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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六四中为学生呐喊的上海女性

“上海女囚”抵澳 揭露22年的非人待遇

孙宝强于2012年7月1日在墨尔本“2012中国大变革的前夜研讨会”上发言。(摄影:陈明/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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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6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张茹澳洲墨尔本采访报导)莫道红颜柔似水,自古巾帼出英雄。孙宝强,乍听到这一名字,会以为这是一个男子,如果听说了她的经历,会以为这是一名铁骨铮铮的伟男子,但如果亲自见到她本人后,不得不感叹巾帼不让须眉。

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后,大多数上海人依然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为了从冷漠和麻木中唤醒民众,孙宝强不顾个人安危,在六四第二天走上街头,发表公众演讲,随即被当局判刑3年。20多年来,无论在狱中还是狱外,无论中共如何恐吓迫害,孙宝强从来没有放弃对自由和民主的呼唤。2年半前,她成功的出逃澳洲。在自由的澳洲大地,孙宝强终于能够在六四烛光晚会上发出打倒共产党的呐喊。她说,这也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呐喊,也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呐喊。

时光荏苒,24年过去了。但当年六四事件的一幕幕仍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清晰地印在孙宝强脑海里。其实在六四发生前,孙的丈夫已经被悉尼的语言学校录取,就在她变卖家当,为他准备行李的时候,风波开始了……

“那时我走上街头,我不是参加游行,我是给学生捐款,我对那些拍照的便衣警察说,请你们不要迫害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我没想到,最后他们也迫害了我。那时我只是出于一种纯朴的想法,你们不要迫害学生。”

六四一声枪响,在上海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时候,上海人民表现出来的依然是饮酒、抽烟、取乐。在这种情况下,孙宝强没看到任何男子汉站出来,于是她走上了街头,进行演讲。

“6月6日我继续上街进行演讲,并带领群众设路障,以抗议屠城。几个小时以后,他们跟踪到我家,秘密逮捕了我,我被关进了看守所。2个月以后,在上海市虹口区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万人公判大会上,我被判刑三年,我的刑期是三年,但却是无期徒刑。”

《上海女囚》一书的作者孙宝强。(网络图片)
《上海女囚》一书的作者孙宝强。(网络图片)

上海监狱里的非人待遇

孙宝强声声血泪的讲述了三年的牢狱生活……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我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三年里,我掉了5颗牙,我被关小间,关禁闭。监狱的冬天特别冷,我丈夫为我送来御寒的衣服,被他们退了回去。我在单薄的外裤里套上5条短裤,至今我的关节炎还在折磨我。由于我出来后没有一分钱劳保,没有一分钱医疗费,我手上的伤口是从监狱带出来的,监狱带来的伤口久久不愈,我用烧红的铁摁上去;全身过敏皮肤溃烂,我用盐水浇上去……我关进1年,没放过一次风,没晒过一次太阳,监狱的冬天多冷啊,他们逼着我穿着单薄的外裤抄监规。”

“中国厚厚的外汇储备有我们政治犯的剩余价值,我们在监狱里为他们打毛衣,画卡通,中国政府用这个换来外汇,然后他们再用外汇,对人民进行进一步的镇压。当我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两天要打三件毛衣,如果不完成就不能晒太阳,不能洗澡,不能写家信,不能见亲人,共产党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在监狱里孙宝强想到过自杀,但她的丈夫在最艰难的时候鼓励了她;就在她非常想念儿子,准备向共产党投降,用忏悔书换取出狱的通行证时,她的丈夫来探监,再一次给了她力量,“不就是三个365天吗?别说是三年,就是十年我都等你。你绝不能向共产党投降,你绝不能趴下。从今天起,每过一天,你、我和我们的儿子,我们三个人共同划掉一个黑暗的日子……。”

孙宝强的丈夫澳洲梦破灭后,他只能在业余时间帮人打工修空调,有一次他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肾受了伤,需要常年吃药。

走出上海监狱 走进社会的大监狱

出狱后,孙宝强走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但是走进了这个社会的大监狱。孙宝强在学校做管理工作,240元的月薪无法维持生活,只得兼任钟点工,送报员、售货员、收银员。20年来,她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但信仰没有泯灭。由于家中只有一台电脑,她只得深夜起来写作。造访的民警发现后,多次让她交出文稿。

“在22年里我们全家都遭受了非人的苦难。我的电脑被监控,我的所有电话被监听。当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上海女囚》这本书时,被不断造访的民警发现,他们就汇报给公安局。安全处的李处长让我交出文稿,我说我写的是回忆录,不是共产党发明核导弹的机密,我不交给你。他冷笑着说,那孙宝强,咱们走着瞧。1周后,我儿子在过马路时,被一辆黑色的轿车撞倒,好在他年轻,打了一个滚这才化险为夷。”

