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52

作者:张戎 译者:张朴

金沙江从喜马拉雅山到大海,在下游三百哩处的宜宾城,与泯江汇合,成为中国最长的江——长江。图为喜玛拉雅山雪峰倒影在达尔湖上。(TAUSEEF MUSTAFA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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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三 “书读得越多越蠢”
我当农民 也当赤脚医生(一九六九年六月~一九七一年)

(接上51)
我和京明坐在金沙江边等渡船。我双手托着头,凝视着野马般奔腾的江水翻滚着从我面前流过,急匆匆地要走完它漫长的旅程——从喜马拉雅山到大海。它在下游三百哩处的宜宾城,与泯江汇合,成为中国最长的江——长江。长江在下游舒展开来,婉蜒平缓,把周围大片的田园变成“鱼米之乡”。但是在上游的大山里,它却凶猛湍急,以至无法在江上架桥,只能靠渡船连接四川省和云南省东部。每到夏季,融化的雪水奔腾咆哮而下时,常会淹死人,就在几天前,它还吞没了一条渡船,上面有我三个同学。
  
黄昏降临,我感到浑身难受。京明把自己的外套铺在地上,使我不必直接坐在被暮气润湿的草上。我们的目的是渡江到云南省去,设法搭便车返回成都。穿越西昌的公路已因造反派武斗而中断,我们只得绕路而行。南南和温去了我的生命队替我拿我和姐的户口簿,还将把我们的行李运回成都。
  
十几个健壮的男子划着渡船逆流而上,齐声唱着号子。划到江心,他们停了下来,任江水把船顺流而下冲到对岸。巨浪几次劈头盖脸扑过来,船孤弱无援地颠簸起来,我紧紧抓住船舷。要是在平时。我准会吓得要死,但现在我只有麻木的感觉,脑子里全是姥姥去世的消息。

一辆孤伶伶的卡车停在云南岸边巧家镇的篮球场上,司机乐意载我们一程。当卡车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下抖动行进时,我不停地苦思我当初该怎样做就可以救了姥姥。我们经过了云遮雾障的群山,在它们的怀抱里有许多泥巴房屋,背后总是一丛丛芭蕉树。看到那些颀长的芭蕉叶,我想起姥姥病房楼门口的那两盆小小的、不结果实的观赏芭蕉。当平来看我时,我总和他坐在这些芭蕉旁边,交谈到深夜。姥姥不喜欢他,见不得好玩世不恭的神态和目无尊长的样子。有两次,她蹒蹒跚跚走下楼来,生气地把我叫上去。虽然当时我也恨自己让她着急,但是却无法控制自己,忍不住想见平。现在我只希望一切能重新开始!我再也不会做任何惹她生气的事了。我会一心一意守护着她,使她恢复健康——可怎样做她才能活下来呢?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们经过了宜宾,道路曲折地环绕着城边的翠屏山。看着山上优雅的红杉翠竹,我又想起了四月从宜宾回到支机石家的一桩事。我告诉姥姥,在春光明媚的一天,我去过翠屏山山边为夏瑞堂扫墓,俊英娘娘还给了我一些纸钱到墓前去烧,天晓得她是从哪里搞来这些“封建东西”的。我在山上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坟,墓地已被摧残得七零八落。红卫兵说土葬是封建风俗,夷平了墓地,砸烂了墓碑。我忘不了当我开始提起这次扫墓时,姥姥眼睛里顿时燃起的激动火焰,忘不了那火焰陡然熄灭,因为我傻里傻气地又加上一句说没找到坟。她的失望神色一直紧揪着我的心,一想起就恨自己为什么不撒个谎。现在太迟了!
  
