泽东的目标在于对他们进行大迫害式的全面政治整肃。由于毛泽东深藏不露，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根本没有看出来，毛泽东即将从他们的命运上践踏而过，报复这个官僚集团对他的背叛和对刘少奇的忠诚，并体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枭雄的生命快感；他们也不懂专制王者之怒，势将尸横遍野，血流万里。
“文化大革命”启动之初，毛泽东迫害的锋芒首先指向知识份子，以及原来的地主、资本家等极权专制下的传统的贱民阶层。他要通过对知识份子的迫害，造成“红色恐怖”的气氛——血腥的恐怖会窒息反抗的意志。数百万由中学生为主体组成的“红卫兵”，成为毛泽东制造“红色恐怖”的主力，而中共官僚阶层的子女则是“红卫兵”的核心。
于是，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九月期间，东亚大陆沦为鬼域。以知识份子为主的无数共产主义制度的贱民——“无数”是因为至今极权铁幕仍然阻止真相呈现在阳光下——被“红卫兵”用最粗糙、原始的方式打死；他们的生命被棍棒、铁锹、石块、武装带击碎，有的甚至直接在拳脚殴打下死去。许多“阶级敌人”的婴儿被扔进北方的枯井或者南方的地裂中；在一些地区，施暴者争相割食受害者的内脏和肢体，以证明他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多么强烈，因为，仇恨是神圣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神州浴血，中国蒙难。令历史难以接受之处在于，反人类罪行的主犯群体，中共高级官员的子女，当时竟是花季少年——是谁让秀美如花的少年男女有一颗毒逾蛇蝎的心。据说有谚云：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更遑论少年。但是，宽恕以对罪恶的忏悔为前提；没有忏悔就没有宽恕。至今四十六年过去了，少年开始步入老年。世事沧桑万变，唯一不变的是近半个世纪的卑鄙沉默——没有一个当年反人类罪的罪犯试图作出忏悔。不忏悔，意味着他们仍然坚守那一颗用中国人的血洗过的蛇蝎之心；不忏悔，意味着他们依旧怀恋狂饮鲜血的魔鬼的快感。
诸多神秘主义判定的祸灾之年，即二零一二年之内，唯一关于未来大劫难的隐喻，或许只有中共第五代——这个绝大部分成员少年时就是反人类罪犯，而且至今没有忏悔的群体——将开始全面主宰中国最高权力意志。
在极权专制之下，权力人格决定国家命运。所以，为准确判断中国未来的趋向，就不能不对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质加以审视。
正像“红八月”时期“红卫兵”的主体由中共高级官僚的子女构成，中共“第五代”的主体，也是前中共高级官僚的子女，只不过他们现在被称为“太子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云说出中共老官僚的一个共同心声：“权力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后代手中比较放心。”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就有计划地逐步使“太子党”全面进入各个权力领域。至今，军权基本由“太子党”控制；作为权贵市场经济的第一顺序的受益者，“太子党”也通过腐败权力，积累起巨大的经济能量。不过，迄今为止，“太子党”还没有成为最高权力的绝对主宰者。而“中共十八大”的最主要政治涵意，就在于“太子党”将全面主导最高权力意志。
“太子党”也有不同年龄分布。现阶段，已经主导各种重要权力领域并将全面主导最高权力意志的“太子党”，年龄约在六十至六十六岁之间。他们绝大部分是当年的“红卫兵”，同时也是现在中共“第五代”的中坚。我们即将开始的对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格特质的讨论，就以这部分“太子党”为特定对象。
人格形成于少年时。炽烈深红的铁水流入铸模，冷却后形成坚逾顽石的刚性形式——对于中共“第五代”领导群体，狂热的少年生命便是沸腾的铁水，“文化大革命”则如铸模。“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他们人格的宿命，而这个宿命将通过极权专制的权力意志，再次主宰中国的命运。
历数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性，可将其大者列出如下各项：
一、“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以理想主义的神圣名义，利用他们制造“红色恐怖”，而他们也一度自诩天之骄子，以为自己已经站在时代之巅，可以亲吻太阳。但是，当毛泽东把打击的锋芒转向他们的父辈，即刘邓的党政组织系统之后，这群天之骄子转瞬间便从云端坠入地狱，沦为蝼蚁都可以对其凌辱践踏的贱民。命运的悲喜剧跳荡起伏，使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爱恨交集。不过，无论如何，毛泽东的人格都深深刻在他们少年的心上，如附骨之蛆，难以去除。
毛泽东最炫目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昂视阔步，踏过亿万尸骨残骸，走上权力之巅，然后，蘸血海泪涛，挥万里长风，于苍天之上，狂草属于独裁者的生命史诗。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逻辑又赋与枭雄人格用共产主义信仰征服世界的野心。在这里，信仰的具体内容并不重要；西方极权主义的灵魂在于，通过与绝对真理一致的信仰，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从而让这种信仰成为全人类的心灵之王——通过控制心灵，实现控制人类，征服世界的意志。
