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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九三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前右二)9月3日在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主持“102年中枢秋祭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副总统吴敦义(前右)与五院首长陪祭,向先烈致意。(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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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9月14日讯】(新纪元周刊343期,记者钟元、李明报导)在中国大陆,人们知道“九一八”东北沦陷、“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五”日本投降等,然而逐渐意识到,为何没有抗战胜利日?翻阅史料发现,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问题是,为何这个让中华民族特别自豪、多少先烈惨死沙场换来的胜利日,却在大陆默默无闻?

大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鲜为人知

“你知道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哪一天吗?”大河网记者9月2日到河南洛阳市洛龙区的一所高校,随机采访了20名大学生,大部分同学表示不知道。只有6名同学回答“8月15日”,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日本宣布投降日混淆了。

这个纪念日显然是“寂寞”的。用百度简体中文在网上搜索,“日本投降日”有707万条相关结果,“南京大屠杀”535万,即使“诺曼地登陆”也有258万,而“抗战胜利纪念日”却只有23万个相关结果,而且连翻三页,大部分都是在问: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哪一天啊?不是8.15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吗?怎么变成9.3啦?《中国青年报》曾发表文章称,知道“9.3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网民恐怕不到一成。

回顾历史,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5日,四国政府同时宣布接受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并将每年的这一天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部大礼堂,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接受日军代表投降书。(历史档案图片)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部大礼堂,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接受日军代表投降书。(历史档案图片)

虽然1951年8月13日,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签署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然而大陆官方长期回避这个纪念日,大多数中国人,特别年轻人对此并不了解,各类教科书上也没有“9.3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只有“8.15日本投降日”。

其中重要原因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共并没有积极参与抗战,甚至和日寇夹击国民党,保存实力伺机夺权,当然就没有浴血奋战夺取胜利的自豪感,也不会去隆重纪念这个日子。毛泽东甚至之后感谢日本侵华,使中共上台。

马英九于忠烈祠主持中枢秋祭

相反地,在海岸另一边的台湾,每年都要举行隆重仪式,纪念抗战胜利这一重要时刻。

中华民国102(2013)年“中枢秋祭忠烈殉职人员典礼”9月3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总统马英九亲临主祭,副总统吴敦义、行政院长江宜桦、立法院长王金平、司法院长赖浩敏、考试院长关中及监察院长王建煊陪祭。

典礼开始,钟鼓齐鸣,主祭、陪祭、与祭人员包括中央与地方文武官员、三军部队、警察、消防及遗族代表等就位,奏国歌,随后马英九向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上香、献花;在恭读祭文后,马英九率同陪祭、与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典礼庄严隆重。典礼后,马英九并向烈士遗族代表慰问致意。

马英九在脸书表示,中华民国政府特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后称为军人节。抗战胜利,是国军前仆后继、惨烈伤亡320万官兵所换来的,这也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死伤最多的民族御侮战争,以光荣的胜利日作为军人节,当之无愧。

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浴血抗战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掩盖并歪曲历史,编造谎言宣称自己是“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然而,铁的历史事实表明,国民政府主席和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才是领导全国军民浴血抗战的真正领导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十天,7月17日,蒋中正在江西庐山严正声明:最后关头一到,只有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揭开了中华民族八年全面浴血抗战的序幕。(翻摄/钟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十天,7月17日,蒋中正在江西庐山严正声明:最后关头一到,只有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揭开了中华民族八年全面浴血抗战的序幕。(翻摄/钟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江西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蒋委员长号召全国军民:“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历经14年艰苦卓绝浴血抗战,采用白崇禧上将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战略,发动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等10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22次,血战台儿庄这样的重要战役1127次,国军206位将军壮烈殉国(其中包括8名上将),陆军伤亡321万多名官兵,海军舰艇全部打光,空军4321名飞行员牺牲,2468架战机被击落,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迎来近代历史上最伟大与荣耀的时刻。

蒋介石领导中国军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巨大贡献,据有关资料记录:1937年至1945年,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总兵力三分之二以上。从1931年到1945年,在中国战场上与日军进行的大小战斗16.5万余次,歼敌150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0%。

据史料记载数字,战争中死亡的国民党将领超过200人、军人超过300万,是共产党军队死亡数字的40倍以上。据记载,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共产党军队总数没超过7万人。

