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50

作者:张戎 译者:张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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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二 “劳动改造”
到喜马拉雅山边去之3(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月)

(接上49)
我姥姥快满六十岁了,无法忍耐的奇痛终于压倒了她。她感到有千万根针扎在身上,扩散着,最后集中到耳朵里。门诊部的医生说这可能是神经性病痛,他们没有办法,唯一的建议是尽量保持心情愉快。我带她去另一家医院,从支机石街走路得半个多小时。
  
新当权派根本不关心小老百姓出门交通,因为他们出门有专门司机开小汽车接送。公共汽车对革命并非生死攸关,他们就由它停开。人力三轮车又被禁止,说是压迫劳动人民。我姥姥因剧烈疼痛不能行走,我只好借了辆自行车,在后面的行李架上放一块软垫,扶她坐上去。她手抓住车座,我推自行车,小黑扶着她,小方则坐在自行车的横杠上。

多亏一些医生护士保持了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医院还没有关门。但医院墙壁上有大标语,指责他们“以工作压革命”——这是坚持工作者的标准“罪名”。那位替姥姥检查的女医生眼圈发黑,眼皮时不时地抖动。我想她一定是被大群大群的病人搞得疲惫不堪了,而且她还得忍受那些政治攻击。医院里挤得满满的,到处是阴沉沉的男女,有些人脸部青肿,有的断了肋骨躺在担架上,他们都是批斗会上的牺牲品。
  
医生仍说不出我姥姥患了什么病。X光和其他临床诊断设施都坏了,没法给她检查,只给了她各种止痛药。当这些药都不管用时,医院就收她住院。病房爆满,病床一张挨着一张,连走廊也排满了床。护士们从这间病房跑到那间病房,无法细心照料如此多的病人。于是我决定陪姥姥住院。
  
我回家拿来一些厨房用具,以便在医院里为她烧饭。一张竹席铺在她病床下,就是我的床。整夜,我不断被她的呻吟声惊醒,从薄被子下面钻出来给她按摩,暂时减轻她的痛苦。病房里,到处是浓浓的尿臊臭,每个病人的屎壶都放在病房旁边。我姥姥很讲究清洁,一定要自己起身到厕所去大小便,甚至夜间也如此。但别的病人并没这样做,他们的便盂有时几天也不倒掉,几个护士忙得团团转,顾不上这些细节。
  
姥姥的病床紧靠着窗户,可以看到医院的前园。现在这里长满了杂草,木凳也被砸坏了。我第一次透过窗户看出去时,见到几个小孩正围着一棵瘦小的玉兰树,扯它所剩无几的枝桠,要摘上面开着的几朵孤伶伶的花。成年人从旁经过,也不干涉,破坏树木的行为已屡见不鲜了。
  
一天,从开着的窗户外,我一眼看见了我的朋友平先生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我的心也跟着蹦跳了,脸一下子发了烧。我飞快地把玻璃窗当镜子,照了照自己。在公共场合照镜真会召来横批,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那天,我穿了一件白底粉红格子外衣。当时刚允许年轻妇女穿这类图案的衣服。头发也可以留长了,但只能梳成两条辫子。我经常左思右想:两根辫子应该靠近一点呢?还是分开一点呢?梳得直挺挺的呢?还是辫梢微微曲翘呢?辫子部分比松散部分长一点呢?还是短一点呢?这类差别虽然细小却无穷无尽。政府并没有规定头发该怎么梳,衣服的样式、色调如何,但是大家怎么打扮你也得怎么打扮。因为大家差不多都一样,稍稍有点变化便会引人注意。所以看上去既要吸引人,又要跟别人没什么大的不同,使人无可挑剔,便成了一门真正的学问。
  
我还在翻来覆去不满自己的形象时,平已经走进病房来了。他样子很平常,但有某种气质使他与众不同。那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味道,在当时毫无幽默感的时代里可算得凤毛麟角。他父亲是文化大革命前共产党省委某个部的部长,但平和绝大多数高干子弟不同。“为什么我要下农村?”他说,而且说到做到,为自己搞了一张“病情证明”,留在成都。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思想自由、不以任何事为神授皇颁而不可怀疑的人。他是第一个打开我头脑里的禁区的人。

至此为止,我一直想避开谈恋爱,因逆境而变得更强烈的对家人全心的爱,盖过了其他感情。虽然在我的内心一直有另外一种性爱的感觉存在,渴望冲出禁忌,但是我成功地把它锁了起来。认识平使我内心交战不已。
  
这天平出现在我姥姥病房里,一双眼睛青肿,说刚被温先生打了—拳。温是我所在四中的高中学生,不久前护送一位在宁南大山里摔断腿的姑娘回成都就医。平故意满不在乎地描绘他俩人打架的情形,暗示说温不高兴他与我过从甚密。后来我听温说他打平的原因是他不能忍受:“这家伙在我面前自鸣得意、龇牙咧嘴地笑。”
  
温生得短小粗壮,大手、大脚、大板牙。和平一样,他也是一个高干子弟。但他总是卷起袖子、挽起裤脚、穿双草鞋,打扮得像个家农民——完全是宣传画里的模范青年形象。一天,他告诉我他要回宁南去继续接受改造。我问他为什么,他随口回答:“为了紧跟毛主席呀!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嘛!”我一下于愣住了,无言以对。我还以为人们只在公开场合才说这种官话。然而他并非故作正经,他是脱口而出,使我觉得他是认真的。
  
温的思维方式并没有使我对他敬而远之。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不要按人们的信仰来区分他们,而该看他们是否心术不正,是否残酷,我知道温是个正派人,当我想永远脱离宁南时,就是请他帮的忙。
  
