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1月26日讯】近日，中国大陆某省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微博中对当地某村庄“希望小学举行隆重的竣工典礼”一事发表声明时称，“经核实，该校未经我会及相关希望工程实施机构授权许可建设及命名，属非法希望小学”。按照官方的说法，“希望工程、希望小学等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法注册的公益性社会活动服务商标；该校非法使用希望工程商标，我会将保留对其法律追诉的权利”。
相比一所希望小学被曝出竣工典礼大肆铺张、大摆筵席的奇葩新闻，相比无力支付孩子学费的村民却被要求参加典礼时送上礼金的无理遭遇，“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一官方组织居然能给自己发起实施的公益事业扣上“非法”的大帽子，如此据理力争似乎更令人匪夷所思、无法理解。既然是“公益事业”，就该理所应当的被视为与毫无功利的服务于公众、民生的行为紧密相关，而与自身的得失、利益无关。既然所行的是慈善之举，又何来“非法”一说？又何必在隶属于远离“公益”的“现代经济”范畴、应用于商品交易的“商标”一词上大做文章？
如果说，盗用商标来为企业谋利的商业行为理应以“非法”的名目加以论处；那么或许我们也应该仔细思量，究竟希望工程的运作是否属于商业行为，且即便被指盗用商标，责任人的意图是否在于为自身谋利？
根据官方给出的明确定义，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倡导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其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设希望小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这一说辞显然是在告诉我们，希望工程也好，希望小学也罢，在官方机构看来，都应是一种出于帮扶、救助之本意而进行的慈善事业。而官方作为发起人，似乎更要做到恪尽职守、无私为民。
既然发起人口口声声称其为“公益”、“慈善”，那么我们就该从“奉献”二字上寻找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既然是奉献，发起人就该是不求索取、无心利益。既然不牵扯盈利的问题，这一工程就该与商业运作划清界限，即便有人乐于冒此工程之名，其动机与作为也该是奔着能够帮助农村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充分享有求学的权利而来。如此，这种或有意为善的动机与作为又怎能被视为“非法”呢？而将此善意定义为“非法”的官方机构，他们的真正用意又到底是什么呢？
若能将上述的疑问进行诠释与解答，我们就会发现，官方在实施这类“慈善”的过程中，其表现着实有些太过霸道。他们的真正目地似乎也并不像所说的那般，是为了造福他人，扶危济困。而对于当地村庄不声不响的关上门、自发建造希望小学一事，我们也不应太过乐观，一味将其冠以“善”的殊荣来进行品评、褒奖。如果其中毫无例外的涉及到钱款来源和用途的不公开、利益上的盘根错节，那么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当地新建希望小学是否真是为了让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从一年前贵州某山村被发现建成了4年的希望小学已变身为一座垃圾回收站的消息来看，我们寄予希望的眼神或许就会立即变的暗淡，对“希望小学”这个名曰“公益”的政治工程也会更加充满悲观与绝望。
事实上，“让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这本身是难以被提升至“慈善”的高度的。否则，那个“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豪言壮举，岂不成了中共官方在教育的政绩上所制造的最大谎言与笑料吗？假如这些能使孩子正常上学的政策并非信口开河，又何来“失学”一说？假如投入教育的财政支出能保证每个孩子都能走进校园，“让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又岂非多此一举？这些“假如”或许并不应是未能实现的假如，而应是本就该服务于民的官方理应承担的职责所在。
一组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3到2012年，农村普通小学的数量已从360366所减少到155008所，十年间减少了57%。伴随着农村校舍的减少，走进学校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数量也呈现出明显下滑的趋势，从7689.15万减少到3652.49万。仅就官方提供的这一数据而言，大量无故消失的农村小学、无故被失学的小学生，就足以让我们看到，那个带着伪善面具的希望工程，其真正的嘴脸究竟是何。
这一工程一旦打上政治的标签，靠向民间、社会筹措资金来维持运行，其本身就已经涉及到政府对自身职责的回避与推卸；而这些来自于财政以外的资金一旦被锁进那个从不对外公开的官方“小金库”，就更加暴露了政府发起希望工程的所谓“善举”，不过是意在贪污了本该用于教育的财政之后，还想再大发一笔横财的贪婪、噬利之心。如此险恶的用心，难道不比“非法”更胜吗？
责任编辑：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