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40

作者:张戎 译者:张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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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父母受折磨之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九六七年)

(接上39)
毛泽东派来四川的代表竟是我父母的熟人——宜宾的刘、张二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在我家离开宜宾后,他夫妻两人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挺先生当上了地委第一书记,挺夫人任宜宾地区首府宜宾市委书记。

“二挺”利用他们的职权不断制造冤案,迫害了一大批人。其中一个是挺夫人五十年代初期的警卫。她数次勾引这位年轻人,有一天,她佯装肚子痛,要他替她按摩腹部,慢慢拉着他的手去摸她的下身,警卫马上抽回手,走出了房间。事后挺夫人对丈夫说警卫要强奸她,这位无辜的年轻人于是被判了三年劳改。

有人寄一封匿名信到四川省委揭发此冤案,省委下令进行调查。“二挺”身为被揭发的人,本来无权看这封信,但他们的一个密友私自将此信交给他俩。“二挺”利用权力把宜宾政府上上下下都召集起来“开会”,要每人写一份报告,借此鉴别笔迹。但也没能抓住写匿名信的人。

在宜宾,干部和群众都被“二挺”的淫威所慑服,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需要有牺牲品,为“二挺”提供了整人的机会。一九五九年,“二挺”整掉了宜宾地区专员李鹏。此人是在一九五三年接替我父亲任专员的,是一位长征老红军,外号“李草鞋”,因为他总穿一双农民的草鞋——以示自己不忘本。“李草鞋”在宜宾深受爱戴,使“二挺”妒火中烧。在大跃进期间,脾气耿直的“李草鞋”不愿强迫农民去炼钢,一九五九年又直言不讳地警告农村正发生饥荒。“二挺”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解除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到一家酿酒厂的食堂当采购员。饥荒年中他饿死了,本来他的老红军资格和他的职务可以比别人更可能吃饱肚子,但解剖医生切开他的胃时,发现里面只有稻草。他至死是一位廉洁的人。

一九五九年还发生了另一桩案件。一名医生被“二挺”定罪为“阶级教人”,理由是他说了有的病人是饿死的——那时谁也不敢这么说。“二挺”制造的冤案有数十个,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写信给省委控告他俩。一九六二年,温和派在中央占上风,在全国各地为以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四川省委也组织专门的人调查“二挺”,结论是两人滥用职权、陷害无辜。“二挺”被解除了职务,软禁起来。一九六五年,当时任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签署一项决定,把他俩开除出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二挺”设法逃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他们说自己是狠抓阶级斗争的英雄,说正是由于勇于和阶级敌人斗争,他们才被旧的共产党当权派所迫害。当时我母亲也在北京,与他俩在“上访接待站”巧遇。他们很热情地问她在北京的住址,但我母亲没有告诉他们。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现了“二挺”。通过陈伯达的关系,毛夫人接见了他们,结果一拍即合,江青热衷于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出自政策使然,毋宁说是报私仇——而且常常为了一些极琐碎的小事。她操纵斗争刘少奇夫人就是典型一例。她对红卫兵说,她非常愤恨刘夫人常陪着丈夫(国家元首)出国访问。毛泽东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而且也没有带她去。这还不算,在出访中,刘夫人身穿美丽合身的旗袍,还戴着项链。当时的中国,人人像苦行僧似的,没人敢这样穿戴。江青数次找到红卫兵诉说对刘夫人的妒恨,说到伤心处还声泪俱下。红卫兵心领神会,在斗争刘夫人时,逼她穿上过去出访时穿过的衣服,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刘夫人被定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逮捕入狱,差一点被整死。

早在三十年代,江青在遇到毛泽东之前是上海的小演员,每每感觉被文化界的显要人物冷落了。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人,一九四九年后,大部分都成了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的官员,为了报复这些人事实上或想像中对她在上海的羞辱,三十年后,毛夫人用尽一切办法要在他们的工作中找出“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来。(此处删去一句)。结果整个中央宣传部,甚至全中国上上下下的宣传部,都被毛泽东定为“阎王殿”而被“砸烂”。

她还整那些在上海时期她所忌妒的演员。一名女演员叫王莹,三十年代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的女主角而取胜。三十年后(一九六六年),江青把王莹和她的丈夫弄成死囚。王莹于一九七四年三月在狱中自杀。另一名著名演员叫孙维世,延安时期曾与江青同台在毛泽东面前演过戏,显然比江青更像个明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上层人物都喜欢她。孙是周恩来的养女,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巴结毛夫人。一九六八年,江青下令将她和她哥哥逮捕。她死在狱中的酷刑下,甚至周恩来的势力也不足以保护她。

