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1月19日讯】 一百多年以前，当一贯为国人藐视的小日本居然在朝鲜战胜了天朝军队后，改革一词曾一度成为大清王朝的权贵和热心时政的臣民们茶闲饭后之余最热衷讨论的话题。至于改革该如何改，要改的内容具体涉及哪些，当时天朝不知是哪个聪明的家伙竟断章取义的把其理解为改革的核心就是立宪，只要中国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实施宪政，中国就必将会强大，那个时候，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挑起了愤青们的神经，所以改革立宪说一经推出立刻受到了愤青们的追捧，被传得神乎其神，而当时以是虚弱不堪的晚清政府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也把宪政看成是一根救命稻草未尝不可一试，所以当光绪帝重用民间草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入宫主持改革时，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也并没激烈反对。
然而，大清王朝首次尝试改革的结果竟是慈禧太后突然翻脸，刚刚推新的新政被全面封杀，改革大臣们被处死，接着山东一带降临的大饥荒迫使数万饥民加入拳匪，在朝中保守派大臣的利用下，“义和神拳”团员们涌入京城，打着扶清灭洋的幌子肆意杀人放火，人是杀了不少可杀的大多是中国人，最后还把八个国家的洋兵引入中国，弄得大清首都沦陷不说还要向十四个国家赔款掏空了银库还是要赔到几十年后才能赔清，这之后有人把降临在大清身上的这些厄运归为是改革带来的恶果，然而如果扪心自问为何一向被我们不齿的小日本改革后短短十几年就跨入列强行列，而大清改革后国力却反而衰退了？那么这一切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同样的历史会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所以一百多年以后的现在，当中国民间的民主派们跟着党内的改革派大肆吹捧“宪政”的时候，我不由得开始担忧百年前的悲剧会不会变成时下的一场闹剧呢？
众所周知，改革不光是一门有深度的学问，还是一门科学，它也不是一个“立宪”或者“反腐”就能涵盖的了。所以大清王朝的当政者们改革失败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对于改革，他们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而导致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大清王朝当政者的改革动机不对。相对于世界，中国一直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并坚持了五千年之久，这几千年来中国上至当政者下到民间贩夫走卒都以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行为，因为中国是一大国周边小国都无法与之抗衡，它既不需要向英联邦岛国一样为保持国内的供应不停地与其他国家贸易，也不用向欧洲小国们那样不停发展军事以防被邻国吞并，因此对于自视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他国的制度或政策再好，天朝也不会感兴趣，更不要提改革。只是当十九世纪大清王朝逐渐衰落之时，改革才作为一种在统治者看来或许可以挽救政权的救命稻草被提上议程，因为当时多数人盲目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并把日本改革的成功作为中国改革的模版，然而在笔者看来，二者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尽管中日在改革前处境都很相似，一样的独裁政府统治，一样的闭关锁国，一样的愚昧无知。但是日本人改革成功在于为了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大政奉还的日本天皇愿意无条件让代表民间的议院来分享皇族手中的权力，并自觉把自己也置于宪法监督之下，等于是拱手让出了自己之前的一些权力，天皇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日本跨入强国之列。相比之下，大清王朝最终决定开展改革的重要原因却是为了能让清政府继续统治中国并保住政权。
可以说，自从洋人1840年入侵后，西方的宗教和文明也一起涌进中国，也令从小就抱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信条的中国人头一回从西方人那里听说了“自由平等博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三权分立”等新鲜观点不禁看花了眼，而真正迫使清政府公信力在国人那里遭到空前挑战的则是清政府与洋人们的军事对抗，众所周知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一向以天朝大国自称的清帝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几十年间又陆续和几个列强国家交战却一次也没赢过，这不光极大刺激了那些和天朝一样天天意淫“天朝大国”愤青们的心灵，也同样激起了民间臣民们的不满，更有甚者，连“草根”和“屌丝”们也开始挑战清朝当局了，19世纪中期，中国广西一带爆发了清朝二百多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而领导这次大起义的人不光是个十足的屌丝，据说此人的神经还不是太正常。尽管现在的大陆政府出于自身需要把它定性为“伟大的反帝反封人民运动，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那个起义后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不过是想要改朝换代而已，而这群农民所以敢会挑战天朝政府，其原因既不是像明朝末年大饥荒那样快饿死没法活了，也不是类似秦朝末年那样政府横征暴敛导致揭竿而起，这次起义的原因很简单，洪秀全们看到了清朝军队面对西方列强时的不堪一击，所以想趁机以自己拜上帝会的力量取而代之。
