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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我就这样变成了中共的敌人

中国著名作家廖亦武曾被中国当局阻止前往澳洲参加作家节活动。图为2010年9月16日,廖亦武在德国柏林。(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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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7月09日讯】(新纪元周刊333期,记者周蕾报导)曾因发表诗作〈大屠杀〉被捕,四年监狱受尽屈辱与折磨的中国纪实作家、流亡诗人廖亦武,透过文字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面貌,以文字带着真实沉重的中国走向世界,获奖无数。

廖亦武说:“我就这样变成了中共的敌人。”

一件背后印着“永不放弃”字样的黑色文化衫、一条挂着云南石环的黑绳项链、一副无框的黑柄眼镜。

廖亦武出席活动时话不多,而且不拿名片,这三件衣衫、饰物就如同他的自我介绍、个性宣言,从中可以读出“坚韧”、“反叛”、“艺术”、“文人”的字眼。

6月13日的晚上,廖亦武照旧是这一身打扮,坐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与一位著名的美国电视主播对话,介绍他花了前后20年写就的监狱回忆录《证词》。

在过去的一年多来,廖亦武是西方许多国家文化讨论会上的常客。奔波,成了他生活中的常态。奔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作家是否受读者欢迎的指标。廖亦武的父母也许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成天“爱惹事”的儿子有一天会成为西方图书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在2003年,台湾出版《中国底层访谈录》之后,美国和德国相继在2008年和2009年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和德文版。廖亦武在西方一举成名,接下来在三年半的时间里相继又在海外出版了《子弹鸦片》、《上帝是红色的》以及为他赢得德国书业的最高奖项──书业和平奖的监狱回忆录《证词》,德国总统高克亲自出席了他的获奖典礼。

上图:2012年10月14日流亡作家廖亦武荣获德国文化界最重要的奖项——德国书业和平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勒(右)激动拥抱廖亦武(左)以示祝贺。(AFP)
上图:2012年10月14日流亡作家廖亦武荣获德国文化界最重要的奖项——德国书业和平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勒(右)激动拥抱廖亦武(左)以示祝贺。(AFP)

下图:2011年度“绍尔兄妹奖”颁给中国最勇敢诗人廖亦武,左为慕尼黑市长乌德,右为德国图书贸易联合会巴伐利亚州协会主席艾格特。
(摄影:黄芩/大纪元)
下图:2011年度“绍尔兄妹奖”颁给中国最勇敢诗人廖亦武,左为慕尼黑市长乌德,右为德国图书贸易联合会巴伐利亚州协会主席艾格特。
(摄影:黄芩/大纪元)

今年的6月4日,他的美国出版商New Harvest出版社选在“天安门大屠杀”2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正式推出了《证词》的英译本,取名为《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一个诗人的中国监狱之旅》(For a Song and a Hundred Songs: A Poet’s Journey Through a Chinese Prison)。

用廖亦武的话说,自己从小到大一直就是家人“帮助的对象”。廖亦武的父亲是一位四川的古文老师。直到现在,他还会不时说起父亲在他小的时候如何把他抱起来,放在高高的桌子上背古文,背不下来就不让下地。这个从小受古文教育长大的孩子却不肯按照父亲的愿望写古典诗词,反而以现代诗歌开始了叛逆的青春期。

从行吟诗人到纪实作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廖亦武以一个热衷流浪的行吟诗人形象闯入了当时相对宽松的文化界,得过20多个官方诗歌奖项。尽管父亲不厌其烦地警告他“共产党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桀骜不驯的他却直到自己因为一首诗〈大屠杀〉被送进监狱,才渐渐体会到父亲说的是什么。

四年的监狱生活,廖亦武九死一生,曾经两次试图自杀。监狱里的三教九流,把他带进了一个阳光背后的“地下中国”。再次跨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原来的那个“一听政治就睡觉”的行吟诗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底层社会的记录者。出狱后,多次被抄家,被没收手稿,廖亦武不得不训练自己把写作内容记在心里,由此练出了一副“超强的记忆力”,他习惯于把自己叫做“时代的录音机”。

他的监狱回忆录──《证词》被称作文学版的“中国监狱百科全书”。廖亦武在书中凭着自己的记忆记下了被狱警称为“松山一百零八味药”的几十种酷刑,细节的描述怵目惊心。该书的德文版上市之后,两周就卖出了两万本。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证词》已经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

书写痛苦,释出毒素

记者: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写这本书?

