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0月19日讯】近日，因声援香港占中，大陆数十位人士被当局刑事拘捕。维权人士郭玉闪，独立制片人寇延丁，也被刑拘。此外，网传海外学者余英时，台湾作家九把刀的作品被禁。大陆社会舆论，整体呈现出一片肃杀之像。
而就在这种氛围之中，中共高层，频频盛赞中国的政治传统，强调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试图将历史上的“5000年”中华文明的正能量，注入到当下的中国梦之中。
这一举措，实际上折射出新极权在意识形态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上世纪70年代末，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共在经济方面致力于引入市场机制，但在政治方面，原则上并没有放松对权力的控制。八九之后，政治上的完全垄断，与经济上的有限开放，这一模式逐渐稳定固化，形成一种不同于旧极权形态的市场化新极权体制。
介由市场机制，中国社会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近二十年内，中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升级，GDP也随之快速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旧极权相比，新极权拥有更为充分稳固的经济资源，并且能够通过庞大的国内市场诱力，以及充沛的外汇储备，影响国际经济秩序，达到杠杆国际政治的效果。新极权对财政金融工具的运用能力，以及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均远甚于过去的旧极权体制。
然而，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极权原有的意识形态，也受到冲击侵蚀。共产极权的意识形态正统性，根植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决定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共产政权代表了“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这种预定义的先天正统性面前，共产政权的任何异己，都被当作阶级敌人，被名正言顺地以战争的方式，无情消灭。
共产极权的正统性，在理论上指向未来，指向一个在过去不曾存在的乌托邦。因此，曾经的共产政权，不但将当时的一切异己视为敌人，而且对本国的传统文化，也势必清洗根除。在“文革”时期，儒家等传统文化遭到大肆批判，曲阜孔庙被掘墓毁碑。为了获得代表未来的正统性，极权不但需要消灭当下，而且也需要消灭历史。
但对于模仿自由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新极权而言，马克思-斯大林的国家全能经济模式，实际上已经破产，共产乌托邦的神话，亦被现实否定。旧极权代表未来的正统性理论，面临着枯竭的危险。在向新极权转型的过程中，体制的意识形态，一度出现巨大的空洞。
意识形态的空洞化，驱使新极权不得不改变过去对本国历史的敌视态度，转而饥渴地从中寻求可用于填补的元素。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新极权重要的填补材料。然而，两者都需要在感情上，与本国的历史密切绑定。这一点，与旧极权的消灭历史，形成强烈的反差。而这种紧张关系，也将进一步削蚀体制意识形态的根基，使得新极权对意识形态的修补，极易在效果上，转变为另一种破坏。
造成这种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新极权为了顾及市场，很难再使用过去的那种大规模高烈度的暴力清洗。尽管从诞生之日起，极权在本质上，就包含着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分裂。然而极权得以完全支配暴力，通过残酷的清洗运动，制造巨大的社会恐怖，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洗脑，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结构，将社会改造为极权意识形态的完全受体。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毛泽东时代的“反右、文革”，波尔布特时代的大屠杀，这类社会灾难，都曾导致数百万人的无辜死亡。无限度的暴力运用，是支撑极权意识形态的决定因素。在这种常态化的大规模暴力阴影之下，社会意识，被极权体制完全控制。
然而在新极权时代，过去的大规模暴力所支撑的“硬洗脑”，已经变化为与监控审查拘捕配套的“软洗脑”。而随着暴力运用的缩小与弱化，体制意识形态与生俱来的逻辑破绽，也就愈来愈难以掩盖。在失去历史决定论的哲学支柱之后，在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冲击之下，任何缺乏逻辑自洽的填补行为，在后果上，无非是造成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混乱化与碎片化。
尽管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新极权仍将长期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但在观念上，体制已经无法再建凌驾一切的意识形态。体制理论与现实的分裂和荒诞，也将失去曾经的恐怖色彩，而更多地变成人们揶揄嘲讽的对象。一面是社会风险的积累发酵，一面是体制意识形态的日益破败，面对潜在的危机，新极权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支配人心，而只能更多地依赖于刚性手段。而这一趋势，又将不可避免地加速反馈的螺旋，直到极限。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