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56

作者:张戎 译者:张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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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四 “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
我父母在干校之2(一九六九~一九七二年)

(接上55)
每听到一件自杀的事,我就多一层紧迫感,尽心减轻父亲精神和身体的压力,要他感到自己被爱,生活中有值得为之生存的东西。斗争他的会上——现在已变得非暴力了,因为干校的人已没有那么多精力了——我总坐在他能看见我的地方,使他感到有人陪伴而安心。会一结束,我们就一起去散步,我东拉西扯地说些闲话,让他忘却丑恶的斗争会。我让他坐下来给他按摩头、脖子、肩膀,他则背诵古诗给我听。白天我和他一起劳动,依然是干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有时我帮他挑担子,担子有一百多斤重,我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尽管在沉重的负荷下,我站都站不住。

我呆了三个多月。干校当局准许我在食堂里吃饭,在一间有五个女人的屋子里分给了我一张床。同室人自然不理我,非跟我说话不可时,也只是几个字。大多数干校的人见到我都露出“横眉冷对”的敌意,我也报以如入无人之境的样子。但是这里也有好心人,或者说是有勇气表现他们好心的人。

其中有个叫“永”,二十几岁,有张善良细腻的脸,两只大耳朵。他是个大学毕业生,文革快开始时,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在干校他是我父亲所在“班”的班长。尽管他得服从命令,把最重活分给我父亲,但一有可能,他就悄悄减轻我父亲的农活。有一次,我跟他简短对话时,说我带来的炉子没有煤油烧,没法为父亲弄熟带来的食物。

几天后,永绷着张毫无表情的脸,做出闲荡的样子从我身边走过,我感觉到有件金属制品塞到手上:是一个铁丝做成的炉子,高八寸,直径四寸,这是他自己做的,可以烧卷成小团的旧报纸。报纸现在可以烧掉了,毛泽东的像已从上面消失了。毛泽东自己不要报上老登他的像。登像的目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已经达到了,继续登只会适得其反。我在这个烧废纸的炉子上所烧的菜胜过干校伙食千倍万倍。当诱人的香气从小锅里冒出来时,我注意到父亲同室的七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做吞咽动作。我很遗憾不能给永一点,被同事听到风声,我们大家都要倒楣。

多亏有永先生和其他正直的人,我家姐弟才得以到干校看望父亲。也是永先生允许我父亲在下雨时歇工,这成了他唯一的休息日,星期日别的人不干活,父亲却像母亲一样得劳动。下雨天雨一停,父亲和我就到松林里去采蘑菇,打野豆子。回到营地,我把这些收获和一个鸭罐头或别的肉煮在一起,跟他享受一餐美味佳肴。

晚饭后,我们常溜达到我最喜欢的“动物园”去。十多个奇形怪状的石头,敞开在草地上,像一群稀奇古怪的动物在晒太阳。石头上有些凹坑,正好可把身体靠上去,我们就坐在石头上凝视远方。不远处的斜坡下面是一排巨大的木棉树,外面是安宁河,再往远处就是无边远际的山岭了。木棉树猩红色的花样子像玉兰,但是大得多,直接从赤裸裸的、无叶的、笔直的枝桠上冒出来。我在干校的那几个月里,眼看着这些硕大的花开放,大团大团的红花浮在乌黑的枝条上。花谢了就结出拳头大小的果实,爆开后吐出丝般的绒毛,随着温暖的山风满山遍野地飘,像在飘雪花。

一天,当我们正在“动物园”里休息时,一个农民路过,吓了我一跳。他像个侏儒,又怪模怪样。父亲告诉我这地方与世隔绝,近亲结婚十分普遍。然后他叹息着说:“这个山区里边要做的事太多了!我真想来这里当个公社社长,或者生产大队长,做些实际工作,做些有益的事,要么就当个普通农民。我当官是当够了。要是全家搬到这里来,过农民的单纯生活多好啊!”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个精力充沛、能干的人渴望有个发挥的地方。我也看出他有点像历史上的士大夫,宦途失意后对世外桃源充满梦想。我还能体谅得到父亲的另一层苦衷:一旦成了共产党的官,就不能平安地退出不干,田园生活于是可望而不可及,成了美梦了。