尽管中共“第五代”中的许多人都由于毛泽东对其父辈的残酷整肃而心怀怨怼，但是，作为极权主义之神的毛泽东的上述野心人格，却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华丽绚烂的痛。在受虐癖者下贱的体验中，疼痛永远华丽绚烂；在毛泽东的鬼魂前，中共“第五代”就是精神受虐狂，因为，他们宿命地是毛泽东的野心人格的继承者。
二、“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阴谋大师毛泽东作豪华权术表演的舞台。对于中共“第五代”的命运，毛泽东既是创造之神，又是毁灭之神。他们就在狂热的崇拜和极度恐惧这两种最强烈的情绪中，感受过毛泽东的政治权术。所以，政治阴谋和权术构成中共“第五代”人格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同时，他们少年时遍历苦难，颠沛流离，看尽人间凉薄冷暖；苦难磨砺出他们顽强、坚韧、冷血而又赋予冒险精神的个性。现在，这种具有纯熟的阴谋和权术能力，又得到苦难经历祝福的人格，即将成为中共权力意志的生命个性。
三、对权力的偏执狂式的贪欲，是中共“第五代”的病态人格之一。他们出生发育于极权的圣殿，一度又被权力冷酷地抛弃。豪华的幸福和刻骨铭心的苦痛以叠加的效应使他们意识到，有了权力，就拥有一切；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甚至沦为贱民。对权力的贪欲由此成为他们生命唯一真正的兴奋点；通过权力玩弄别人的命运则是他们生活兴趣的起点和归宿。八九之夏，邓小平家族成员根本上是因为恐惧失去权力，才极力促成邓小平决意血洗北京。为了保住或者取得更大权力，他们可以泯灭天良，视生命如草芥；他们也可以冒一切必须冒的风险。如果他们对专制权力的苦恋和热恋是对美女的倾慕，定然可以成为值得流传万古的爱情诗篇。只可惜，现在这群俗物只懂同腐烂的专制权力作脏猪之爱。
四、生活经历决定人格。不过，知识也有可能改变既成的人格。中共“第五代”真实的知识水平只停留在初中，最多高中一年级的水平。因为，“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的教育嘎然而止，其后动荡起伏如夏日黄河浊流的命运，又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可能。另外，虽然培根的名言流传世界——“知识就是力量”，可是，他们却不相信这句名言。因为，命运告诉他们另一个真理：“权力就是力量”。他们对于知识没有兴趣。这样一来，他们的人格就失去得到知识救赎的可能。
现在，中共“第五代”都有博士、硕士、学士的头衔。不过，那是他们在家族重返权力殿堂之后，同堕落的教授进行利益交换的丑陋结果。而且，再次获得权力加持的中共“第五代”，对于学位的兴趣也不在于对知识的尊重，而只是把学位作为一种时尚的装饰，那类似于妓女会将脚趾染成彩色，或者江泽民等老朽的官僚把头发染得像怀春少女一样漆黑。
狭隘的知识犹如狭窄的牢房，把中共“第五代”的人格关押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因为，他们所受的渺小的教育都来自那个对中国进行文化性种族灭绝的时代。知识的贫困与澎涨的政治野心的组合，将为他们的人格注入愚蠢而又狂妄的素质。
不过，中共“第五代”不会实现“新左派”的全部政治要求——不会用“文化大革命”整肃官员的方式，即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全面整肃贪官污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贪官污吏的主要政治象征，贪官污吏则构成他们的政治基础；也不会彻底改变邓小平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因为，这种经济体制既是中共狗官个人的财富之源，也为中共极权扩张战略积累起巨大的经济能量。
财富和权利的极端两级分化是权贵市场经济的结果，中共“第五代”应对社会大危机的战略只能是，通过煽动极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把社会大危机中蕴涵的仇恨能量，转化为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狂热，并进一步强化权贵市场经济，为全球扩张战略提供更强大的经济保障——凡事有一弊亦必有一利：权贵市场经济这种违背理性与良知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势将损害甚至毁灭长远发展利益的同时，却能够在短期内创造巨大经济能量。
当前中国的社会大危机表述极端的绝望。绝望并不是空洞或者虚无，而是比希望更强烈的能量——只不过希望有明确的目标，而绝望是盲目的精神能量。极端的恐怖政治和极端的权力腐败，这两只魔鬼之手即将以中共“第五代”为中介，紧握在一起，并准备把中国社会大危机引向极权扩张之路，让属于十五亿政治奴隶的绝望，点燃人类大劫难的历史进程。
值此世界末日已经露出黑色晨光之际，西方各国的政客和庸人学者正依照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念，对中共“第五代”的政治趋向，作出一厢情愿的猜测——那就像一群口衔野花的傻乎乎的母牛，充满幻想地猜测魔鬼会不会娶他们作新娘一样可笑。不过，我相信，在历史的回顾中那种可笑会成为尖利的嘲讽——如果大劫难之后还有历史的话。
（袁红冰:《人类大劫难——关于世界末日的再思考》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