国军抗战之最和不朽历史经典画面

◆ 抗日最惨烈的会战——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爆发了抗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淞沪大战。蒋中正命令中国军队“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整个民族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倭寇企图“三月亡华”的严重挑战。

蒋中正亲任淞沪战场最高指挥官,冒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这在所有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

蒋中正在淞沪投入了全国兵力的近60%,约70万国军。在淞沪战场,国军至少有28位团长以上指挥官(包括10余位将官)壮烈殉国,85个师拼光,伤亡总计30余万人。“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国军当时仅有陈旧落后的武器装备,又毫无与日军交战经验,全凭血肉之躯铸造抗战长城,英勇抗击30万绝对优势的日本陆海空军达三个月之久。

◆ 抗日首场大捷——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

1938年初,上海、南京、杭州已经沦陷,全国笼罩着悲观气氛。日军大举进犯山东,徐州会战打响。3月24日,台儿庄决战前夕,蒋中正携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亲临视察陇海前线。

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决战前夕,蒋中正(中)、白崇禧(右)、李宗仁(左)视察陇海前线合影。(翻摄/钟元)
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决战前夕,蒋中正(中)、白崇禧(右)、李宗仁(左)视察陇海前线合影。(翻摄/钟元)

徐州会战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上将共同挂帅指挥。国军各地方军和中央军空前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血战三路日军,终于在台儿庄聚歼一万多凶残日军,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国际上的第一次大惨败。此役国军严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遏制了日军侵华凶猛势头,粉碎了自“卢沟桥事变”以来“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因上海南京等地沦陷而笼罩在全国的悲观情绪,极大地鼓舞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

捷报传来,举国欢腾,各地举行祝捷会,大本营武汉超过十万人上街游行,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的巨幅照片为游行队伍开路。死守台儿庄的功臣孙连仲、池峰城、田镇南和在外围打运动战的汤恩伯等九位将领均荣获国军最著名的青天白日勋章。

◆ 抗日规模最大的会战——武汉会战(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日军在徐州会战惨败后,纠集九个师团25万兵力,外加500架战机、120艘战舰大举扑向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武汉。蒋委员长把战区划分为江南和江北两个战场,上将陈诚和白崇禧分别担任南北两个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薛岳、张发奎、孙连仲、廖磊、李品仙上将担任各自所辖区域的方面军指挥官。

武汉会战,国军总共出动117个师,总兵力110万人,在四个月时间中,进行马当战役、九江战役、黄梅战役、广济战役、田家镇战役、瑞昌战役、马头镇战役、星子战役、万家岭战役、富金山战役、信阳战役共11场战役,共歼灭10万余日寇,从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 抗日首场攻坚战大捷——桂南会战昆仑关战役

1939年12月初,日军发动桂南之战,企图切断中国通往越南的生命补给线,进一步围困中国,逼迫蒋中正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更骄狂地宣布:“这是对华最后一战。”

日本最精锐王牌军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分三路进犯桂南,中日两军之最精锐军队在昆仑关决战,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将指挥杜聿明第五军等中央军和夏威桂系以及张发奎粤系国军精锐,血战三路日军,与敌反复争夺关隘,浴血奋战,终于消灭日本“钢军”,两度攻克昆仑关,粉碎了日军的亡华企图。

◆ 歼灭日寇最多的会战——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至1942年期间的三次长沙会战,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任总指挥官,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将指导监督,军委会军政部部长、第九战区前任司令长官陈诚上将也参与会战的策划指导。

这三次会战,均以白崇禧主持制定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湘北会战)“诱敌深入、迂回侧击”的战略布署为蓝本,在实质上并无多大修改。根据此一战略策划蓝本,薛岳、杨森等人设计出一套逐步抵抗、诱敌深入、后退决战的战法,薛岳称之为“天炉战法”。

1939年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历时二十余天,歼敌约两万人,是日军侵华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战役。此战之后,薛岳由代司令长官正式晋升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三次长沙会战共歼灭日军十多万,尤其以第三次会战歼敌5万6000余人为最多,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也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薛岳成为抗战期间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国军将领,被日军称为“长沙之虎”。

