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0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梁英综合报导）中共2014器官移植大会10月29－31日在中国杭州举行。外界聚焦大会发言人之一、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说，黄洁夫涉嫌推动和参与活体摘除器官的罪行并误导国际社会对此进行的调查。
中共活摘器官 国际社会震惊并持续关注
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罪行于2006年被大纪元首次曝光以来，震惊全球。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先后推出了要求制止中共活摘的议案并对此事件持续关注。
曾担任加拿大亚太国务卿、资深国会议员的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的大卫．麦塔斯，在7月27至31日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世界器官移植大会记者会时说：“我到世界器官移植大会来，是为了动员专家们做出更多努力来制止中国的器官移植罪行。他们必须制定移植伦理政策，来向那些从事非法器官移植的中国同行施加压力。”
麦塔斯2006年7月，调查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做出调查报告，结论是“曾经发生，且至今仍然继续存在，对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器官摘取。”
美国国会也曾对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表示关注，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2年10月10日发布中国人权年度报告，指出：对中共强制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不断；报告引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观点说：中共军方医院可能涉入器官移植。
中国器官移植大会10月召开 国际社会抵制
原定9月底在重庆召开的2014年中国器官移植大会，8月底突然宣布，改到10月29日在杭州举办。不过今年，主办方却非常低调。官网只有中文而没有英文版，很多海外移植医学专家没有被邀请。
由于国际间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近年来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增加，但是无法合理解释器官来源。今年7月，美国旧金山召开的“2014年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主办方就以医药伦理原因，拒绝了35名中国医生参加。
充当中共代言人 黄洁夫编造谎言 误导国际社会
黄洁夫于1996年至2001年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2001年10月至2013年3月12日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任卫生部副部长期间，还兼任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OTC）主任（2006年7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CODC）主任委员（2008）、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2014年3月1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名誉主任，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主任。
黄洁夫1984到1987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研修肝移植技术，回国后于1993年完成中国首例体外静脉转流下的肝移植，被中共树立为所谓的“中国肝移植第二次浪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而之后的几年中国的移植业并没有大规模进展。
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第二次移植高潮”得以发展，2000年后移植例数和移植种类不断增加，却没有哪家医院，或者中共的哪个委员会，或者哪个专家能够清楚地解释器官的来源。
黄洁夫作为所谓的专家，在国际上充当中共的代言人，不断编造各种谎言，虽自相矛盾，却足以起到迷惑国际社会的作用。2010年后黄洁夫又因为“推动”中国的人体器官捐献系统而被中共官媒和西方某些被蒙骗的人推崇。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是，这个捐献系统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每年庞大的移植量，而且2010年开始的试行只有三年时间，2013年开始的全国推广还不到一年。国际社会和国际医学界仍然应该要求中共当局提供现在和没有捐献系统以前的每年上万例移植的器官来源。而对中国移植界代言人的黄洁夫，国际社会更应该要求其提供他本人每年数百例移植的器官来源，而不是匆忙拥抱他的那个目的和效果可疑的捐献系统。
黄洁夫亲自主刀 移植器官来源引质疑
追查国际报告显示，黄洁夫在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期间在全国各地主刀肝移植，所用供肝等待时间极短，来源可疑。报告举出以下几例来自中共官方媒体的报导，对供体来源的可疑做了分析。
2003年9月湖南长沙 获肝脏供体等待时间不到一周
2003年9月18日上午，黄洁夫出席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当天该院移植中心共“安排”了7台肝肾移植手术。黄洁夫做的是一台全肝移植手术。
接受手术的是一位53岁的男性肝癌患者。他“于一周前慕名来到湘雅三医院就医”。患者“一周前慕名而来”，说明此手术供肝的等待时间少于一周；而且，该院当天能够“安排”7台肝肾移植手术，说明供体的出现是有计划的，手术为择期手术。在没有器官捐献系统的中国大陆，供体器官从哪里来？
2005年9月新疆 肝供体来源多等待时间不足2天
根据《乌鲁木齐在线》2005 年10月11日文章“25小时两例肝移植手术创记录”报导，2005年9月2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组团去新疆，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是代表团成员。在新疆停留期间，黄洁夫主刀2个肝移植手术，其中之一是“自体肝移植”。
