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八 “长上翅膀飞”
（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八年）
（接上63）
这消息使我顿感轻松，一刹那间，我反而失去感觉。长期灌输的自我约束马上起作用，我注意到四周是一片哭声，我也得做出适当的表情来。我缺乏正确表情的面孔该往哪儿藏呢？似乎只有前面那位同学的肩膀。她是个学生干部，此刻显得心碎。我一下子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背也一抽一抽地，还发出恰当的呻吟声来，结果假装被当了真，那女学生干部一边大声抽泣，一边扭动身体好像要转过来抱住我哭似的。我把整个身体重重地压在她背上使她动弹不得。一边也希望她以为我是悲痛欲绝了。
在毛泽东死后的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我知道他被看成是个哲学家，我努力思考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些什么，想来想去，我悟出他的哲学的中心思想对永恒斗争的需要——欲望。他的思想核心似乎是“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人斗人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为了创造历史，得不断大量制造“阶级敌人”。（此处删去一句）。我想到中国人所经历的恐怖和灾难，都是为什么呢？
（此处删去四行）。毛泽东经过文革后留下的是一个道德荒蛮、一片仇恨的土地。中国大量文化遗产被摧毁。但是，一般人对此应负什么责任呢？我难以肯定。（此处删去六行）。
中国人似乎在衷心地哀悼毛泽东，但是我怀疑有多少眼泪是真的。人们不得不时刻做样子，他们有时自己也无法分辨出什么是虚情假意，什么是真心实意。（此处删去一句）。然而毫无疑问的，人民的情绪反对继续毛泽东文革的政策。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十月六日，毛夫人和其他“四人帮”成员就被捕了。谁也不支持他们——军队不支持、警察不支持，甚至他们自己的警卫也不保护他们。他们能挨到现在靠的只是毛泽东。
听到那四个人被逮捕得那么轻而易举，我感到一阵悲哀。就这么几个二流的跳梁小丑居然压迫了九亿中国人整整十年！当然我主要的感觉是欣喜若狂。文革最后的暴君终于垮台了！许多中国人都和我有同感，当我上街买酒准备和家人、朋友举杯庆贺时，竟发现店里的酒都已卖光了——到处都有人在庆祝！官方也举行庆祝集会，和文革中的群众大会形式一模一样，这使我很生气。我特别气愤的是在我的系里，政治辅导员和沉重干部们又在组织大会，俨然一向是反“四人帮”的英雄。
新的头号人物是毛泽东选择的继承人华国锋。（此处删去一句）。他上任首先做的事，是宣布在天安门广场建毛泽东的陵墓。而数十万人在唐山地震后没有房子住，还睡在街道临时搭起的窝棚里。
我母亲以她的经验立刻意识到一个新纪元开始了。毛泽东去世当天，她回她原来的部里报到工作。她在家里呆了五年。现在想再好好干一番了。她的新职务是东城区委宣传部的第七副部长，而在文革前她一直是部长，她对此毫不介意。
在我急躁的心情里，生活似乎像过去一样，没有变化。一九七七年一月，我的大学课程结束了，既没有考试也没有授学位。虽然毛泽东不在了，“四人帮”倒了台，但毛泽东所定的毕业生从哪来必须回哪里去的规矩仍然有效。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回那家手工机具厂。受高等教育后应该有不同的功用，照毛泽东看来是“培养精神贵族”。我一心不想回原来的工厂，回去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英语了。厂里没有英文资料要翻译，也没有人说英语。再一次，母亲成了我唯一的希望。她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工厂拒绝收我。我在厂里的朋友说服了厂方，写了一份报告给二轻局，说虽然我是个好工人，但是他们了解到他们该牺牲局部利益以完成更伟大的事业——让我的英语造福祖国。
在这封词藻华丽的信发出之后，母亲要我去见二轻局局长慧先生。他和我母亲是老同事，当我还是幼儿时，他非常喜欢我，我母亲知道他会被我的话打动。我见他后的第二天，二轻局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我这件事。委员会共有二十多人，事无巨细都得大家坐在一起决定。慧先生说服了大家：应该给我机会使用英语。于是他们给四川大学发了封公函。
虽然外语系总是让我日子难受过，但是他们需要教师，一九七七年一月我成了四川大学外语系的助教。我又想要这份工作又不想在那里，我得住校，在政治辅导员的眼皮下过日子。最糟糕的是我很快得知我头一年时间什么事也别想做，到了一个星期后，我就被编入工作组送到成都郊区的乡下，作为一种“再教育”。