在路上折腾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和京明到了家,家里只有姥姥的空床。我还记得她躺在上面的样子,浑身绷紧,头发蓬松但仍整洁,紧闭着嘴,脸颊凹陷下去。她总是静静地忍受无比的痛苦,从不哭叫,从不翻滚,只有忍。因为她的坚忍,我当时竟没有意识到她的病有多么严重。
  
母亲仍在拘留中。小黑和姐姐对我讲述姥姥临终前的情形时,我痛苦得听不下去,只好叫他们不要讲了,几年后我才知道我走后发生的事。每天姥姥做一阵家事后就在床上躺一阵,紧闭着眼睛忍痛。也不断喃喃自语,为我的长途跋涉担忧,为弟弟们担忧。不时她叹着气说:“这些孩子将来做什么好呀?书也没读上!”
  
有一天她终于爬不起来了,没有医生会来我家。我姐姐的男朋友“眼镜”背她去医院,姐姐走在一边支撑着她。几次这样进医院后,医生叫他们不要再来了,说他们诊断不出她身体哪里出了毛病,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就这样,姥姥只得躺在床上等死了。她的身子一点点变得僵硬,嘴唇时不时动着,显然在说话,但是我姐姐和弟弟什么也听不见。他们不断去母亲的拘留地,请求准许让她回家,但是每次都被拒绝了。
  
逐渐地,姥姥的整个身体似乎都已死去,只有她的眼睛仍然睁开着,像是在期待什么,她不肯闭上眼睛,因为她还没见到心爱的女儿。终于我母亲获准回家了,之后的两天时间,她没有离开姥姥的床边,姥姥时时对她轻轻说话,告诉母亲她是怎么病的。
  
她说属于姚女士造反派的那些邻居在院子里开会斗她。她在朝鲜战争期间捐献珠宝得来的收条在抄家时被造反派发现了。他们说她是一个“大剥削阶级分子”,不然哪里会有这么多珠宝。姥姥说造反派令她站在一张小桌子上,地面高低不平,桌子摇摇晃晃,她头昏。邻居们围着她骂,那个指责小方强奸她女儿的女人用棍子敲桌腿。她没办法保持平衡,从桌上背朝下跌到水泥地上。她说从此以后身子就痛起来了。
  
实际上,院子里并没有开过斗争会。但就是这样的幻觉缠绕着她,直到她咽了气。母亲回家第三天,姥姥去世了,两天后,一火化后,母亲马上得回拘留地去。
  
多年来,我常常梦见姥姥,从睡梦中哭醒过来。她充满个性——生气勃勃,多才多艺,非常能干,但她从来没有机会发挥她的才华。无论是生活在她父亲那个野心勃勃的小城警员家里,还是给军阀做姨太太;无论是做一个满族大家庭的继母,还是一对共产党人的母亲。在她的一生里,幸福对她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就在跟夏医生一起的日子也笼罩在夏家破裂的阴影下,忍受着贫穷、日本人的占领和内战。她本来可以从照看外孙儿女中得到欢乐,但她又总在为我们操心。她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恐惧中度过,还多次面对死亡。她是个坚强的女人,挺过了一个又一个磨难。但是,最后她支持不住了,灾难降临到我父母身上,外孙儿女没有着落,周围充满罪恶与敌意。所有这些合在一起,终于压垮了她。对她来说,最无法忍受的还是女儿受罪,我母亲挨的每一次斗、每一次打,都痛在她心里,她是被这种累积起来的痛苦所杀。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因素导致了她的死亡:她没得到适当的治疗,在她病入膏肓之际,甚至不准女儿来照料。这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问自己:这样的革命有哪点称得上好昵?平白无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苦难!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我恨文化大革命,使我无法解脱的是我无能为力。
  
我也责备自己没能照顾好姥姥。当她在医院里时,我认识了平和温。他们的情谊好像是一堆软软的棉花把我包起来,使外界的悲惨和姥姥的痛苦对我刺激都不那么强烈。现在我告诉自己,当时的任何欢乐是多么不应该,特别是姥姥原来病已垂危!我决心不再交男朋友,我想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赎罪。
  
在以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一直呆在成都,和南南、姐姐一起忙于寻找个家在成都附近公社的“亲戚”,以收容找们。
  