◆ 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桂林保卫战无一人投降

八年全面抗战,说到最英勇之战,大多数人通常只知道1943年余程万“虎贲师”(74军57师)常德保卫战和1944年方先觉第10军衡阳保卫战。方先觉本人和第10军三位师长均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血战常德的57师师长余程万虽未获勋章,但他和方先觉的英雄事迹早已经公开被海内外媒体报导,常德保卫战也被大陆拍摄成电影《喋血孤城》。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整个侵华战争,日军承认仅有两次战役自己不如中国军队英勇:白崇禧任总指挥的1939年昆仑关战役和1944年由白崇禧做前期布署指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任总指挥的桂林保卫战。

许多侵华日军老兵一致承认1944年桂林保卫战是他们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战役。白崇禧指挥的广西桂军被日军认为是“具有武士道精神的中国军队”。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称“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在桂林保卫战中,绝对优势的强大日军对桂林市中心进攻27次,由广西桂军和当地民团组成的桂林守军在外无援兵、内无补充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孤军奋战,英勇抗击,漓江之水被鲜血染为红色。日军最后以毒气弹进攻,但桂林守军无一人投降,全部血战到底,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

日军战报中称:“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城中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都在肉搏,我大队900余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70余人,且多为伤兵,在战后从敌军死尸上发现桂林之敌军的武器竟然大多为我国40多年前已淘汰的火枪,如此简陋的武器居然令我们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亡,虽为敌人,但亦为之忠勇精神而感慨。”

◆抗战最精彩之战——上高会战VS.湘西(芷江)会战

1941年,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任上高会战总指挥官,在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将近一比一的情况下(日军为7万,我为10万),歼灭日军1万6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缴获日军军马2800余匹,辎重物资无数,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战役主力王耀武第74军在战役中“拚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战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也有不少人认为,抗战最漂亮精彩的战役是1945年的湘西(芷江)会战,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上将任最高指挥官。会战历时55天,日军两万余人被王耀武、王敬久、汤恩伯部国军分别围歼。战役以中国军队大胜告终。据当时何应钦致蒋介石一份密电称,此役日军死伤大佐以下2万4300人,俘虏军官11名、士兵203名。

张灵甫在芷江保卫战(雪峰山战役)大获全胜,被称为“常胜将军”,再获三等宝鼎勋章及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并升任74军军长。湘西会战不但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也为日本法西斯敲响了丧钟。仅仅两个多月后,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就来到芷江洽降。

◆ 日机持续轰炸最久的城市——重庆

抗战期间,重庆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战时首都,蒋中正任委员长的中华民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日本侵略者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持续轰炸。根据1945年重庆市政府统计处统计,重庆城区1938年到1941年因日机轰炸,只是房屋一项就损毁1万1814栋、2万1295间。

抗战期间,四川省向前线输送兵源300万人,为全国第一,其中重庆籍的士兵就多达96万人,占了三分之一。英勇的重庆还承担着抗日物资、武器和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用品等的制造和生产任务,为支援全国抗战做出了伟大贡献。

◆ 人均出兵和征募劳工最多的省——广西

上世纪30年代,白崇禧把贫穷落后的广西创建为“三民主义模范省”,获得孙科、戴季陶、胡适、徐悲鸿等中外名流的高度赞誉。

抗战期间,广西全民皆兵,保家卫国,英勇抗击日寇侵略,本地人没有当汉奸的。日军从1939年开始进攻广西,几乎没能在广西任何一个城市和村庄占领超过三个月。广西某地一个不足100户人家,每三家人合资买一支火枪,也干掉几个日本兵。

宾阳几个年轻人,把日本一个骑兵小队的战马全部偷光。全洲的一个村庄,全村几千人用火铳和农具,夜晚偷袭日军,也能夺取一挺重机枪并消灭十个日本兵。

国民政府1945年统计,抗战期间,1200万人口的广西出兵100万,人数在全中国排第二,按人口比例排第一。广西征募士兵及劳工450万,占全省人口近40%,为全国之最。

黄埔中央军、中国远征军和一些地方军中都有广西籍将士的身影。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淞沪、徐州、武汉、桂南等多场大会战的中国远征军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就是广西人。

国军十大王牌军之一、被誉为“抗日铜军”的张发奎粤系李汉魂、邓龙光第64军是由桂军第31军131师和粤军改编组成的。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头号主力军蒋光鼐、蔡廷锴粤系第19路军中也有不少广西籍士兵。

抗战期间,广西有45万将士牺牲在沪苏浙鲁皖鄂豫赣湘桂粤滇战场和缅甸战场。

中共“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的谎言

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对整个抗战的贡献超过99%,曾任蒋中正侍卫长六年的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这样评价中共的抗战贡献:“‘平型关’、‘百团大战’是他们认为最了不起的贡献,如此而已,从整个抗战来说,不到百分之一!”