廖亦武:这本书是出监狱之后开始写的。在监狱里那几年,受到特别大的折磨,我被从一个人被变成了一条狗,甚至忘了自己是政治犯,心里积累很多毒素。

出来后,世界完全变了,整个社会从爱国变成了爱钱。钱完全成了中国人唯一的宗教。

那时候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不写没有办法。不写那段经历的话,就意味着完全被忘却了,太可怕了。人不仅要受折磨,还要承受被忘记掉了那种痛苦,整个变成一个废物。

牢狱中见识“地下中国”

记者:你在监狱里认识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廖亦武:“地下中国”,一个不见天日的中国。如果我不坐牢,我不会知道这些,我是有名的诗人,得过很多文学奖。我以为我可以到处流浪,不断得奖。

进监狱之后,我才知道非常黑暗,为什么那么多人进了监狱。实际上,有些人就是因为简单的反抗,他们没有贪官的那些资源,可以大模大样的拿国家资源,监狱里关的都是小偷小摸,共产党才是最大的强盗。

如果说里面是有墙的监狱,那么外面就是没有墙的监狱。

在中国那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冲动,只是他还没有犯罪而已。很可能哪天哪个很老实的人就突然变成了罪犯。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是激发人恶的地方。

我也看到有些去中国的西方人逐渐适应了中国的环境,学会了怎么和共产党打交道,所以他们也变得很恶,行贿、要小姐,干什么的都有。

人性有善有恶,中国的社会环境会激发人的邪恶,而不像在西方,宗教、政治在限制人的邪恶。

其实,我本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写〈大屠杀〉那首诗,仅仅是因为那是事实。这么大的事件,中国人都误读了。这之前我父亲告诉我共产党多厉害,我不相信。我在那天凌晨发表了〈大屠杀〉的诗歌,就坐了牢。然后我又写了这个事件(监狱回忆录),这本书不断给我带来困扰,带来和国家机器的对抗。而我只是在写作,我只是记录了监狱的真相。

现在回想起当时写这本书的过程,觉得很有意思,但当时觉得非常残酷。我开始写这本书一年后,稿子被警察收走。当时,我很绝望,觉得自己徒劳无功,连自杀的心都有了。后来,我被软禁在家二十几天,鼓足勇气重新开始写,一年后,又被他们收走。第三年,我又开始写,这回是用电脑写,可以储存。写完一部分,就把磁盘藏起来。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把我变成了录音机,所以记忆非常好。(笑)

记者:第一次把你的手稿收走时,你已经写了多少万字?

廖亦武:30多万字,第二次被抄的时候是20多万字,第三次更短。所以,我怀疑有些在监狱的细节被遗忘了,但是又有新的细节涌现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稿最好。

想出书,就只能出逃

记者:你曾说“一本书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你是因为这本书离开中国的吗?

廖亦武:对,我第一次带着这本书来到海外时,没有人感兴趣,人们都比较健忘,对监狱的纪录不感兴趣,对江泽民、胡锦涛倒是更感兴趣。

2009年,德国出版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这本书在西方影响非常大,我可以说是一夜成名。

德国之所以接受《证词》这本书,是因为很多德国人经历过共产党和纳粹。菲舍尔(S. Fischer Verlag)是欧洲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很有道义感。但他们也只是觉得这本书很有价值,对这本书是否有市场并没有把握。共产党通过监控邮件知道了我和出版社在谈出书的事,他们找到我,说不让我出书,要出就要面临十年以上的监禁。出版社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台湾和德国的出版社都往后推迟出版发行期。最后,我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出书就得坐牢;想出书,就只能出逃。

记者:所以你前年7月2日,通过中越边境,逃离中国。

廖亦武:对。7月6日到德国。

采访300多人,共产党的残酷一直没变

记者:为什么中共当局对《证词》这本书这么敏感?

廖亦武:刚开始我也不明白,这本书不仅不能发表,还要把我关起来,这很荒谬。书里一方面写有墙的监狱,一方面写一个没墙的监狱。可以说,问题的答案在书里。

记者:拍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露马三家酷刑黑幕的导演杜斌最近被捕。你认为,共产党为什么这么怕揭露监狱及劳教酷刑的作品?