我们必须在秋收结算分配粮食之前找到这个人,否则下一年我们就没饭吃了——国家只供应我们一年,下一年一月就到期停止了。
  
平来看我,但我不理他,叫他不要再来了。他给我写了许多信,我拆也不拆开就扔进火炉里——这种方式我可能是从俄国小说里学来的。温从宁南回成都,带来了我的户口簿和行李,但我却拒绝见他。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他,摆出不认识的样子,我只看见他迷惘的一瞥,好像深深受到伤害。
  
温回到了宁南。一九七零年夏季的某一天,他的村子附近发生森林火灾。温和一个朋友拿起扫帚就冲出去救火。风卷起一团火向他朋友迎面扑来,使这个年轻人的脸部留下一道道疤痕。此后不久,这两个朋友离开了宁南。越过边界进入寮国,这里左翼游击队正在和美国人打仗。那段时间,虽然政府禁止,许多高干子弟,仍偷偷越过边界到越南、寮国去和美国作战。这些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幻想破灭了,希望从打“美帝”中重新找到自己的青春理想。
  
到寮国后不久,有一天,温听到警报声,美国飞机来了。他第一个跳起来,拿枪向外冲。但是他没有战斗经验,又刚到不热悉地形,一脚踏上自己人埋的地雷,顿时被炸得粉身碎骨。我对他最后的记忆是他在成都一条泥泞挑战巷口望着我的那双困惑、受伤的眼睛。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林彪以那年早些时间在中苏边界上发生武装冲突为借口,下令全国处于急战备状态。他以疏散为名,把军队里的反对者和那些被清洗的最高层领导人撵出北京,把他们软禁或关押在全国各处。各地的革命委员会也利用这个机会加速驱逐他们不要的人。东城区的五百多名干部被逐出成都,下放到西昌地区一个称为“牛郎坝”的偏远山乡。我母亲也在被赶之列,临行前允许她回家十天安排子女、收拾行李。她把小黑和小方送去宜宾,虽然俊英娘娘半身已瘫痪。但是宜宾还有别的伯父、娘娘可以照料他们。京明则被下放到成都东北方五十哩外的一个公社落户。
  
南南、我姐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德阳县的公社愿意接纳我们,此地离京明落户的公社不太远。我姐姐男朋友“眼镜”的一位同事是这里的人,他乐意把我们算作他的侄女。虽然我们没有证明证实亲戚关系,但没有人想查个究竟,只要我们是劳动力就行。这个地区的一些公社缺人手。
  
因为每个队最多只能接纳两个,我们被分配到了两个生产队,我和南南同一个生产队,我姐姐独自去了三哩外的另一个队。这里还有火车,不过得在乡间田坎小路上步行约五小时才能到达火车站。
  
就这样,我家天南海北,七口人分散在六个地方。小黑倒很高兴离开成都,他正在读中学,用的语文教材是一些老师和工宣队员编的,里面有课文指名点姓谴责我父亲。小黑因此成了同学们歧视、欺侮的对象。
  
一九六九年初夏,他的学校被派往成都郊区农村帮忙收割麦子。男孩和女孩们分别在两间大仓库里打地铺。一到晚上,满天繁星的苍穹下,田坎路上是一对对漫步的少年们。爱情的蓓蕾葫发了,我十四岁的弟弟爱上了同组的一位姑娘,几经踌躇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利用在田里割麦子的机会,紧张的接近那个女孩,约她晚上出来散步。她低着头,什么也没说,小黑以为她默许了。
  
那天夜晚,在迷人的月光下,小黑倚着千草堆,带着初恋的激动心情,焦急地等待意中人。突然一声口哨,一群班上的男孩子跳了出来,把他围在中央,像皮球似地推来攘去,用粗话骂他,然后把一件外衣蒙在他的头上,拳打脚踢。小黑好不容易才逃脱,踉踉跄跄跑去敲一个老师住处的门,大声喊救命。老师开了门,一掌把他推了出来,说他管不了,不许小黑再打搅他。
  
小黑不敢回住处。只好在干草堆里躲了一夜。这时他才明白是心上人叫来那些打手,她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一个“走资派”的儿子居然敢厚着脸皮向她求爱!
  