中共以前一直宣传“平型关大捷歼敌一万多”,近年悄悄改为一千多人。事实上,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只是国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上将指挥的太原会战的一个小部分,林彪所部只是袭击了日军后勤辎重队,缴获若干日军皮大衣等军需物质而已。日本军史记载,“平型关战斗”日军仅伤亡200多人,损失运输车140多辆。

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实际上是扒铁路、炸碉堡的游击袭扰战,消灭不足上千日军。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说此举帮助了蒋介石,暴露了共军实力,违背了中共当时制定的“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共没有一个将军死在抗日战场。左权是病死的,也有资料揭露说是被中共自己人整死的。新四军彭雪枫是在偷袭国军的战斗中死亡的。

蒋中正侍卫长郝柏村:大陆抗战纪念馆造假

郝柏村于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出版《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1937—1945》一书,他提到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上将代表同盟国,在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接受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及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次郎签订降书。当天蒋公由何应钦上将陪同,乘敞篷车由军委会广播后,检阅沿途民众,当时他即立在群众中,狂欢已极。

郝柏村说,他曾经走访大陆建立的多个抗战纪念馆,发现上海“松沪抗战纪念馆”,对抗战的记录“99%都是假的”,就连发生“七七事变”的芦沟桥,对抗战的描述也完全不对。

领导八年抗战胜利,蒋中正披挂彩带勋章及佩剑的大元帅英姿,照片上为蒋中正亲笔题赠的墨迹。(翻摄/钟元)
领导八年抗战胜利,蒋中正披挂彩带勋章及佩剑的大元帅英姿,照片上为蒋中正亲笔题赠的墨迹。(翻摄/钟元)

郝柏村驳斥中共宣称抗战是毛泽东所领导的说法,强调“八年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没有第二个人”。他强调,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是蒋公的坚强意志,凝结成中华民族正气的精神力量。面对日寇的和平攻势,抗战阵营内割据势力的妥协自保,及中共藉抗战之名夺权之实,汪伪的投敌,乃至美、日的谈判,中日休战三至六个月的阴谋,皆为对“坚持抗战到底”国策致命的伤害,稍一动摇,整个抗战到底的民气便一吹而散。

“蒋公何以能突破这些重重难关,一鼓作气奋战到底?”郝柏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蒋公自始即以一举复兴中华民族,建立三民主义现代化、统一的中国为完整目标,他个人从无偏安、苟安的念头,在最艰险、绝望的局势中,亦不放弃奋斗,甚至回复独立抗战,亦毫不畏惧。纵然1949年,中央政府播迁至台湾,依然维持此一路线政策。

中共卖国勾结日寇 偷袭国军

日寇侵华,民族危难期间,中共在延安搞整风,种鸦片。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勾结日军,屡次偷袭抗日国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毛泽东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明确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毛泽东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日寇侵华,民族危难期间,中共在延安搞整风。毛泽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勾结日军,屡次偷袭抗日国军。图为1947年1月毛在陕北流窜。(AFP)
日寇侵华,民族危难期间,中共在延安搞整风。毛泽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勾结日军,屡次偷袭抗日国军。图为1947年1月毛在陕北流窜。(AFP)

1947年7月24日,民营的《时事公报》二版揭露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暗中勾结侵华日军的罪证:“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30年8月7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在1942年到1945年间,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被派驻延安。他在《延安日记》记叙中共为了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个总体方针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违背的。

彼得还披露中共勾结日军夹击国军的罪恶勾当:“我们越来越发现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们不仅和日本人在进行贸易,而且他们和日军的司令部直接联系,派了他们最有利的干部潘汉年、杨帆这样的人走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要求和日军一起来夹击国民党,它们等不及了,终于在日本人那里讨到了好处,日本人把苏北的七个县城给了他们,条件就是和它们一起消灭国民党军队。”

中共乘国难坐大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

1972年,中共跟日本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则感谢日本侵华,并不要日本赔偿。毛泽东对田中角荣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

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本文转自第343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2013/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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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4 9: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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