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6月03日讯】编者按：“六‧四”学运二十四周年之际，香港《明报》 登出“六‧四”学运领袖、流亡人士封从德的亲述回忆，包括当年与柴玲出逃的惊险经历，印证香港传媒当年收到柴玲录音带的历史片段。封从德在美期间，著书亲述“六‧四”发生过程，并揭发当年传媒尚未披露的真相，这些年，柴玲多番言论引来不少争议，而封从德细阅柴玲回忆录后，发现有内容需要澄清，于是决定增订《 “六‧四”日记》。
我和柴玲六月七日晚到达武汉大学。从离开北大到北京火车站的经历，这里不能细讲，因为涉及到一些人。路上，我骑车带着柴玲，一边骑一边睡，结果栽倒。穿过长安街时很惊险，军队控制着路面，民众要穿越需冒很大的危险。火车票是随机买的。我当时的安全策略是：切断一切亲友的联络，沿途不留任何痕迹，随机上到任何交通工具，再随机下车随机换乘，这样，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当局自然无从猜出我们在哪儿。结果正好买了两张去广州的票。火车开到武汉长江大桥前，因学生卧路，就走不动了。车上，我们认识了一位台湾商人，他似乎黑白两道都通，愿意帮我们，并约六月十一日中午在广州白云山宾馆见。火车在长江大桥前堵了很久，我担心出问题，便与柴玲下车，换公共汽车去了武汉大学。
到武大时，那里的学生还在悼念“六‧四”死难者。听他们说，头天晚上的追悼会规模极大，从北京返回的博士生蔡崇国讲述了“六‧四”凌晨他亲眼目睹的六部口坦克碾压学生的惨景。我们在那里也看见了官方电视上的曲解画面，满是军车被烧、解放军被杀的镜头。
蔡崇国游水到港传递录音带
另一方面，我们沿途收听美国之音和BBC ，死亡数字越来越高，三千、五千、七千。我很怀疑这些数字，觉得有必要对外讲明真相以正视听，就暂时放弃沿途不留痕迹的安全原则，约了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李海涛为我们准备录音设备，让柴玲做了一个四十分钟的录音。
我请李海涛翻录三十盘磁带，到街上散发，以保证传到海外。两天后，蔡崇国游水到香港，将磁带交给电视台播出。
（2012年6月10日香港媒体人张圭阳在《 明报》 撰文：八九年六月十日晚上约八时许，一名神秘男子在广播道无线电视的总台接待处留下了一盒卡式录音带，宣称是柴玲本人的录音讲话。为了求真，首先找了经常访问柴玲的两名记者，确定是否柴玲本人的声音，确认后由于柴玲下落是一个谜，天安门在六月四日凌晨发生什么事还没有第一身的说法，由于新闻性很高，新闻部很快得出一个结论，要中断正常的电视节目，在晚上十时许播出了这段柴玲讲话。讲话播出后，引起全城关注，根据群众要求，在同一晚上又重播了一次。海外新闻机构纷纷要求拷贝，新闻部即时配上中英文字幕，拷制了数十份，免费派送给全球的电视新闻机构。）
做完录音我们就走了，坐船到九江上岸，又随机乘坐公共汽车去南昌。在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广场，我们看见民众还在悼念“六‧四”死难者。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台短波收音机，当时国内民众为了收听海外电台了解“六‧四”真相，短波收音机几乎脱销。
之后又是随机地选乘火车，经湖南株州辗转到达广东某市。在那里有一段奇遇，遇到后来救助我们的一群义人。详细情况还是不能披露，但大致情况现在可以说一说。
遇到那群义人的机缘说来很奇妙。我们去那个地方是因为坐错了车，而他们本来也不会在那里待那么久，就这样萍水相逢遇到一群修炼人。得知是北京逃出的学生，他们赶紧把我们藏到家里。过了几天通缉令下来，二十一个学生的照片出现在全国的电视上，他们才知道我们具体是谁。这一藏，就是十个月。
当时我们的价值理念截然不同。炼功的人思想很传统，而学运则是西化、反传统的。他们帮我们，只是觉得政府不该杀学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虽然观念不同，还是冒险相救，纳粹时期德国基督徒救犹太人的情形，大概与此类似。帮忙最多的我们叫他大哥，后来我们的钱用光了，大哥把他准备结婚的钱全拿出来。这些都令我十分感动，但我观念发生彻底变化，却源于一次闯关中的奇遇。