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国际笔会后,孙宝强不断地写一些文章放在互联网上。但是她每发表一篇文章,一帮国安就浩浩荡荡的来到她的公司,找她的老板。甚至当国外的媒体要写文章采访她们家悲惨的遭遇时,这篇文章还没有面世,由于国安监控了她邮件,他们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找到孙的公司,让她撤访。遭到拒绝后,他们威胁说:“你不撤可以,你也别想再踏出中国。你别忘了,你的七寸在我们手里。”

孙宝强的七寸就是她的儿子,当国安以儿子的安全作为要挟时,母亲的心软了。

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孙本来要在国际网络上发言。就在发言前一天,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就绪,发言稿都写好的时候,三个国安破门而入,他们把她逼到阳台上,让她取消发言,她不肯。国安说:“想一想你的儿子吧。”不得已,孙含着眼泪屈服了。

当她在听筒里听到盛雪一遍遍叫她的名字,‘孙大姐,孙大姐,下面该你发言’的时候,面对如虎似狼的国安,她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决定出逃

在孙宝强出逃前,上海的国安就到她的公司找到了她。一个安全处的处长说:“孙宝强,你要把你所有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全都发到我的信箱里,你还要把你脑子里正在构思的文稿发给我。”

孙宝强据理力争:“那你是不是要劈开我的脑袋,检查我脑细胞活动的情况,你们已经监控了我22年,你们是不是要监控我一辈子。”处长冷笑着不语。

回到家里,孙发现警车停在她家门口,警灯一闪一闪的打在窗户上。她的儿子脸色惨白地说:“妈妈,这样的恐惧什么是终结的时候?”

就在这一刹那,孙宝强决定一定要逃出中国,她要把她的苦难,不,这不仅是她的苦难,也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和被迫害的经历告诉给世界上更多的人。她和丈夫通过旅游逃到澳洲,澳洲政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给了她签证,因为她也在大赦国际组织关注的名单之上。

出逃后 儿子成了人质

孙宝强与先生出来二年半,这二年半里她的儿子就成了国安的人质。

在中国发生药家鑫撞车杀人事件后,孙写了一首诗《中宣部是什么》,这首诗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国安就把她儿子找去,把这张打印出来的稿子摔在她儿子的脸上:“我们国保的一言一行,由中国政府买单,你母亲的一言一行,由你买单,我们所有该跟你说的都说了,到时不要怪我们耍流氓。”

当孙宝强打电话给儿子跟他解释时,吓得战战兢兢的儿子在气愤中把电话挂了……

有一次儿子含着眼泪对她说:“妈妈,你也有恐惧的时候,那时你恐惧还有我和爸爸做你的靠山。现在我在国内,我没有一个靠山。我每天都活在被他们排挤的耻辱中,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

共产党的黑手伸到自由社会

最终,孙宝强还是决定在香港出版了《上海女囚》,为此,她儿子和全家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今她的儿子还在国安的掌控中。

去年六四,由于她是六四会议的主持人,国安让她做线人,详细汇报所有参加者的名单、幕后支持者、策划者,遭到了她的拒绝后,他们把压力给了她儿子,“如果你母亲不配合我们,我们将永远不给你自由。”

没有办法,孙只得把大家凑钱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发给她的儿子。

“我没想到到了澳洲,共产党的手还伸得那么长,更没有想到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华人还这么麻木,这是我最最痛心的。我希望通过我的遭遇,让更多的华人知道,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脊梁骨,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民族的苦难,不要忘记自己民族所遭受的蹂躏和耻辱。”

孙宝强说,台湾作家龙应台讲过,有三流的政府就有三流的人民。“一方面是共产党邪恶的本性,另一方面是15亿中国人麻木的本性。在上海22年里,我听到的都是‘孙宝强,投降吧!孙宝强,妥协吧!’”

当国安截获她的电子邮件,知道她要出版这本书后,他们就把她的中学同学一个一个找到。原本有着50年友谊的同学全都对她下了最后通牒:“孙宝强,如果你不停止出版书,如果你还在写文章,如果你还在接受采访,那我们所有的人都跟你断绝关系。”

当他们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孙宝强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了,她除了受到共产党的迫害,还受到来自自己同胞的冷见,这是最令她痛心的。

孙宝强说:“澳洲政府给了20万中国人保护签证,至今六四纪念,根本就看不到20万人的踪影。邓小平说,我们要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确实被这个屠夫说中了。这是民主的悲哀,也是世界文明的悲哀。”

孙宝强寄语华人同胞

在纪念六四之际,孙宝强寄语所有的澳洲同胞:“当中国共产党制造的幽灵不能再横行中国、肆虐老百姓的时候,共产党的垮台也就进入了倒计时,如果恐惧这个幽灵还在中国大地上横行的时候,中国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克服内心的恐惧。”

“我有一句话,叫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知道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可能达则兼济天下,但是他们可以独善其身。你们可以上网翻墙看到很多很多的历史真相,你们就会明白共产党制造的幽灵是怎么毒害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你们只有克服内心的恐惧,才能争得中国的民主。”

(责任编辑:刘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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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04 11: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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