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61

作者:张戎 译者:张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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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七 “如果这是天堂 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
父亲之死(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六年)

(接上60)
在这段时期,我父亲和大多数以前的同事不同,没有平反,也没有复职。一九七二年,我们从北京回来后,父亲一直住在支机石待的家里,没有事做。没有平反是因为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毛泽东。负责审查他的专案组同情他,想把一些他说过的反毛泽东的话算成是他在发精神病,但是这遭到省革命委员会的强烈反对,他们想给他定大罪。许多我父亲以前的同事同情他,也钦佩他的勇气,但他们也得为自己着想。另,我父亲不属于任何共产党内的宗派,没有强有力的保护人可以说一句话为他洗清罪名,相反地,他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对头。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我母亲从被关的地方短暂释放出来,在路边一家小吃店里,忽然,她看见一个我父亲过去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吃饭。五十年代初在宜宾工作时,我母亲和“挺夫人”是他们两口子的媒人,文革中他们投靠了“二挺”。这时,他们朝我母亲点点头,显出不想和她多说话的样子。我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径直走到他们的桌边坐下,请求他们向“二挺”求情放过我父亲。听完我母亲讲述后,那男的摇了摇头说:“事情没这么简单…”随即他把手指伸进茶里,沾上水在桌上写了个“左”字,然后意味深长看了我母亲一眼,和妻子一道站起来,一句话也没再说就走了。
  
左先生是我父亲以前的同事,他是少数几个在文革中几乎没有挨整的高干之一,姚女士的造反派捧他,“二挺”跟他酒饭往来,“二挺”、林彪倒台后,他居然安然无恙,继续掌权。
  
父亲始终不认罪。当专案组要把他反毛的话说成是精神病造成的时候,他无可奈何、痛苦万分地承认了。每日,他生活在强烈的精神压力下,不知他们会给自己定什么罪,更不知会如何“祸及妻儿”。他还忧国忧民:老百姓跟共产党现在都没有行事的准则,腐败开始蔓延;官员们首先照顾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教师们因为害怕挨打,给学生一律打高分;公共汽车售票员既不卖票也不查票;着眼于公共利益的人受到公开嘲笑。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毁掉了共产党的纪律和社会道德。
  
父亲焦虑重重,忧心如焚。为了不再“乱说话”,进一步害自己和累及家庭,他只好依赖镇静剂来控制自己。当政治气氛松驰时,他吃得少,运动风声紧时他就多吃。精神病医生每次开药时都担心地摇头,说这种吃法非常危险,但是不吃又不行。一九七四年五月,他觉得自己快旧疾复发了,就要求进医院。多亏他那些卫生部门的官复原职的同事,他这次入院很顺利。
  
我请假离校到医院去陪他。那位上次为他治病的精神病专家苏医生这次又负责给他治病。在“二挺”统治时期,苏医生因诚实地诊断了我父亲的病而吃了很多苦。造反派命令他说我父亲是装疯。他拒绝了,因而在大小批判会上挨斗、被毒打,也不让他当医生了。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我看见他时,他正在清扫垃圾箱,洗刷医院的痰盂,那时他才三十多岁,头发就已经花白了。“二挺”倒台后,他平了反。这次他和其他医生、护士对父亲和我非常友好。他们告诉我他们会细心照料我父亲,要我不必陪伴。但我坚持,我想他最需要的是爱。我还担忧他一旦摔倒,周围没人,后果会不堪设想。他的血压高得可怕,又发了好几次轻度心肌梗塞,这使得他走起路来高一脚低一脚,就像随时都会摔倒。医生说跌倒可能致命。我搬进了男病房,和他同住在一九六七年夏天住过的房间。医院里每间病房可容两个病人,我父亲独占一间,我就睡在另外那张床上。
  
因为怕他跌倒,我时刻都和他在一起。他上厕所时,我在外面等候。如果他呆在厕所里时间太长,我就会胡思乱想,以为他发了心脏病,在门外不顾不好意思地大喊他,要他回答。
  
每天我都陪他在后花园散步,这里满是精神病患者,穿着灰条纹的衣裤走来走去,瞪着呆滞的眼睛。他们的眼神使我既害怕又觉悲哀。
  
花园里五彩缤纷,白蝴蝶在草坪上淡黄的蒲公英花尖拍翅,环绕的花坛里长着紫荆和婆娑起舞的竹子,大红石榴花从一丛夹竹桃后探出头来。我一边散步,一边作诗。花园的一头是一间大娱乐室。病人在里面打牌、下棋,翻翻屈指可数的报纸和书籍。一位护士告诉我,文革初期这里是病人学《毛泽东选集》的地方。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发现毛泽东的小红书能代替药物治好精神病。但这种学习并没持久,护士说:“病人一开口,我们就吓得要死,天晓得他会说些什么?”
  
病人们都不狂暴,治疗削弱了他们生理、精神上的活力。既便如此,和他们呆在一起也是件怕人的事,特别是在夜晚,当父亲的药物发生作用使他熟睡后,整座楼都悄然无声时。和所有病房一样,我们的病房也不能从里边上锁。有好几次我从梦中惊醒,看见一个陌生的病人站在我床边,撩起蚊帐,以精神病人特有的直勾勾的眼神看着我。我冒出冷汗,拉上被子塞住嘴不让自己喊出声来,怕吵醒了父亲,睡眠对他的康复太重要了。最后,病人像幽灵般拖着脚步走开。
  
一个月后,父亲回家了。但是他没有复原,他的大脑神经受非人压力的时间太久,依旧存在的高压空气又歙了完全谈不上放松,他只是照旧不断地服用镇静剂,精神病专家也毫无办法。他的脑子和身体就这么折磨坏了。
  