廖亦武:我做过300多个采访,从土改、大灾荒的受害者、到反右运动和文革的受害者,包括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这么长的时间里,共产党的残酷一直没有变。

希特勒的统治期没超过10年,东欧共产党的统治期也没这样长,只有中共还采取以一贯的残酷手段来对付老百姓。它一直用尽全力在压制真相,因为它最怕真相,它从来没有真实的历史,共产党它完全就是不要脸,什么都不怕,这个尤其恐怖。

记者:中共动用酷刑对法轮功的打压进行的很隐蔽。你是怎么采访到法轮功学员的呢?

答:我接触到的,受到最残酷迫害的法轮功案例就写在英文版的《吆尸人——来自中国底层的真实故事》里。有一次,有两个头发花白的法轮功学员送传单到我住的小区,在我家门口敲门。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乞丐,我要给她们钱,她们说不要。要衣服吗?不要。她们介绍自己是炼功的,我说“你们进来吧”。我这个人的职业习惯就是做采访。

她们进来后告诉我说,她们是从成都郫县来的。因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以被当地政府关押在当地精神病院,关在一个像老鼠洞一样的黑屋里,黑咕隆冬的,绑在铁架子床上,吃喝拉撒都在那里,不见天日。你想,待在这种地方,正常人都会疯掉。100多天后,她们逃了出来。后来坚持告诉大家真相。

很奇怪的是,隔了一个多星期,警察来到我家,砸门砸得很厉害,我就从七楼翻窗户逃走了。当时,我还以为是独立笔会东窗事发,我那个时候是理事。我先跑到了绵阳,再搭车到云南,我以为把警察甩掉了,谁想到在火车上,被“610”(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类似德国盖世太保的机构“610办公室”)堵上了。

问:是当地“610”吗?

答:“610”遍地都是。他们说,你采访了法轮功。让我赶快把录音交出来。这帮人特别凶狠。以前那些国保警察还有些文化,口气不会那么凶狠,可“610”的人特别凶。他们不停地说:“你交出来!交出来就没事。”

我知道共产党骗人,不可能交出来就没事。就坚持说没有这回事,只是碰到两个乞丐,给了钱就走了。因为没有证据,他们还是把我放了。

记录苦难,成为中共的敌人

记者: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

廖亦武:其实,很多人在某些方面都比我勇敢,比如一些政论作家,他们直接批评,帮助维权。而我就是个记录者,记录真相的人。我的主要功能就是讲故事,把底层的故事讲出来。用足够好的文字把真相讲出来,把“地下中国”写给更多的人看。记录苦难是作家首要做的。

在中国时,我被誉为“出版杀手”,因为每写一本书都被禁,连地下市场都要被搜一遍。如今,我的角色转换非常大,得了很多奖,从潜在的国家敌人变成公开的国家敌人。

我没有政治见解,但我首先从审美上就接受不了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特别丑陋。我曾经说,与其让共产党统治,还不如让猪来统治。猪吃饱了,只是哼哼,它不打扰别人。而共产党呢?它吃饱了,捞够了,对别人还非常残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而且这些人形象不好,政治局的人都是同一个穿着,同一个发型,形象太丑陋,不符合我的审美观。

记者:你认为自己还有可能回中国吗?

廖亦武:共产党不垮台,它不会让我回去。

因为《证词》这本书,我才能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发表题为“帝国必须分裂”的演讲。共产党认为我的言论很极端,但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只是很一般的政见。我希望中国分裂分成几十个国家来领导。

我们自己来选择领导人,比如:四川可以找个厨子、喝酒的来领导。(笑)

记者:《证词》的英文版刚刚上市,你希望美国读者通过这本书了解什么?

廖亦武:我希望读者仔仔细细看对监狱的描写。大家都知道薄熙来、王立军事件,而我写的刚好是重庆的监狱,说不准哪些被薄熙来抓的人就关押在这个监狱。监狱里的那些酷刑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十年过去了,这种监狱仍然还存在。我希望那些想跟共产党做生意的人好好想一想,至少要在良心上问问自己,这样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本文转自333期【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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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09 8: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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