我离开宁南已经两个多月了,虽然没有规定不准这样做,但是国家有办法使我迟早必须回大山里去。我的户口已由成都迁到宁南去了,呆在城里没有粮食和其他配给。这段时间我是靠家里人的定量配给过活的,维持不了多久。我意识到必须赶快把户口迁移回成都附近某个地区,因为农村户口不准迁进城镇,所以把户口重新迁回成都根本不可能。把户口从偏僻的山区迁移到像成都平原这样富庶的地区也不行,除非有亲戚在那儿愿意接收我们。“发明”个亲戚是容易办到的,因为中国人七大姑八大姨太多,没有人弄得清。
  
我有个好朋友南南刚从宁南回来找路子,我跟她计划一块转,还加上我此时仍在宁南的姐姐。迁移户口首先得搞到三张证明:第一张是亲戚所有的公社,说明他们愿意接纳我们;第二张是这个公社所在的县政府,批准公社的请示;第三张是四川“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批准这次迁移。有了这三张,我们还得回宁南生产队,获取他们的批准,然后再到县城找管户口的,最后由他同意放我们走。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可拿到那份对每个中国公民都至关重要的文件——户口薄。到了新地方,再把它交给当地政府。
  
只要你想从政府划死的框框里走开一小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生活总是变得这般复杂困难。这还不算,节外生枝是家常便饭。当我们正在计划迁移时,犹如睛天霹雳,中央政府发出一项新规定,在六月二十一日起冻结户口。现在已经是五月的第三个星期了,在那之前,能找到一个真正愿意接纳我们的亲戚,然后再把所有关卡打通,几乎不可能。
  
我们找温求助,他没有半点犹豫就同意为我们制造这三张证明。编造官方文件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坐很久的牢。但是这位忠于毛泽东的红卫兵对我们的告诫只是耸耸肩。
  
关键是印章。在中国,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有印章盖在上面。温写得一手好字,也会模仿官印的字体刻章。他用一块肥皂来刻,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三个人所需的全部证明就都有了。没有他,就算运气好,这些至少也要花好几个月才能搞到。温还提议和我、南南一起回宁南,帮助我们处理剩下的手续。
  
快走了,我又不想走,放不下心,姥姥还在医院。她极力催我动身,说她要出院回家,以照看年幼的弟弟。我没劝阻她,因为医院实在是个令人压抑的场所,不仅气味不好闻,而且还吵得不得了。每日每夜不是呻吟声就是过道的上喧哗声,还有叫个不停的扩音器广播,每天清晨六点钟就把每个人都吵醒了。最糟的是不断有病人在众目睽睽下去世。
  


 一九六九年一月摄于成都。这是下放到喜马拉雅山脚去前合影,后排左起是京明、小鸿、张戎、小黑;前排左起是姥姥、小方、俊英娘娘。这是姥姥和娘娘最后的一张照片。(书中图片)

一九六九年一月摄于成都。这是下放到喜马拉雅山脚去前合影,后排左起是京明、小鸿、张戎、小黑;前排左起是姥姥、小方、俊英娘娘。这是姥姥和娘娘最后的一张照片。(书中图片)
 

姥姥出院那天傍晚说,觉得尾椎骨刺痛,不能坐在自行车的行李架上。小黑骑上车,带走她的衣物、毛巾、洗脸盆、热水瓶和碗筷,我扶着她慢慢走回家,那天黄昏天气闷热,姥姥边走边咬着嘴唇,身子不时抖着,显然在竭力抑制痛得忍不住的呻吟声。我对她说些闲话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街旁的梧桐树曾是绿盖成荫,现在只剩下稀疏的枝叶——三年文革无人管理的结果。建筑物伤痕累累,这是造反派战斗所留下的。
  
我们走了一个钟头,才走一半。天色突然变了,狂风卷起尘土和大字报碎片扑面而来。姥姥踉跄了几步,我紧紧扶着她。接着下起大雨来,我俩顿时全身都淋透了,附近又没有地方可以躲,只好一步步艰难地向前挨。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妨碍我们行走。我觉得透不过气来,姥姥瘦小的身体在我手臂里越来越重。雨乘风势密集得像大幕似地挡在我们面前,抽打着我们已经湿透的身体。我感到非常冷,姥姥啜泣起来:“老天!让我死了吧!死了吧!”我也想哭,但只是说:“姥姥,马上就到家了……”
  
忽然听见一阵车铃声,有人问:“喂!要搭车吗?”原来身后来来了一辆三轮货车,一个年轻人身穿衬衣,敞开胸,蹬着车,雨水顺着脸颊小溪似地往下淌。他走过来,抱我姥姥上了车,上面已有个老人蜷成一团低头坐者,这时点点头向我们打招呼。年轻人说这是他的父亲,他刚从医院接他回家。他把我们一直送到家门口,挥手说了声:“不用谢!”就消失在雨幕中了。由于雨水呛得我张不开嘴,我没问他的姓名。
  
两天后,姥姥起床了,下厨给我们作烙饼,又像往常一样忙忙碌碌打扫房间。我看得出她是强撑着,我要她休息,她不听。已经是六月初了,姥姥不断催我快走,并要京明和我一起去,说我上次在宁南病得很重,没人照料不行。京明刚满十六岁,暂时还未被送下乡。我发了封电报,要姐姐回成都照顾姥姥。十四岁的小黑自靠奋勇地说可以信得过他,七岁的小方也郑重其事地作了保证。
  
当我向姥姥告别时,她哭了,说她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我了。我抚摸着她瘦骨嶙峋、青筋凸起的手背,把它贴在我脸上,强抑住要夺眶而出的眼泪,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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