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5月04日讯】注：原天津市司法警官学校教师王玉东，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学系。2007年5月10日晚被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刑警以涉嫌故意杀人为由羁押，进行刑讯逼供，2010年3月18日无罪释放。此文是作者当年被刑事迫供的亲身经历。
2006年11月经人介绍，我与死者史春英相识，交往共三四次。同年12月16日下午，史与我通电话让我去找她，晚六时左右到其住处，未见到。等候约半小时回家。后发现此人不见。2007年5月10日，史的尸体被与其一起居住的两名公司经理（其中一人与史姘居）在其住处阳台上发现，报警。
2007年5月10日晚河西分局刑警找到我，并随他们来到河西分局。这些刑警（他们是谁我现在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刑警一大队的）不按规定告知权利义务，不按规定“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而是将我控制在刑警队进行刑讯逼供，采用全身固定，体罚，不让睡觉（长达七天八夜），不给吃喝，侮辱，辱骂，威胁，诱导欺骗等各种方法不间断进行讯问。在此期间形成了几份所谓的“有罪供述”。
5月25日被延长拘留，强迫我签在5月17日（如签25日属违法羁押，因向检察院报捕，检察院于5月22日提讯后未批，后重新报捕）。我一直被提讯到8月底。此后进入审查起诉等均不告知我。2008年3月初起诉（在此期间可能两次退侦，未告知）。
三年来我历经河西看守所、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天津市第二看守所，经历了外人无法想像的痛苦，终日在威胁辱骂及死刑威胁下煎熬，身体被迫害得疾病缠身，满头白发，精神遭到了巨大的折磨，被无罪释放后至今仍终日生活在往日的惊惧之中。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朋友同事都远离我而去，失去了工作中的各种机会，准备结婚的女友也已嫁作他人妇。我这一辈子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父母和家人遭受到巨大的压力，父母原本健康的身体已失去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疾病缠身，精神已完全崩溃。
2010年我被无罪释放后，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信访之路。三年多以来，我跑遍了天津和北京的各相关部门，其均推脱或拒绝；邮件信函发了无数，都得不到任何回复。相反有时甚至遭到蛮横的威胁拒绝。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结合近年来媒体披露的很多冤假错案，如赵作海，佘祥林，陈建阳，杜培武，张高辉叔侄等等，我发现这些冤案有一些共性存在：1、都经历了严酷的各种各样的刑讯逼供；2、在刑讯逼供下，普遍有或多或少的不完整的有罪供述；3、证据都没有形成证据链条，或根本没有证据；4、都被严重超期羁押；5、除个别案件如聂树彬案外，基本都被判处死缓或以下刑罚；6、冤假错案的被纠正基本依赖于偶然因素的出现，如真凶出现、被害人复活等等。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因现行高度集权制度所以然。
王玉东
201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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