回成都后,小黑向他的兄弟伙求援。他们来到他的学校“走一转”,耀武扬威一番,还牵着一只大狼狗。他们把带头打小黑的那个学生从教室里拖了出来。那人浑身发抖,脸色死灰。但在兄弟伙要动手“教训”他时,小黑发了怜悯心,要他的舵爷饶了那人。
  
怜悯已成了一种陌生的观念,被看作是愚蠢的表现。结果小黑受到变本加厉的欺负。他想再请他的兄弟伙帮忙,可是这些人对他说他们不会帮助一个“虾子”。
  
到宜宾后,小黑对又要上学忧心忡忡,担心再受气。没料到,他甚至可以说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教师、管理学校的工宣队和学生们似乎都听说过我父亲,公开表示敬佩。小黑马上被另眼相看,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成了他的女朋友,最霸道的男孩子都让他三分。小黑看得出来,我父亲在宜宾是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尽管人人都知道,他现在倒了楣,知道“二挺”大权在握。在“二挺”统治下的宜宾,民众过着恐怖的生活,数以千计的人在武斗或私刑拷打下身残、死去。我家的一位朋友侥幸逃生:当他的孩子到停尸房为他收尸时,发现他还有一口气。
  
宜宾老百姓向往过安定的生活,渴望有不滥用权力的共产党干部,向往有致力于建设的政府,于是怀旧的情绪全集中在我父亲当专员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共产党最得人心的时期——他们刚取代了国民党,结束了饥饿,建立了秩序,还没有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也还没有发生人为的饥荒。在民间,我父亲和过去的美好时光等同起来了,成了与“二挺”鲜明对比的好官。
  
由于我父亲的缘故,小黑在宜宾过得很惬意——虽然他从学校里什么也没学到。新编教材除了《毛泽东选集》就是《人民日报》社论。而且谁也管不了学生——毛泽东还没有收回他鄙视正规教育的“最高指示”。
  
教师们和工宣队想要小黑帮忙维持秩序。但是在这里甚至我父亲的威望也无济于事。小黑渐渐被一些男孩子称为老师的“走狗”。有关他的流言蜚语传播开来,说他在街灯柱下搂抱他的女友——这在当时可是一种“资产阶级罪恶”。小黑失去了他的特殊地位,被责令写检讨,还发誓要思想改造。那姑娘的母亲到学校来大吵大闹,要学校送她女儿去做检查,证实女儿的贞操。在这幕闹剧后,她带着女儿退了学。
  
小黑在班上有个好友,一个人人喜欢的十七岁少年。他有个很敏感的痛点:他母亲从未结过婚,但却生了五个孩子,每人有不同的、不知名的父亲。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十分罕见,虽然官方说不应该歧视“私生子”,可这还是个不光彩的名声。如今,在一次政治运动浪潮中,这个少年的母亲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批斗,男孩对有这样的母亲感到耻辱,他私下告诉小黑说他恨她。一天,学校颁发最佳游泳者奖(毛泽东喜欢游泳)。学生们一致选了这个少年,可是审定会后却没有他。原来一个青年女教师反对说:“我们怎么能选这种人,他妈妈是个‘破鞋’呀!”
  
那位男孩一听说,抓起一把菜刀就冲进这个教师的办公室,要和她拚命。同学把他拉住了,那老师吓得躲了起来。小黑看得出这件事给他的朋友的伤害多么大:他第一次失声痛哭。晚上,小黑和一些同学来陪他。第二天,他不见了,直到后来尸体被冲上金沙江岸。投江之前,他先紧紧捆住了自己的双手。
  
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清除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东西,相反地,它赋予这些东西政治上的尊严地位。现代专制和古代的偏狭互助互长,封建道德的罪人现在变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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