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44

作者:张戎 译者:张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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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 “我不出卖灵魂”
父亲被捕之4(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43)
在四川,武斗格外激烈。部分原因是这个省是中国军火工业的基地。坦克车、装甲车和大炮被造反派从装配线、军火库里调出来武装自己;另一个原因是“二挺”想利用武斗来消灭自己的反对派“红成”。在“二挺”发源地宜宾,残酷的武斗还用上了步枪、手榴弹、迫击炮和机关枪,仅宜宾城里就有一百多人被打死。“红成”被迫放弃这座城市。

许多“红成”成员撒到宜宾附近仍在“红成”掌握中的城市泸州。“二挺”派遣了一支五千多人的“八•二六”枪打炮轰,最后夺 了占这座城市,打死了近三百人,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成都的派战武斗是零零星星,只有最疯狂的人才被卷了进去。既便如此,我仍亲眼目睹过多次有数万人之众的“抬尸游行”,抬着武斗中丧生的浑身是血的尸体,边走边对空中呜枪。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红成”向我父亲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宣布支持他们;第二,揭发“二挺”;第三,当他们的顾问,代表他们参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我父亲拒绝了。他说他不能卷进造反派之间的争斗,也不能提供反“二挺”的资料,因为这样会恶化情势,制造更多的仇恨。他说他不会代表任何一派加入四川省革委会,他根本就不想进去。

友好的气氛于是变成了不快的争执。“红成”指挥部在此事上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固执和不识好歹的人,他几乎被“二挺”迫害致死,却拒绝让别人替他报仇。他还胆敢对强大的造反派说“不”字,而正是这个造反派救了他的命。更奇怪的是,他还拒绝平反和重新掌权。“红成”领导越来越生气,一些人大叫说“狠狠揍他一顿,打断他几根骨头,教训教训他!”

颜、翁及其他一些人替他说话。翁说:“有他这样品德的人太少了,不能打他,而且,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屈服,只会是我们的羞耻。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不管怎么威胁打他,不管他多感谢“红成”,父亲仍不愿违背他的原则。一九六七年九月底的一天夜晚,一辆车把他跟母亲送回了家。颜、翁保护不了他,他们送他到家,依依不舍地说再见。

我父母马上又落到“二挺”和姚女士的造反派手里。姚女士希望用折磨我父亲来讨好“二挺”,在即将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担任我父亲那一职位。“二挺”还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谁要是对我父亲好,谁就会自毁前程。省委宣传部中同情我父亲,不肯随波逐流的人也遭到批斗。

一天,姚女士的两名部下到我家抓走了父亲,说是要他参加批斗会。不久,他们又来我家,通知我和弟弟们去把他领回来。

父亲斜倚在宣传部院子内的一堵墙边,正挣扎着想站起来。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奇大,头发被胡乱剪成了阴阳头。

原来那天并没有什么批斗会。他一到宣传部,就被推进一间小屋子里,里面站着几个不认识的大汉,正在等他。他们一看他就挥拳猛打,专打他的脸部和腰部,用脚狠踢他的下身。

他们还用水灌入他的鼻子嘴里,然后踩他的肚子,把水、血和粪便强压出来,父亲昏迷了过去。

当他醒过来时,暴徒们不见了。他口渴难忍,爬出房间,从院子里的脏水坑里用手舀水喝。他想站,却站不起来。院子里满是姚女士的造反派,没有一个人伸出一根指头帮他。

打我父亲的暴徒是“八•二六”在重庆的伙伴“反到底”的成员。重庆是座距成都一百五十哩的山城,这里爆发了大规模武斗甚至重炮轰过长江。“反到底”被赶出山城,许多成员流落到成都,有些人就住进省委大院。这些人怒气无处发泄,找到了姚女士等人,说他们的手心“发痒”,想“开斋”,尝尝血肉的滋味,于是父亲被抓过来“贡献”给他们。

那天夜里,父亲不断发出一阵阵不由自主的呻吟声。他是个很坚强的人,以前多次挨打,回家后从来没有哼过一声。第二天清晨,十四岁的弟弟京明跑到食堂门口守候,门一开就进去借了辆手推车,拉父亲去医院。行前,十三岁的小黑借来一把发剪理光了父亲的阴阳头。父亲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光头时。露出一丝苦笑说:“这也好,下次批斗会,我就用不着担心被揪头发了。”