9月28日，黄洁夫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温浩打开一名肝癌患者的腹腔后，发现由于肿瘤浸润，不能采用原定的半肝切除术。在手术台上黄洁夫提出了改行自体肝移植的设想：即切下患者肝脏，在离体情况下切除癌组织后，再将肝脏植回患者体内。手术中需要一个相匹配的健康备用肝脏，一旦自体肝移植失败，就进行异体肝移植。经几十分钟现场讨论后，黄洁夫及院方就联系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要求提供相同血型肝脏。当天，患者手术切口被缝合。次日（9月29日）下午6点30分，相同血型肝脏由重庆运到手术室。
在上述媒体报导中提到了病人的名字，说明该病人不是中共高官，姓名并不敏感，网上查询虽有不少重名，但年龄和其他描述不符合病人情况，可见该病人也不是党政官员以外的知名人士。给这样的非名人动手术，能“火速”从广州和重庆的军方调动新鲜肝脏和三人护送仪器设备当天赶到，不是病人的原因，而是黄洁夫的地位，正如《乌鲁木齐在线》的报导中提到的是为了实现黄洁夫“多年的心愿”。因此，如果供肝者是为此而死亡，直接责任人是黄洁夫。
“自愿供体”的说法前后矛盾
《中华临床营养杂志》2012年4月第20卷第2期论文“肝胰十二指肠器官簇移植围手术期营养支持疗法探讨”（Perioperative nutrition support therapy for combined ‘en bloc’ liver/pancreas transplantation），黄洁夫为作者之一。
论文汇报中山大学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04年5月至2010年9月实施的10例肝胰十二指肠器官簇移植。论文报告10例供体为“无心跳自愿捐献供体”。黄洁夫在国际上极力吹嘘的捐献系统试点始于2010年，推行全国始于2013年，而黄洁夫的此篇论文却声称早在2004年中山大学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就已经使用“自愿捐献”的器官了，显然并非如此。
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病例 数目巨大
1996年，黄洁夫和郑克立组建中山大学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被称为“中国临床大器官移植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追查国际调查显示，2000年左右是中国移植业例数暴增的起点。这一点在《中华器官移植杂志》2000年3月第21卷第2期发表的黄洁夫文章“我国肝移植的现状与展望”中得到证实。黄在文中表示，“截至到1999年7月，我国开展228例次肝移植，… 仅今年（2000年）1到10月肝移植总数已达91例。”
以下以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肝肾移植总量为例，可了解中国近年的器官移植案例数目巨大：
截至2010年，肝移植总量达1300例，年肝移植例数120到180例；
截至2013年，肝移植总量达1500例。
截至2010年，肾移植总量达3300余例，年肾移植例数230例；
截至2013年，肾移植总量达4000余例。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山一院网站，所报告的例数和覆盖的时间段不尽完整，其准确性也有待核实。但是，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该院1999年7月前后在移植数量上的差异。1999年7月后中山一院，和中国全国庞大数量的器官从何而来？黄洁夫多年来利用各种名目的头衔在国内外发表言论，但从来没有说清楚过。
以“中国器官移植权威”和官方发言人身份 黄洁夫言论自相矛盾
否认自己提供的器官移植数据的可靠性
2012年11月23日，黄洁夫主动对媒体承认以往历年来提供的移植数据不准确。他说，“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器官捐献体系之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证明2012年以前黄洁夫在国际会议上、各种媒体采访时，提供的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都是不准确的。
不断变化的器官来源
2006：大多数来自死者捐献，包括交通意外死亡人员、亲属间捐献
2006年11月14日，黄洁夫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峰会上说：“我国绝大多数人体器官来自于死者捐献，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交通意外死亡人员和亲属间捐献。”
2011：全部器官的58%来自死刑犯
2011年11月，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系统地使用死刑犯器官做移植的国家。中国每年平均做一万例移植手术，其中65%为尸体移植，其中90%的尸体移植供体来自死囚。
2012：死刑犯是主要来源
2012年3月7日《腾讯网》文章引述黄洁夫说，“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2013年3月：十多年前开始，死刑犯每年减少10%
2013年3月7 日，黄洁夫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十多年前，中国死刑就以每年10%的速度在下降，现在实际上死囚已经很少了。”
2012年3月：3至5年内彻底改变依靠死囚的畸形方式
2012年3月22日，黄洁夫在杭州表示，中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并承诺在3-5年内彻底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
2012年11月：1至2年内取消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2012年11月21日黄洁夫于2012年11月21日在广州称“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将在一至两年内取消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2013年5月：有死刑犯本人或家属的书面同意，我的诊所2年没有使用死刑犯器官了
2013年5月，因涉嫌使用死刑犯器官，黄洁夫在悉尼大学的荣誉教授称号受到威胁，黄洁夫对海外记者说，“在中国，必须在死刑犯同意的情况下，而且必须是死刑犯本人或家属的书面同意，才会摘取他们的器官。…我的诊所已经有两年没有使用死刑犯器官了。”黄洁夫保证“正在制定政策，两年内可以完全不用死刑犯器官。”黄洁夫承认从开始做移植到两年前，一直在用死刑犯器官。
2014年3月：因为没有公民捐献，系统使用死囚，医生、法院、武警沟通，而且没能做到本人或家属同意。
香港《明报》发文引述黄洁夫：“我们为什么承认（取用中国死囚器官）？因为我们是系统地用死囚捐献，（因为）没有公民捐献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说，你怎么藏也藏不住。”黄洁夫还说：“死囚器官的捐献都是医生跟局部的人，包括法院和武警来互相沟通的，没有办法说清道明。” 而在2014年3月当被问及，对于目前是否所有死囚捐赠器官前，死囚本人和家属都已同意和知情的问题时，黄洁夫推翻自己9个月之前的谎言，承认“现在还没有做到。但是很快要做到。”
责任编辑：李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