起初我没想闯关出国，只想留在国内静观其变。观来观去，却是谁谁被捕、谁谁逃到海外继续民运的消息。藏在一个小空间久了很是无聊，听美国之音说秦城监狱里七个同学关在一起，还让我很是羡慕：一来不再担惊受怕，二来大家一起正好切磋。当然他们遭的罪远没这么罗曼蒂克，这都是穷极无聊时的想入非非。
求观音菩萨保佑平安
于是我跟大哥商量闯关。起初他不同意，觉得风险太大，好说歹说同意了，就有个条件——我必须一起求观音菩萨保佑，并念“唵嘛呢叭咪吟”六字大明咒。因为我是当事人，当事人不求，光他们求是没有用的。六字大明咒也叫六字真言或观音心咒，据说消灾除障的神力极强。我跟他们念了一周，直到学会金刚念，也就是念在喉咙里而不出声，后来整个闯关行动中都保持金刚念的状态。这一周他们还用来布气场，并带我做上香、念咒等一套仪式。考虑到大家的安危，我不仅不能拒绝，还得很诚心地参与这些祈祷仪式。
顺着田埂走，快到尽头时，突然从树后跳出两个士兵，用当地话问我们干什么的。大哥很镇定，上去跟他们聊天，问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士兵说是专门“抓小道”的，很多北京来的学生就从这里跑出去。奇怪的是，我就在面前，只要问我一句我就暴露无遗，可他们始终就没理我，只查大哥的证件，最后让我们过去了。大哥很警觉，此前已探过几次，这条路都没士兵，怎么今天冒出两个来？
他决定撤消整个行动。在往回走的途中，经过一片农田。正不知该走哪条路，见一农家妇女在耙地，另一块田里还有一些人。大哥上前跟她聊天装作土地调查，这位妇女开口就问是不是北京来的学生啊，又指着小路尽头大马路上的一个小棚子说，你看那边有辆吉普车，当兵的在抓北京来的学生。我们一看，二十多米远处果然有辆吉普车在小棚子后面冒了个头，于是赶紧从另一条小路走了。
走了老远上到大马路，找到招呼站，准备坐公共汽车回去。大哥担心我们一起目标太大，就让我先走，并说前面过桥没有边防军岗哨，过桥后到那儿下车汇合。结果车在桥前被边防军拦住，上来一个个地查证件。我紧张到极点，假装掏兜，还好我上车时选了窗边不太显眼的地方坐，他们没查我就查后边的去了。他们查完后边走回来时，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盘算着是装聋还是作哑。然而奇迹再一次发生，他们没问我，就直接下车了。
半夜遇上神秘黑道人物
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奇异的遭遇，包括此前半夜在黑卒卒的山脊梁上遇到走黑道的神秘人物，吓得我们躲在山梁上半个小时不敢动，这里不细说了。总之，我没在预定地点下车与大哥他们汇合，而是独自去了边境小镇。试了一下午也没成功，偷偷接触几个入境的华人都不敢帮我。最后遇到两个进大陆送圣经的荷兰传道人，他们商量后同意回去帮我传递信息，找人来营救。我等了几个小时，这时天色已晚，才不得不离开。
几年后我又见到其中年轻的荷兰传道人，他叫Otto ，女儿出生正好在六月四日，他告诉我，当时的消息确实传到了，但来营救的人却没找到我。乘车离开小镇还有一次盘查，这次比较松，军警探个头瞅瞅，就挥手放行了。
柴玲为避通缉令割双眼皮
这是我们在国内逃亡时唯一的一次外援，可惜没有成功。几经周折回到大哥家，他们惊讶到说不出话。他们以为我已经被捕了，早已赶紧将柴玲转移走了，从此我们就一直分处两地。中间只有一次机会去看柴玲，她错以为我“被捕”后，差点去自首，顾及大哥等人的安危才打消这个念头。后来她又曾去军队医院割双眼皮，因为通缉令上说她是单眼皮。
（作者封从德，四川人，生于1966年。1980年代入读北京大学，后入北京大学遥感所硕士班，研究电脑识别卫星图像专家系统。1989年5月，封从德获波士顿大学5年博士学位奖学金，后因学运未及前往。在八九学运中当选北京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后和妻子柴玲在境内逃亡10个月，1990年逃亡至法国，后入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历史系研读，1999年回法国研究道教和中医。2001年创办“六‧四档案”网站。2003年，封从德获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学博士学位。2005～2008年间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现居美国旧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