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做慈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对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还是个新鲜的概念。虽然近年大陆也出现青壮的“中国首善”，但自中共执政后“慈善”的真实意义在中国消失了。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慢慢复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一曾经是每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财观，将被重拾，毕竟说起慈善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也最久拥有慈善家的国度。
有着中国和印度血统的墨尔本年轻富豪戴索沙博士（Dr Aron Ping D’Souza），不仅想在澳大利亚让年轻人成为慈善业的主力，还想把这一理念带给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富豪家庭中的年轻人，因为他相信，慈善和对良善的投资（Investing of Conscience）是社会、经济、气候等各种难题的长期解决之道。
10月23日，首届Nexus全球财富青年澳大利亚峰会（Sydney Nexus Global Youth Summit）在悉尼举行，来自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的近200名家族背景显赫的年轻人与会。作为Nexus澳大利亚峰会的共同创办人和理事，戴索沙博士成为此间澳大利亚媒体的宠儿，墨尔本《时代报》（The Age）大篇幅报导了他参与组织峰会的理念，还专设论坛请他回答网友的问题。
期望提升澳大利亚峰会在亚太国家的影响力、吸引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富豪们加盟，戴索沙在自己的办公楼Stawell Chambers接受了《新纪元》周刊的专访。
这是一幢于1890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建造的四层小楼，被主人从白色漆成了黑色，赋予了这栋历经一个多世纪岁月变迁依旧优雅的新文艺复兴建筑（Renaissance Revival architecture）一种独特的现代风貌。
Stawell Chambers位于墨尔本市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商务中心区），周围法院、金融大公司林立，作为律师写字楼占尽天时、地利，也让人从这栋物业能略微领教年仅28岁的博士富豪的投资眼光。
外祖母文革后离开大陆
帅气、随和、自信、健谈，领袖范儿十足，这是戴索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皮肤略黑印度裔的特点突出，所以当戴索沙说到自己有一半华人血统——母亲是中国人时，记者稍感到意外。
外祖母已经86岁了，依旧健康活跃。戴索沙说：“外祖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从大陆辗转到香港定居，之后外祖父和妈妈先到墨尔本，外祖父经营的中餐馆非常成功，15年之后才把外祖母接过来。父亲和母亲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时候相遇，毕业后父亲从医，母亲则做了老师。我还有两个弟弟。”
戴索沙的中文名字是雷平（Ping Louey），所以在他的全名中有Ping字，虽然不会说中文，但外祖母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家族的智慧是戴索沙成功的源泉。
东方血统加西式教育 造就英才
他从小在英国和美国成长，十年前回到澳大利亚，先后在莫纳什大学攻读政治学本科，在墨尔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入读牛津大学的法律专业。做过墨尔本大学讲师、投资顾问、欧洲小国的义务驻墨尔本领事，2008年一手创立了法律季刊《The Journal Jurisprudence》，并担任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旨在弥补当今法律教学脱离实际的不足。出过三本书，他的文章见诸于澳大利亚和英国两地的著名大报，比如《澳大利亚财经评论报》（AFR）、《时代报》、《澳洲人报》、《卫报》等。今年他被任命为Good Super的执行长，号称是澳大利亚第一家能影响社会的养老基金（Australia’s first social impact superannuation fund）。为了鼓励澳大利亚的杰出青年在世界上最好的高等学府深造，2012年，他在曾经获得法律学位的牛津大学资助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法学第二学位最优秀学生奖”，目前为止已有两名学子获得奖励。
也许这一长串的经历和著作，和他28岁的年龄比起来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不禁感叹东方血统加上西式教育能创造英才。
《时代报》对他的专访中有几个问题挺有意思，其一是，戴索沙会从政吗？中学时代开始他对政治一度很感兴趣，大学主修政治，博士论文的题目都是探讨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但随着研究思考的深入，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越深入的思考，我越觉得政治不是目前形势的解决之道，很遗憾，我看不出目前的民主制度能获得需要长期决策取得的目标。我发现每几年不断更换的政府难于解决很多实质性的大问题。”比如大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小如讨论了百年还没有建成的通往墨尔本Doncaste区的铁路线。
第二个问题是：目前为止，最让他为难的事情是什么？回答是在牛津大学读法律学位时的最后一次考试，他回忆说：“每门考试三小时，整整九天几乎没怎么睡觉，挺过去之后我觉得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还有就是戴索沙从小就在慷慨待人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他说：“父母从小言传身教，家里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作日常花费，三分之一存起来，另外三分之一回馈社会。这样的做法，从我小时候有零花钱的时候就开始了。”
这一切成就了28岁的戴索沙的宏伟蓝图——召集澳亚“小字辈”富有群体，利用手中的财富，并借助可利用的庞大养老基金的财力，只要其中的一小部分，完全不依靠政府而是凭借慈善的力量，解决短视的政客们无法解决的长期社会经济气候问题，成为未来慈善界的领袖。但稍稍有些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激情还是来自政治家的府邸——唐宁街10号的一次聚会。