在乡间，我下田劳动，开无休止的单调沉闷的会议。厌烦、不满以及二十四岁还没有未婚夫的压力使我先后对两个男人有点昏昏然。其中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只迷上了他写来的文笔优雅的信。后来，第一眼看见他，爱意马上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另一位姓侯，原是个造反派头头，他是时代的产物。机智又不择手段，我被他的魅力迷惑。
一九七七年夏季，清查“四人帮”追随者的运动开始了，侯被关押起来。清查对象是“造反派头头”和参加过含混地定义为“打、砸、抢”的人：指行凶打人、杀人及破坏、抢劫国家财产。几个月后这个运动不了了之，（此处删去一句）。干坏事的人都简单地声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忠于毛泽东。另外，也没有确切的标准来衡量犯罪，只有一些明显的杀人犯和大抢劫犯被抓了起来。参与抄家、破坏文物、烧书、派战武斗的人太多。文革最恐怖的地方——笼罩全国的使千千万万的人精神失常、自杀、死亡的高压空气——都是人民集体做出来的。几乎每个人，包括年幼的孩子，都参加过野蛮的斗争会，许多人动手打过人。更有甚者，被整的也整人，整人的也被整。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来执行调查审判。新当权的共产党干部决定谁应受惩罚。个人感情经常成为关键因素。一些造反派罪有应得，一些错轻惩重，还有些人轻飘飘就过了关。左先生仍当三朝元老，姚女士只是换了个不那么如意的工作。
“二挺”从一九七零年起被关押，但没有送交法庭——因为没人决定怎么对待他们。现在他们唯一遭受的惩罚只是坐在非暴力的会议上，听被他们迫害的人或家属控诉他们。我母亲在这样一个大会上谈过这对夫妇是如何整我父亲的。对“二挺”的判决是在一九八二年，刘结挺被判处二十年监禁，张西挺判处十七年。
侯被关押时，我有许多晚上睡不好觉。他很快就被释放了，但那些短短的清算“四人帮”的日子勾起的悲愤回忆淹没了我对他的感情。虽然我不可能知道他本人究竟负有多少责任，但是我很清楚身为一名大规模红卫兵组织的头目，在那个野蛮的年代里，他是不可能清白无辜的。我仍无法使自己恨他这个人，但是我不再为他难过了。我希望他罪有应得，所有犯下罪行的人也都受到惩罚。
这一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真的能来到吗？正义真的能伸张吗？伸张正义会不会激起更多的怨恨呢？中国不能再多恨了，我们现在的已经够多了。在我的四周，曾一度竭力打杀对手的各派现在得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走资派和过去批斗、折磨他们的造反派天天得见面，一起工作。到处充满勾心斗角，紧张空气是家常便饭。我们什么时候摆脱文革留下的恶梦呢？
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东山再起，取代了华国锋。邓的每一次谈话都是一阵春风。政治运动停止了，“政治学习”被称作“苛捐杂税”。共产党的政策要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教条。最重要的是，对毛泽东的每句话都照办现在是错误的了。邓小平在改变中国，我紧张地盯着这一点点扩散的光明，就好像注视者黑暗中的一星摇曳的烛火，唯恐一股寒流袭来把它扑灭。
按照邓小平的新规定，我在公社的“徒刑”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完结了，比原订的一年减少了一个月时间。短短一个月之差使我的心飞上了天。我回到成都，学校正准备姗姗来迟的一九七七年入学考试，这是自一九六六年以来首次正规考试。邓小平宣布：大学入学必须通过考试，而不能走后门。因为从毛泽东的政策上变过来需要时间使老百姓有思想准备。秋季招生延期了。
系里派我到四川北部群山去面试考生，我欣然前往。正是在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招考的旅程中，独自乘车行在蜿蜒、尘土蔽天的山间公路上时，我突然第一次起到，如果能到西方留学该有多好！
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他是一九六四年从香港返回“祖国”的，回来就不准他离境了。直到一九七三年，由于尼克松访华带来的开放，他才获准去看港探望他的家庭。到香港的当天晚上，他听到他侄女打电话给东京安排到那里去度周末。这件小事使我思绪万千，从此一想起就心神不定。这种见世界的自由，一种我不敢梦想的自由，不断地折磨我。因为出国简直是闻所来闻，这愿望就一直被牢牢地囚禁在我的下意识里。在别的大学是有人拿奖学金到西方学习，但是去的人完全由掌权者指定，起码要是党员。我既不是党员，又不被系里信任。即便机会自天而降至系里也浇不到我身上，但是现在，第一次我脑子里什么东西动了一动，高考既然已经恢复，（此处删去一句）。那么我是不是有希望去西方留学了呢？这梦想刚一萌芽，我就马上强行之有效自己掐掉它——我多么害怕那不可避免的失望！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