毛夫人的心狠手辣逐渐被小道消息广泛传播开来,从大字报登载她自己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禀性,她后来几乎成了人人仇恨的对象,但在一九六七年年初,她的恶行仍然很少有人知晓。

毛夫人和“二挺”是同一类人,(此处删去一句),他们的行为有个专有名词:“整人”。他们整起人来从不知疲倦,手段之毒辣血腥,实在是登峰造极。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泽东签署了一项文件宣布给“二挺”平反,并授权他俩人来四川省组建革命委员会。

一个过渡性的权力机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了,一共四个人:两个军人,成都军区(中国八大军区之一)政委张国华、司令员粱兴初,再加上“二挺”。毛泽东说,每个革命委员会都要由三种人组成:军队的代表、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从以前的共产党干部中选择,完全取决于“二挺”的好恶。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二挺”来看我父亲,他们想拉他合作。我父亲一向享有正直、公正的声誉。甚至“二挺”这样的人也赞赏他的品德,特别是他们知道当他们被罢官软禁时,我父亲并没有落井下石。当然,他们也需要像他这样能干的人。

我父亲以应有的礼貌接待他们,我姥姥则十分热情,她对他俩害人的事不知道,只记得在我母亲怀我时,是挺夫人下令把宝贵的美国药物都给了我母亲,治好了她的肺病。

当“二挺”走进父亲书房时,姥姥就在厨房里忙开了,准备包饺子招待客人。她忙着揉面、剁肉馅、切香葱、拌调料、做辣椒油。厨房里一片抑扬顿挫声。

“二挺”对我父亲说,他们现在平反了,回四川来主持工作,他们已去过宣传部,从造反派那里听说了他给自己惹的麻烦。尽管如此,他们念在宜宾同事一场,现在仍很看重他,希望和他一起工作。他们许诺他只要愿意合作,他说的那些话可以一笔勾销。他们还暗示他甚至可能官加一等。

我母亲先前已从街头大字报上看到了有关“二挺”出任的事,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却说“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谣言,这是不可能的事!”他完全不敢相信毛泽东会把这么重要的职务让这两人来担任。现在他竭力压抑对来者的厌恶,说他很抱歉,无法接受他们的好意。

挺夫人冲口而出:“我们是在帮你的忙,换了别人,求都求不来。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我们又是什么人?”

我父亲生了气,高声说:“不管我是什么人,我自己做事自己当,不和你们搅在一起!”随后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我父亲说他认为过去共产党组织给“二挺”的处罚是对的,他们根本不配担任重要职务。“二挺”被这些意外的话弄得目瞪口呆,警告他说话要小心,是毛主席亲自给他们平的反,还称他俩是“好干部”。

我父亲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了,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知道你们两人的全部作为呢?你们算什么好干部?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说“犯罪”这两个字。

挺夫人高声喊叫起来:“你胆子也太大了!毛主席的话你也敢反对!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你难道不知道?”

我父亲说:“如果一个人能说一句顶一句,就不错了,怎可能一句顶一万句呢?通都不通。”

“二挺”后来对造反派说,他们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警告我父亲,说他的思维方式、言论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而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父亲说有机会的话他要找毛主席辩论。这些话在当时听上去不啻是自杀,“二挺”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就走。

我姥姥听见愤愤的脚步声,跑出了厨房,双手因为忙着包饺子而满是面粉。她迎面碰上挺夫人,笑着请他们留下来吃饭。挺夫人没理睬,一扭头登登地走出了我家。走到楼梯转弯处,她停下来,转身生气地对站在楼上的我父亲说:“你是不是疯了?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后不后悔?想好没有,还拒不拒绝我的帮助?你要明白,我现在要怎么处置你都行!”

我父亲回答:“我不和你们打交道,我和你们不是同一路人。”姥姥还站在楼梯口,惊慌失措,父亲径直进了他的书房。他几乎马上又出来了,手上拿着砚台走进了盥洗间。他往砚台上滴了几滴水,沉思着返回书房。他在写字台前坐下,一圈一圈地磨墨,磨好后,把一张纸摊在桌上。不一会儿,就写出了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信的开头是:“毛主席,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请求您停止文化大革命。”他接着写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灾难,信的结尾说:“像刘结挺、张西挺这样的人居然被授以要职,掌握千百万人民的生杀大权,我实在为我们的党和国家感到十分担忧。”

他写好了信封“北京:毛泽东主席收”,便拿着这封信去了街口邮局。在那里,他对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说寄挂号信。营业员接过信,瞥了一眼,竭力不动声色。我父亲接过挂号信收据后,走回家——等待。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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