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37

作者:张戎 译者:张朴

文革中,年轻学生被中共利用进行打砸抢的红卫兵运动,他们激情和盲目的投入加剧了文革的破坏性。很多参与那场运动的人士现在都表示对他们当年的狂热不堪回首。(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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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八 “特大喜讯”
进京朝圣之3(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月)

(接上36)
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许许多多咄咄逼人的道学先生,大多数是年轻姑娘。我的一位同班女孩曾收到一封情书,写自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她大笔一挥,回信指责那个落入情网者是“革命的叛徒”,“当阶级敌人仍猖獗一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你却尽在想些不知羞耻的事!”当时这种风气流行一时。毛泽东号召“不爱红装爱武装”,女性温柔成了指责对象,不少姑娘说话行事都努力像个粗野的男人,谁不这么做谁就被看不起。当然,那些日子也没有表现女性特征的机会,我们只准穿没有体型的蓝色、灰色或军绿的衣裤。
  
在戏剧学院里,空军军官们天天指挥我们围着篮球场一圈又一圈地操练。操场旁边是食堂,一列上队,我的双眼就不断朝那个方向瞟,即使是刚吃了早饭也如此,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吃饭,不知是由于肚里缺少油水,还是太冷,或是操练太枯燥,我不断想着各种四川菜:香酥鸭、糖醋鱼、醉鸡,还有数不尽的小吃。
  
我们这六个姑娘没有一人有花钱的习惯,再加上觉得买东西好像跟资产阶级有某种关联,所以我尽管一个劲儿想吃东西,也只买过一串冰糖葫芦。买之前,还经过一段长时间痛苦的煎熬,和别的姑娘反复讨论。后来我回家时,一口气就吞食了一盒走了味的饼干,一边把姥姥在我出发前给我的零花钱几乎原封不动地退还她。姥姥一把将我搂在怀里,不停地说:“真是个傻丫头!傻丫头!”
  
我是带着风湿病回家的。北京冷得水管里的水都结冰了,可我们得在露天操场上顶着刺骨寒风训练,又没有大衣穿,一天下来没有热水暖暖脚。我们刚到时,每人分到一床毯子。几天后,更多的姑娘到了,毯子就不够用了。我们六人一起商量,分给新来者三条,我们合用三条。大家长久以来受的教育是要义不容辞帮助同志。军官们曾告诉我们,毛毯是战备物资,是毛主席下令拿出来给他的红卫兵用的,那时我们都不禁感谢毛主席,现在,毯子没有了,我们应该更加感谢毛主席,他倾其所有地都给了我们。
  
毛毯太小,不足以盖住两人,除非紧紧挤在一起,可我无法静卧在一处。自从目睹学校那桩自杀事件后,我便爱做恶梦。父亲被带走,母亲去了北京之后,恶梦更加频繁。我老是睡得不安稳,翻来翻去的,不时翻出毯子外,房间暖气供应有气无力,一旦要睡着了冰冷的凉气就袭来。离开北京时,我的膝关节红肿得几乎没法蹲下。
  
更要命的是,有些农村来的孩子带来了跳蚤和虱子。一天,我走进房间,看见一位朋友在哭,原来她在内衣的腋窝处发现了一串细小、白色发亮的虱子卵。我怕极了!因为虱子会引起无法忍受的奇痒,而且使我自己觉得自己很脏。从此以后,我无时不感到身上有地方在发痒,一天有好几次仔细检查内衣。所有的折磨使我天天祈盼毛主席快点检阅我们,这样我就能回家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们照常在男孩子的房间里学习毛语录,(军官和男孩子们出于男女界限不进姑娘的房间)。我们和蔼的连长迈着不寻常的轻快步伐走进来,提出打拍子指挥大家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举动,令我们十分惊喜。他挥舞着手臂打拍子时,两眼闪闪发光,脸上喜气洋洋。当他示意大家安静,说要宣布一项好消息时,我们马上就猜到了。
  
“明天我们要见毛主席了!”他话音未落,我们便欢呼起来。一阵无词的大叫后,我们的兴奋变成了一阵阵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
  
连长告诉我们,从现在起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校园,大家得互相监督。“互相监督”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现在是要保护毛主席的安全,我们当然乐意从命。饭后,连长找到我们六位姑娘,压低嗓门,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愿不愿意为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出力?”
  
