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0月23日讯】 近日，一位广东肇庆的网友在论坛上发帖称，自己读初一的女儿开学领到的英语课本中，出现了近10页的诸如点读笔、学习机、录音带、教辅等产品的商业宣传广告。而另据媒体报导，这套内含大量广告、由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出版的教材现如今正被中国多个地方的中学普遍使用，且这种在教科书中添加商业广告的现象也已经在中国持续多年。
尽管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广告常常被视为是一种积极的商业营销手段，然而如今这种手段却被应用于教科书，实可称得上是一件稀奇罕见之事。于是，网络上有人大加斥责，认为广告公司见钱眼开、利欲熏心，竟然将魔爪伸向学校里的孩子。有人似有所指的大赞广告公司的公关能力。事实上，不少明眼人一看便知。广告最终得以成功的编入教材，此举并非广告公司一方所能为。
仔细想来，制作广告版面的公司不过只是整个利益实现过程中不起眼的第三方。广告的出现归根结底是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显然对“打广告”有所诉求的不是广告公司，而是产品的生产商或是销售公司。对于生产、销售能与教材配套使用的学习类电子产品的商家来说，学校无疑是其营销市场的一部分，而大量有可能使用这类产品的中学生则更是其直接针对的目标人群。于是，要想让置身在学校里的这些目标客户群能够更加便捷、直观的看到产品的相关信息，想方设法将广告的版面放进学生学习的课本中便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营销方式。
有了创意和方案，接下来就得落实和执行。若想将理想变为现实，化阻力为动力，产品销售公司或部门必定会毫无悬念的找到学校的相关负责人、且毫无例外的对其进行游说、公关。如果说出于销售产品的目地本身并不足以引起非议、以利为先的商业行为也很难受到责任心与公德心的约束，那么作为应对学生负责的校方、以教育为己任的师者，他们是否应该在此过程中掂量轻重、分析利弊，始终保留着一份审慎行事的冷静与清醒呢？
从各地竞相出现了同类充斥着商业广告的教材来看，最终点头放行的校方负责人显然是不具备这种审慎的态度和意识的。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育者不再专注于教育，而是一门心思钻到钱眼里无法自拔。他们的所思所想或许根本未停留在学生的教育上，而是处心积虑的利用职位带来的权限与时机为自己谋利、捞金。在教育已然产业化的今天，又有哪家学校的气候与环境不是这般体现的？因此，即便有人怀疑为了将产品销售公司的回扣纳入自己的收入之中，校方更有可能主动的创造机会，而非被动接受，才使得广告大大咧咧的刊登在教材之中，此番揣测也不足为奇。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早已变身奸商的所谓教育者，在只顾谋取私利的同时，总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对学生造成莫大的伤害。若说广告放在课本中害人，如今满大街、各类媒体上出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虚假、暴力、色情广告岂非更加害人不浅？在社会道德已然沦落的今天，广告的负面影响不过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罢了。
既然广告在课本中的现身更多的只是纵容了权钱交易、玷污了教育这片神圣的领域，那么对受教育的学生而言，由教材本身受到的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以及深入骨髓的危害又究竟体现在哪里呢？而刻意制造这种负面影响和危害的又究竟是谁呢？答案其实并不难找寻，只在错漏百出、虚假捏造的教材内容中便可窥见一斑。
据2009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导，中国大陆一家民间组织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大陆使用最广的三种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都存在多篇内容失实的文章及常识性错误。
2010年10月，大陆多家知名媒体报导称，中国小学语文教材陷入了一场新的“杜撰”、“造假”风波。起因在于一个由一线教师组成的民间团体通过研究得出，中共治下的学生教材已然造成“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以及事实的缺失”这四个方面的缺失。
2013年11月，河南郑州的一位老师在人教版新版七年级语文上册教材里找到30多处错误后，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了法院。2014年9月，中共官媒新华网刊登的一篇题为《山西一退休教师给语文教材“挑错”400余处》的文章称，山西运城语文教师张号立，“每天十多个小时泡在中小学语文课本和工具书里，给教材‘挑错’。几年来，他已找出了４００多例语文教材和教辅书中程度不同的问题”。
仅从这些过往的新闻中就可看出，中国大陆的孩子们在学校里接受的到底是怎样的教育？每天如饥似渴捧读的又到底是怎样的课本？与广告相比，这些被老师和权威者刻意设计、编排，目地在于洗脑的虚假内容，似乎更让孩子在寻找真理的求知路上渐行渐远。谎言说多了便会当真，可怜他们打从接受教育时起，便只能在谎言中不断的浸泡、扭曲的成长。
在将洗脑作为维稳手段的政治集团的统治下，这种环境造就而成的栋梁之才，即便学术精湛、知识渊博，也不过是盛满了谎言与错误的载体和容器而已。一旦面对大是大非，必定会对错不分、善恶不明。如果孩子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那么从这些孩子身上，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或许我们连想像的勇气都没有。
责任编辑：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