我去看了父亲三次,每次都呆上几个月。我们几个孩子轮流去,所以父亲一直都有家人陪伴,享受家庭温暖。他经常自豪地说:他是干校人人羡慕的对象,别的人中罕有不间断地有孩子陪伴的,连来探望的人也少。文化大革命恶化了人与人的关系,使无数个家庭亲情淡薄。

我家却变得更亲密了。小时候常挨父亲打的小黑现在更爱父亲了。他第一次去干校时,当权者对父亲总有孩子来陪很不舒服,于是不分给小黑住处。他只得和父亲合睡一张单人床。为了让父亲睡好一点——睡眠对他的精神非常重要——小黑从来不让自己熟睡,担心会伸腿伸手碰醒了父亲。

父亲则自责过去对小黑太严厉。他常摸着小黑的头,歉然地说:“简直不可想像我过去那样打你,对你委实太粗暴了。”他又说:“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往事,过去对你们太厉害。真好笑!文化大革命反而让我变了个人。”

干校的伙食老是水煮大白菜。由于长期欠缺油水,大家一天到晚都觉得饿,每次吃肉都翘首以待,好像过节,甚至最狠的造反派也有了笑模样。这时的父亲会把肉从自己碗里夹出来,塞到孩子的碗里,于是你让我,我让你,筷子和碗打起仗来。

父亲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去。他告诉我他怎么没邀请姥姥参加他的婚礼,又怎么在她千里迢迢从东北到宜宾的一个月后就打发她走。我听见他多次责备自己,说过去对他母亲照料不周,又太死板,结果连母亲丧事,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他摇着头说:“唉!太迟了!”他还责备自己五十年代对俊英娘娘的做法。当时他曾努力劝她放弃佛教信仰,守着要她这位素食者开斋吃荤。

俊英娘娘于一九七零年夏天去世,她的瘫痪情况逐渐侵袭了全身,而始终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她死时镇静自若就像她的一生。我们对父亲封锁消息,因为知道他对她的爱与尊敬有多深。

那年秋天,我弟弟小黑和小方在干校陪父亲。一天吃完晚饭后他们正在散步,八岁的小方脱口说出俊英娘娘去世的消息。父亲脸色顿时变了,一动不动,像发傻似地站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转向路旁,蹲下身去,双手捧着头,肩膀因抽泣而抖动。弟弟们从来没见过父亲哭,一下子都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一九七一年初,消息传出:“二挺”下台了。我父母,特别是父亲,情况很快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开始有了星期日休息,干的活也轻了些,有人和我父亲说话了,尽管态度仍然很冷淡。说明形势真的变了的证据是,一个新“学员”来了干校——姚女士,那个过去折磨我父亲最起劲的人,随“二挺”垮台被撵了下来。随后,我母亲获准探望父亲两个星期,这是他们几年来第一次团聚,也是两年来第一次见面。上一次是父亲临去干校前跟我在成都大街上看了母亲一眼。

但是我父母受的罪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二挺”下台并不是因为他们干了太多坏事,而是毛泽东怀疑他们与陈伯达关系密切。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现在毛泽东要整掉他。这次运动又多了牺牲品,“二挺”的左右手陈沫自杀了,他曾帮助我父亲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一九七一年夏季的一天,我母亲发生严重的子宫出血,昏了过去,被抬进医院。当权者不准我父亲去看望她,虽然他俩都在西昌。母亲病情稳定后,获准回成都治疗。在成都,子宫出血是止住了,但医生发现她得了“硬皮病”,右耳后面的一块皮肤变硬,并且开始萎缩,右下颚变得比左边小,右耳听力逐渐消失,右边的脖子变得僵直,右手右膀也感觉麻木,动作不灵活。皮肤病专家告诉她,皮肤硬化最后会扩散到内脏器官,那时她全身和内脏都会萎缩,在三四年内会死亡。他们说西医没有办法治这种病,只有试试靠口服强的松,脖子上注射可的松混悬液控制。