“当然愿意!”我们齐声回答。他作了个“嘘”声手势,要我们保持安静,又低声问:“明天早上出发前,你们提议大家互相检查以确保没有人携带违反规定的物品,好不好?你们知道,年轻人容易疏忽……”他早先已宣布过规定——不准携带任何金属物品进入会场,甚至不准带钥匙。
  
当晚,我们无法入睡,整夜大家都在兴奋地交谈。早上四点钟,我们起了床,排列整齐,步行一个半钟头到天安门广场去。队伍开拔前,连长使了个眼色,小胖子就站出队列,提议互相搜身。我看得出一些人觉得她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但连长笑眯眯地赞许,让我们先搜他。一个男孩走出队列来执行,在连长口袋里发现一大串钥匙。我们的连长做出一付恍然醒悟、懊恼自己不够细心的样子,对小胖子眨眨眼,笑了笑。接者,大家互相搜身。整个成功的表演反映了毛泽东统治下的一种做事方式:即便是命令,也做得要像是老百姓自发的。
  
清晨时,北京大街在沸腾,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列队向天安门广场出发,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就像大海的浪涛声。每喊一句口号,小红书就举上头,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形成道道红光。天亮时,我们到达广场,在天安门东头、宽阔的长安街北面,沿着慢车道和街檐整齐排列成行。我站在第七排,后面还有许多排。列队完毕,大家原地盘腿坐在冰凉坚硬的水泥地上。我的关节红肿,很痛,坐了一阵,屁股就麻木了。又冷、又困,又无法打盹,就更累了。军官们不停地打拍子,指挥大家唱歌,要不同的红卫兵连队互相挑战,让大家保持高昂的情绪。
  
接近正午时,只听得一片片狂热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自东面似暴风呼啸而来。我此时已因筋疲力尽而反应迟钝,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毛泽东站在敞篷车上向我们这个方向开过来了。突然,雷鸣般的欢呼声在我四周爆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坐在我前面的红卫兵们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不断发狂地跳跃,拚命舞动小红书。“坐下!坐下!”我大叫,但徒劳无益。我们连长反复交待过,整个检阅过程都必须坐着,但现在极少有人遵守这条纪律了,大家争着站起来看毛主席。
  
因为盘腿坐在地上的时间太长,我的下肢麻木了。有好几秒钟,我看到的只是一片上下起伏的后脑勺。当我终于趔趔趄趄地站起来时,只看见汽车长蛇阵的最后几辆,其中一辆上站着刘少奇——国家主席,他的脸正好朝着我这个方向。
  
那时,大字报已经在指名点姓地说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毛主席。虽然他还没有被正式打倒,但人人都清楚:他倒台的日子已不远了。在历次检阅红卫兵的新闻报导中,看得出他的地位无足轻重。这次检阅,他没有以中国的第二号人物身份站在毛泽东身边,而是被安排在后面,几乎是最后一辆车上。
  
刘少奇看上去心事重重,情绪低沉,此刻,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虽然他是国家主席,但他对我这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在崇拜毛泽东的环境中长大的。如果刘要反对毛,他当然该被打倒。
  
目睹青年们正狂热地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刘少奇一定感觉到他的处境是何等没有希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本人长期倡导对毛泽东的神化崇拜,在一个很少有宗教意识的国家里引发了青年人对毛泽东的宗教狂。(此处删去三行)当然,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别的人也许都无可奈何,无法阻挡崇拜毛泽东的澎湃潮流,毛就有那样的威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脑子里并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全心全意想的是看毛泽东。我把目光飞快地从刘少奇身上移开,扫向车队前列。我看见了毛泽东宽大结实的背影,右手正稳稳地挥动着。一眨眼间,他就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就是我朝圣的全部?我长久的艰苦等候换来的就只是他的背影?太阳似乎失去了光辉。周围呢,红卫兵还在又跳又叫。我注意到身旁的一位姑娘正在刺破右手食指,挤出鲜血在一张整整齐齐折叠的手帕上写字。我知道她在写什么,千千万万红卫兵都做过这样的事,报上也不厌其烦地报导:“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看看她,我更绝望了,生命仿佛失去了意义,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也许我该自杀?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了。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我在下意识地衡量自己对多年梦想的破灭到底有多失望,特别是为了追求这个梦想,我受了很多苦,爆满的火车、红肿的关节、饥饿寒冷、虱子奇痒、臭水四溢的厕所、终日精疲力竭。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只是一眼背影而已。
  
朝圣就这样完结了,几天后,我们动身回家。我算受够了,一心只想温暖、舒适,洗个热水澡。但是,“家”笼罩在阴影中。我记得临行前那段不安的日子。不管旅行有多么不舒服,但它不使人担惊受怕。我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从未眼见任何暴力,也不感到恐怖。大家虽然如醉如痴般狂热,但井然有序,和平无事,彼此都十分友善。
  
离京前,我接到母亲的来信,上面说,父亲已经康复,全家都很好。不过她最后加了句话,说她和父亲都成了“走资派”,得接受批判。我的心为之一沉,当时我已明白:“走资派”——共产党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靶子。我就要看到这会带给我家和我本人什么命运了。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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