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8月07日讯】安徽蚌埠五河县的张红兵，一直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因此这几年他打了一系列的官司，这也让他成了名人。如今59岁的他谈起43年前“文革”时由于举报母亲是反革命，致其被枪决。此事至今一直让他无法释怀，他说，永远不可饶恕自己的“弑母”之罪。
据《新京报》报导，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被“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他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他的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方忠谋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张红兵表示，大约是2009年，他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他个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知道母亲会被枪毙 自己还坚持检举
据张红兵回忆，事情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内心的痛苦仍然一直无法释怀，他也曾经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是不能讲亲情的，那时的口号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张红兵称，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他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张红兵当时非常震惊，在他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他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张红兵回忆说：“当时候父亲对母亲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但张红兵担心他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如他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以及整个家庭要照顾等因素，怕父亲不去举报，他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写了封检举信，和他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他当时知道，他的母亲因此可能被枪毙。
后来他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他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在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他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张红兵还说，当年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这件事让张红兵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他和父亲站稳了立场，他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他说，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他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即使这样，后来他和他的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许多年来张红兵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他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希望悲剧不被遗忘 自己愿做反面教材
张红兵认为，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数据。
张红兵最后说：“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应该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对此有民众表示，这一切的灾难都源于中共对中华民众的罪恶洗脑，“文革”是中华历史上的一次灾难，它使文明受到了破坏，使文化受到了破坏，使道德受到了破坏，使人都变得疯狂、很可笑、很可悲。其中红卫兵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首先丧失了人性，又对其他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到最后还没有逃过被流放的命运（知青上山下乡）。可悲的是他们是年轻还不懂事的一代人。
也有人说，“文革”时，批判人性，坚挺党性，是一个兽性压迫人性的罪恶社会，其中更大的罪恶是中共不让人们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人什么坏事都敢干。
（责任编辑：吴凯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