投资良善 从英国首相府获得灵感
戴索沙和记者分享了他组建Nexus全球财富青年澳大利亚峰会的缘起。那是两年前偶然从朋友那里得知，他特别向往的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将举办全球财富青年伦敦峰会的开幕式，当时是这栋建筑的吸引力，而不是峰会本身，促成他前往赴会，但从此让他深信投资良善的非凡意义，他说，这一次造访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Nexus全球财富青年峰会三年前开始举办，当时一群年轻人请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纽约联合国的总部主持了第一次会议，他说：“当时有400人参加，并且募得1000亿美元。”
参加第二次在英国首相府举行的伦敦峰会前，他还认为慈善和只有26岁、事业刚刚起步的自己没有关系。“当朋友告诉我，英国的年轻人要讨论如何做慈善的时候，我很纳闷，这是默多克、悉尼市长等等大人物或者我的父母亲才做的事情。但朋友接到邀请有事不能参加，而我又的确想参观一下英国首相府，这是个好机会，所以我就去了。很幸运，我见到了很多很年轻的人，大家都在试着解决问题，讨论如何使来自富豪家庭的年轻人成为下一代慈善家的主要成员。我认为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活动，非常令人鼓舞，于是便产生了把这个活动带到澳大利亚的想法。”
戴索沙很快找到了支持者组建了10人的团队，获得了很多赞助商的支持，包括ANZ银行、瑞士银行PICET、玛雅（Myer）连锁店家族以及他的Good Super基金的财力支持，经过18个月的努力，成功吸引了近200人参加10月底在悉尼举办的首次峰会。目前，类似的峰会在全球各大城市遍地开花。
富而有德 创造财富并解决社会问题
根据《福布斯》（Forbes Magazine）杂志的报导，财富青年峰会“聚集了数百名参与者，其中包括年轻的富豪、企业家和慈善家，旨在实现将财富的定义从物质享乐转化为社会责任的目标。”
在人们心目中，慈善就是富豪在年老的时候捐献出一部分财产回馈社会，而戴索沙说，和传统的慈善事业不同，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实际上可以创造获得财富的机会，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
戴索沙列举了易卜拉欣博士（Dr Mo Ibrahim）的例子。易卜拉欣将手机产业带入非洲，在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顶尖富豪的过程中，他也同时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价值——填补了现代通信的空白，又让数以百万的非洲民众学到庄稼种植的意义，并且第一次得以获得即时沟通的乐趣。他本来的意图是建立一个企业，但在同一时间，他解决了许多几十年的外援和慈善无法解决的社会难题。
戴索沙和来自金融、地产开发业的朋友共同组建的养老基金Good Super是他达成这一理想的手段。中国的圣者说，富而有德，戴索沙和他的朋友们正在尝试将这一价值观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成为社会良性发展的动力。
建立和亚洲的纽带
谈到峰会的成果，戴索沙难掩兴奋，他说：“通过峰会，我们把很多原来根本不可能认识对方的人们联系了起来，而且我们分享了很多共同的东西，每个来参加我们的峰会的人都分享了他们的理念，以及对澳大利亚和世界未来的看法，而且对于《新记元》周刊的读者而言，我们大会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我们希望澳大利亚能够更多的融入亚洲社会。”
关于澳大利亚和亚洲的关系，戴索沙讲了个故事：“很有趣的一个现实是，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两个地区的人想法很不同。例如，我们澳大利亚人往往会说，特别是前总理陆克文会说：‘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亚洲国家’或者‘澳大利亚是亚洲世纪的一部分’，这都是我们澳大利亚常用的一些词句。但是我们的香港朋友说，她完全没有意识到澳大利亚人有这种思想，她没有意识到澳大利亚人希望成为亚洲世纪的一部分，因为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仍然没有被很好的代表，在国际话语权中，中国人往往希望在国际社会上看到英国和美国的形象，但是却很少会想到澳大利亚，所以我的香港朋友觉得，虽然澳大利亚认为澳大利亚在亚洲社会很重要，但是亚洲人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戴索沙希望能充分利用峰会改变这一现状，他说：“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通过在未来12个月中的慈善家社团活动中强化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关系，我知道将参加在悉尼的下一次大会的很多人都想去新加坡，然后去香港，我们盼望在墨尔本召开当地的峰会，包括邀请国外峰会的成员明年聚集在墨尔本，希望通过峰会保持和各地同仁的联系，我认为这对于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地位非常重要。”
戴索沙也列举了峰会取得的成果：“我们想出了很多好主意，全球有将近100多个项目，我们澳大利亚尚没有，但人们都同意把观点和资金集中起来，讨论如何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我还考虑了如何确保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更包容、更多样，使我们的社会更稳定，这都是澳大利亚面临的重要挑战。”
难能可贵的是，与会的年轻人达成的共识是，国家发展的最好模式是金钱加良心——社会责任感：“只给那些能真正造福澳大利亚的公司投资。我们想建立一个伟大的澳大利亚，这不仅仅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我现在28岁，而当我退休时，我希望那时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世界上生产力最旺盛的国家、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个梦想并不难实现。”
他也计划在峰会期间，就如何提升亚洲富豪家庭中的年轻一代尽早对家族决策层产生影响力的话题，展开培训和讨论。将社会责任感的种子，也播撒在亚洲年轻富豪的心田。◇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第352期2013/11/14) 网址:http://mag.epochtimes.com/gb/354/1281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