我们把父亲放在手推车上,送到最近的骨科医院。这次不像治精神病,不需要批准了,骨头没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跟头脑没关系。当我看见那医生满脸同情地轻轻触摸父亲,小心翼翼地为他检查时,我的喉咙哽住了。仇恨、打斗我见得太多,而爱心、温柔却太少太少。

医生说我父亲有两根肋骨被打断了,但不能收他住院,住院要特别批准。另外,医院也是人满为患,天天的批斗大会,派系武斗也是家常便饭,受重伤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曾看见一个青年人躺在担架上,头有三分之一不见了,抬他的人说是被手榴弹炸的。

我母亲又去见陈沫,恳求他向“二挺”求情,不要再毒打她的丈夫了。几天后,陈带来答复:“二挺”打算“原谅”我父亲,只是他必须写份大字报,赞扬“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陈沫还强调说:“二挺”近来不仅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而且周恩来还特别称赞他们是“好干部”。陈沫告诉我母亲,继续和“二挺”作对等于是拿鸡蛋碰石头。当母亲把这番话转告父亲时,他说:“我不写,他俩没有干过好事。”母亲流着泪求他:“你不要当官,也不要平反,这都算了。但你总要保住一条命嘛!”父亲回答说:“我不出卖灵魂。”

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年底的这一年多,我父亲和大多数以前的四川省委领导干部一样,不断地被拘留、释放,我们的家也不断被抄来砸去。拘留干部现在有了个时髦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二挺”对那些胆敢反对他们的干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有些人自杀了。但是我父亲抗住了压力,拒不答应跟“二挺”合作。他后来说,多亏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没有家人的爱,他也会走上绝路。当时我们全家的心思都关注在父亲身上,父亲被拘留时,一准探视,我们就去看望他。他每次短暂回家,我们都尽力安慰他,使他感到家里充满爱。

“二挺”知道我父亲很爱他的妻子,所以想通过我母亲来摧毁他的意志。他们派人给我母亲施加压力,要她揭发他。我母亲本来有很多理由埋怨我父亲:他不邀请她母亲参加婚礼;让她艰苦步行了数百哩;在她处境困难时没有给她多少同情;当她难产时,不送她到更好的医院救治;他总是把党和革命看得比她重要。然而,我母亲了解他、敬重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他,现在他身陷困境,她更觉得自己要跟他同生共死。不管受到多大压力,她绝不跟他“划清界限”。

我母亲的东城区委宣传部对“二挺”命令置若罔闻,但姚女士的手下很愿意效劳,一些跟我母亲毫无关系的组织也出来帮忙整她,数不清有多少次她被揪去批斗。有一次是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那里聚集了上万人,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她是何许人也,她的官还没有大到那种程度。我母亲被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包括她有个军阀爸爸,尽管这个爸爸在她不到两岁时就死了。

文革期间,每个走资派最少有一个专案组,收集他们的资料,调查他们的过去,毛泽东想把每个为他工作的人的底细查个一清二楚。先后曾有四个专案组专门审查我母亲,最后那组有十五人,被派到各地去调查。正是通过他们,我母亲才得知多年失去联络的老朋友和亲戚们的下落。当然,大多数调查者都是游山玩水,回来时两手空空,只有一个小组带回惊人的“收获”。

四十年代后期,在锦州时,夏瑞堂曾租了几间屋子给地下共产党员毓武居住。毓武负责搜集锦州城内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并偷送出城,他一度是我母亲的上司。毓武本人的上司当时潜伏在国民党内。文革期间,这人被酷刑逼供,要他坦白是“国民党特务”。最后他受不了酷刑而交出一个“特务网”,其中包括毓武。

毓武也受到严刑折磨,最后无法忍受时,为避免牵连无辜,他割腕自杀,他至死也没提到我母亲,但是专案组却发现了他们的关系,硬说她是“特务网”的一员。

她十几岁时和国民党有过的那些关系都被翻了出来,所有曾在一九五五年审查过的问题现在又被翻出来查。这一次不再是提问题要她回答了,而是简单地命令她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她争辩说这段历史,在一九五五年已做了交代,没有问题,但她被告知她那时的专案组长匡先生本身就是“叛徒”。