大清政府不是傻子，他也看到了其政权在西方力量的冲击下逐渐被昔日臣服于自己的臣民们所藐视，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宣布中国也要开始改革了。可以说，清王朝的改革并不是想日本那样主动自发的开展，它多半是出于无奈，因为在国际上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大清王朝既不想因为停滞不前而被列强继续瓜分，也不想在改革中失去以前自己手中的特权，也就是在大清这样的矛盾心态下，中国开始了它步履蹒跚的改革历程。
可以说，从甲午战败大清高层决定改革到辛亥年宣统小皇帝退位，大清王朝总共迎来了两次改革大潮，第一次是在甲午惨败后，这场结局出乎意料的战争让朝中许多重臣的思想由之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转变为“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效仿列强改革”再加上民间一群像打了鸡血似得的愤青在一边帮着摇旗呐喊，“改革变法，马到功成”在当时似乎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大清的高层也是支持改革的，从实权在握的慈禧老太后到踌躇滿志的光绪皇帝似乎都站到了改革的这一边，为了表示支持光绪帝改革，慈溪身先力行搬出了皇宫移驾颐和园以示自己不准备干政，她甚至还对准备改革却又有些担忧的光绪说出这样的话“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换白话说就是只要是能对大清好的事情，你就放手大胆的去做吧，我是不会拖你后腿的。
可以说1895年是中国改革氛围最好的一个时期，在这样的情形下，光绪帝启用了两位大臣作为左膀右臂，让他们放手大胆的去改革，他们分别是朝中重臣翁同龢和刚被光绪帝提拔上来的改革新秀康有为。记得小时候我曾从电视上看到，80年国庆大阅兵，中国一把手邓小平高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面欢呼雀跃的民众挥手，而在他身边两侧跟着同时出现的分别是他启用的改革明星胡耀邦和赵紫阳，然而这种一把手和二把手面对改革达成的默契也并没维持多久，几年后备受排挤的胡耀邦郁郁寡欢一头栽死在开会现场，而后者则被软禁在家一直到死。所以我很赞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话，因为一百多年以前的大清在改革启动后不久也面临着似乎相同的事情，当时被光绪帝委以改革重任的翁，康两人也是一个搭档组，其中康有为是公开出来做事，而翁同龢则在暗中大力支持。当时翁同龢在朝中的官以做到了如今党内总书记的地位，再加上他又是两朝帝师就连李鸿章也要让他三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地位不可动摇的重臣最后却轻易的被一把手慈禧太后打倒了。
按如今我们现代人的角度去看1898年开始的那场改革，改革者提出的逐条改革建议似乎并不算过分甚至还过于保守，为了不过多刺激当局康有为甚至没敢将君主立宪写进改革日程中去。但这也并没帮助康有为等变法者逃过被群起围攻的局面，导致这一局面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改革进行中大清许多既得利益者忽然发出了“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样的呐喊，在文章开头我就提到过，改革不光是一门有深度的学问，还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改者唯有让社会上各种因素在改革中达到一个全面平衡的局面才能促使改革可持续发展的进行下去，本人在英国伦敦大学深造时主选课程就是可持续发展，这门课的中心思想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无论你要主导什么都要保证社会，经济，环境这三个重要因素不会因为你开展的活动而受到损害，如果以牺牲上述这些作为前提那么你主导的项目也定不会成功，因为被你损害的这些因素会带来一股反力最终还是会反弹到你这里最终去拖你所开展活动的后腿，因此这些看似对改革关联不大的因素却在冥冥中影响着最后的结局。
那个时候康有为在主持改革时肯定没听说过可持续发展的学说，所以为了减轻改革负担他一上来就唆使光绪皇帝裁撤了一些多余部门砸了一批人的饭碗，但这些人岂非民间等闲之辈，他们在朝中或多或少都有些势力有的更是握有实权，你砸了人家的饭碗人家岂能善罢甘休，由此就埋下了保守派与改革派事后全面翻脸的种子，但笔者所言之意并不是说要维护专制者们的利益，因为被康梁等人裁撤掉的那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可是康有为在改革中所犯的大忌就是在不应该的时候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其实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之初也有遇到类似的局面，由于改革导致之前的武士阶层被剥夺了特权，政府不再白养他们再加上武士们又没有别的生存技能，最终导致由于武士叛乱日本爆发西南战争，但是中国的那些在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又岂非日本武士们所能比的，日本武士的既得利益受损他们除了发动叛乱什么也做不了，也不会给改革带来巨大阻力因为一群浪人是无法左右朝中统治者决策的，所以日本的改革者正是明白这一点才敲掉了武士们的饭碗，而不明就里的康有为也跟着一味的仿照行事，可惜这回他敲错了饭碗从而间接导致改革死在了他的手里。
（未完需待）
责任编辑：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