我当时正在父亲干校,接到母亲来信说她患病,父亲马上就去请假要回家去看她。永先生很同情他,但是干校领导拒绝了。我父亲当着满院的人痛哭失声,他部里的造反派都愣住了,在他们眼里,他一向是个铁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到邮局,等了几个小时,开了门,他发了一份三页纸长的电报,开头是:“闻君病重,辗转不能成眠。待罪之身,不容榻前相伴。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见一面!我深知自己‘不是个好丈夫’,万望君勿撒手而去,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眼镜”来德阳看我,带来一则爆炸性新闻:“林彪死了!”“眼镜”听了正式文件传达,说是林彪想暗杀毛泽东,未遂后逃往苏联,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林彪之死有各种神秘的说法,但他的垮台与一年前陈伯达失宠有关。他们把毛泽东吹捧得太过神化,引起毛对他们的疑心。他怀疑林彪一伙人在耍阴谋,想把他架空,让他享受抽象的赞美,而剥夺他的实权。毛泽东特别怀疑林彪这个他所选择的接班人,怀疑他处处“红书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动机。毛泽东断定这个第二号人物想“抢班夺权”。(此处删去一句)。

我的村子听公社传达了这件事的官方说法。这个消息对农民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连林彪是谁也不知道,但我却欣喜若狂。那时我还不敢怀疑毛泽东,对文革我是恨林彪。我还把他和毛泽东的分裂当作是毛决心与文革决裂,要结束这场灾难了。林彪之死重新激起我对毛泽东的忠诚,很多人和我一样乐观,因为当时有种种迹象表明文革正在扭转。果真如此,紧接着林彪事件,走资派开始平反,离开干校。

十一月中旬,我父亲听到林彪事件的文件传达。马上,一些造反派就对他面带微笑了。会议上他们史无前例地让他坐下,要他“揭发叶群”——林彪的夫人,她和我父亲是四十年代初延安时期的同事。我父亲一声不吭。然而,尽管他的同事纷纷平反,准备回家,当权者却对父亲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没事了。”我父亲对毛泽东的批评仍是不赦之罪。

父亲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几年的野蛮批斗、毒打,再加上恶劣条件下的繁重体力劳动。五年时间里,他一直靠服用大量镇静剂来控制自己。有时,他要服用二十倍于常人的剂量,毁坏了他的身体。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身上某处在剧痛,后来开始咳血,气喘心跳,一阵阵头晕。他刚满五十岁,看上去就像七十岁的人了。有的医生板着脸,不耐烦地给他开药,不给他好好检查,也不听他细说病症,去看一次病回来总要听一些造反派的训斥:“不要以为装病就可以躲掉了!”

一九七一年冬天,京明在干校陪父亲。他很担忧父亲的身体,一直呆到一九七二年春天。这时,他接到他落户的生产队的一封信,说他如果不立即归队,秋结算就不给他分口粮。他离开的那天,父亲送他去火车站,当时铁路已从成都修到战略基地西昌。去火车站的路很远,一路上两人沉默着。突然父亲剧咳了起来,京明忙把他扶到路边坐下,给他捶背。过了好半天,父亲才缓过气来。他抬起头,长叹口气说:“唉!可能活不长了,人的一辈子好像一场梦啊!”京明从未听他议论过生死,吃了一惊,忙说些话安慰他。父亲继续说:“我问自己怕不怕死,我现在这个样子哪点有死了好?苦海无边,看不到个了结。有时我也很软弱,站在安宁河边心里想往下一跳了事。但我又想,死不得,我这样问题没说清楚就死了,你们大家就没有出头的日子了……”他停顿了片刻,接着说:“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过去。我是学徒出身,童年很苦,眼看着社会有那么多不公平,我参加共产党,就是想建起个公正的社会来。结果这个社会有多公正呢?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没日没夜地工作,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为家庭谋私利,到头来还是落得这么个下场,累及妻儿。老百姓说:落坏下场一定是做了亏心事,得了老天的报应。我想着我这辈子所做过的事,我是判过几个人的死刑……”

父亲向京明说起朝阳的恶霸和宜宾的土匪头子,然后说:“这些人血债累累,老天有眼也会要他们死呀!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我这辈子到底做错过什么要受这种罪。”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又慢慢地说:“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也就不要相信共产党了。”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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