匡先生年轻时曾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国民党对被捕的共产党员承诺,只要他们签下悔过书,刊登在地方报纸上,就释放他们。起初匡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拒绝了,但共产党组织指示他们接受这个条件,说是党需要他们出来工作,不在意签署那份并非真心实意的“反共声明”。匡先生执行了指示,被释放了。

这类事在当时极为普遍,许多共产党员都是这样出狱的。最有名的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六十一名被捕的共产党员遵照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指示,在国民党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出了狱,刘少奇是直接下达指示的人。这六十一人当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其中有人当上副总理、中央部长以及好几个省的第一书记。文革期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些人被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残酷折磨,跟他们稍有关系的人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为先导,几十万以前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及跟他们有关系的人,包括那些最勇敢、舍身为共产党打天下的人,都被冠上内奸、叛徒和特务的罪名,被野蛮地批斗、拷打和关押。根据后来公开的官方文件,与四川相邻的云南省有一万四千人死亡。在河北省,八万四千人遭受酷刑,数千人致死。我母亲后来才得知,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胡表哥就是其中之一。她原先还以为他早已被国民党抓去枪毙,实际上他父亲用金条把他赎了出来。共产党掌权后,他一直在河北省政府工作,没有人肯告诉我母亲他是怎样死的。

匡先生的“叛徒”罪名就是和这些人一样得来的,他受尽折磨不堪忍受而自杀,但被救活。由于是他在一九五六年为我母亲作了“无罪”的结论,如今这成了她有罪的证据。母亲在各种名义下被关押了近两年:从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她的处境好坏完全取决于看守的良心,有好几个看守暗地里待她很好,有位看守为母亲搞来了治子宫出血的药,还要她当军官的丈夫利用军队特别的食物补助,每星期给母亲带来牛奶、鸡蛋和鸡。

多亏有像她这样的好心看守,母亲才获准回了几次家,每次待几天。不久,此事让“二挺”发现了,好心肠的看守被换成一名酸黄瓜脸的妇女。这人是谁,从哪里来的,我母亲一概不知。她以折磨我母亲来取乐,心血来潮就命令母亲在院子里弯着腰站上几个钟头。冬天,她强迫母亲跪在冷水里,直到昏迷过去。有两次,她还强迫母亲坐在一根长条板凳上,两脚直直地伸向前,不能弯曲,她在母亲的脚后跟下塞砖头,目的是折断膝盖或坐骨。这种刑罚叫老虎凳,二十年前,在锦州时,母亲曾在国民党审讯室里见过。那次是吓唬她的,这次却来真的了,不过只坐了两次。原因是每次用刑时,女看守一人做不来,得找男看守帮忙,男看守很不情愿地帮了两次,就拒绝再做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名女看守被诊断是个虐待狂患者,进了精神病院。

关押期间,母亲签了许多“认罪书”,说她同情资本主义路线,但她拒绝谴责我父亲,也不肯承认是“特务”,因为她知道一旦承认就会牵连别人。

那时,我们有好几个月见不到母亲,也不知道她被关在哪里。我常常在可能的拘留处大门外,晃来晃去,希望能侥幸看到她。

有一阵,她被关在成都的主要商业区春熙路上的大华电影院里。我们间或获准送包裹给她,交给看守,由她们转。有时也可以在看守在场时,跟她说几句话。如果碰上一个较凶狠的看守,我们就只能在敌意的目光监视下交谈。一九六八年秋季的一天,我给她送去一些食物,看守简单地对我说不要再送东西来了,问她为什么,她又不说,回家后,我姥姥一听就昏过去,以为女儿已离开人世了。

我不知道母亲到底怎么样了,坐卧不安,拉着六岁的弟弟小方的手又去了那家已没有电影好演的电影院。我们在门前的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两眼搜索楼上的一排排窗户。我们看不见母亲,绝望地大喊“妈妈!妈妈!”行人都盯着我们看,我也不管,一心只想看到她,弟弟哭了起来,母亲还是没有出现。

多年后,母亲告诉我,那天她听见了我们的喊声。事实上,那个虐待狂看守还有意稍稍打开窗户,让我们的声音传进去。她告诉我母亲,只要同意与父亲划清界线,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就能马上和我们团聚。“否则,”那看守加强了语气,“你就别想活着从这栋楼出去!”我母亲仍说“不”,一边用指甲戳进掌心,不让眼泪掉下来。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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