到后来,专案组终于起草了一份结论,上面说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和“阶级敌人”只有一步之遥。按共产党的规矩,草稿给我父亲看,接受就在上面签字。他看完了,满脸泪水,但签了字。
  
可是省革委主办部门的当权者还不满意,他们要写得更严重些。给他处罚。拖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一天,我姐夫“眼镜”的工厂准备提拔他,派人到父亲部里进行必须的“政审”。一位过去姚女士造反派的成员接待了来访者,告诉他们我父亲“反对毛主席”,问题很严重。结果“眼镜”的提拔告吹了。“眼镜”并没有对我父母提到过这件事,担心这会使他们不安。,但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好心人到家来悄悄告诉了母亲。父亲无意中听到了,他心痛欲裂,万般无奈地向“眼镜”道歉,怪自己误了女婿的前程。他流着绝望的眼泪对母亲说:“我究竟犯何罪,让女婿也受牵连?我到底要怎么办,才能救你们呢?”

以后四天,父亲不管吃多少镇静剂也无法入睡。四月九日下午,他在院子里对母亲说他想去睡一会儿,就独自上楼了。母亲在我家楼下那间小厨房里做好了晚饭,没叫他吃,想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了半天,她心里不安,上了楼,来到卧室,发现唤不醒他了,她马上意识到父亲发了心脏病,我家没有电话,母亲连奔带跑,到了一条街外的省委门诊部,辗转找到主任冉先生。
  
冉是个很能干的人。文革之前,他负责省委上层官员的保健工作,经常出入我家,殷勤备至地对全家的健康问长问短。文革开始我家倒了楣后,他也变了张脸,不答理我们了。在那些年头里,像冉那样的人,我见得多了,但总想不透他们何以要如此。
  
母亲找到冉先生时,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做完手上的事就来。母亲说心脏病不能等,但他只是瞟瞟她,意思是催他也没用。一小时后,他才带着一个护士大驾光临,两人都空着手,没带任何急救物品。护士见事不妙,转身回去拿,冉先生把我父亲的身体翻来翻去地检查,这对心脏病人很危险,半小时又过去了,急救品才到,我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那天晚上学校照例停了电,我在宿舍里伏在蜡烛光下看书。忽然来了一些省委宣传部的人,没有多加解释,就驱车带我回家。
  
我看见父亲侧躺在床上,面部表情异常平静,好像是在沉睡。他看上去不再衰老,甚至比他实际年龄五十四岁还要年轻。我觉得肝肠寸断,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
 
以后几天,我都在默默地流泪。我反复想着父亲的一生,想他白费了忠诚,粉碎的梦。他不该死,然而他的死似乎又不可避免。那个时代容不了他,因为他想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此处删去一句)

母亲要追究冉先生的责任。如果不是他渎职,我父亲可能不会死。她的要求被看作是“寡妇的感情用事”而不加理会。她也决定不在此事上纠缠,她得集中精力打更重的一仗,为我父亲争取到一个好一点的悼词。
  
追悼会上的悼词非常重要,人人都会把它理解为共产党对我父亲的评价。这份资料还会放进他的档案,在他死后继续决定孩子们的前程。悼词有固定的规格,对已平反的干部的标准的评价,任何跟标准评价不同的语句都会被理解为党对死者有保留,或者是在谴责他。悼词写出来了,拿给母亲过目,上面满是暗示性的指责,母亲清楚有了这样的悼词,我们家最好的结果也是永无出头之日,坏的结果我们将一代一代地永远受歧视和打击。于是她拒绝了一份份悼词草稿。
  
虽然她要达到要求是难之又难,我母亲很清楚有很多人同情父亲。死亡对中国家庭来说,可能是唯一的机会能争取到非此得不到的东西。于是父亲去世后卧床不起的母亲在病床上毫不放松地“战斗”,她威胁说如果得不到一份像样的悼词,就要在追悼会上当面控诉当局。她把父亲的朋友、同事请到病床边,告诉他们孩子们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了,他们都答应为父亲说话。最后,当局软了下来,悼词改得大致无害。
  
追悼大会定于四月二十一日召开。按规矩,父亲以前的同事们组成“治丧小组”,小组里包括左先生。一切细节都有规定。
  
参加大会约有五百人,大都是省级机关几十个部、局的干部,甚至有可憎的姚女士。每个部、局都要送一个纸花圈,尺寸按规格。我家也情愿追悼会官办,因为对我母亲这样的干部来说,私人葬礼闻所未闻,不官办会被看作是共产党唾弃死者。大多数与会的人,我都不认识,不过我的朋友们,像小胖、南南和厂里的电工,川大的同学也来了,学生干部明先生自然不例外。姥姥去世后,我拒绝见的老朋友平也来了,我们的友谊马上恢复,好像没有六年的间隔。
  
追悼会有一项是“死者家属代表讲话”,母亲要我说。我回顾了父亲的人格、道德原则,对共产党的忠诚以及对人民的奉献。我希望他去世的悲剧能引起与会者的深思。
  
结束时,所有人都排成队从我们面前经过,和我们握手。我看见许多从前的造反派脸上挂着眼泪,甚至姚女士也是一副悲哀相,这种人在各种场合好像总有相应的面具。有些造反派喃喃地对我说:“你爸爸受了很多罪…”可能他们真的是内疚。,但内疚又能什么用呢?父亲已经死了——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捅过一刀。我想,下次运动会不会照样对别人下毒手呢?

一个我不认识的女青年一头趴在我肩头上痛哭,我感觉有张纸条塞到手心里。我后来看了这张条子,上面写着:“我为你父亲的高尚品德深深感动,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完成他未竟之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的发言真的使她得出这个结论吗?我沉思默想,看来道德原则和高尚情操竟都成共产党的专有品。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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