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今日】西安事变 中共藉邪恶手段避祸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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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4年12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净报导)78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军事叛乱,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按照中共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和官方喉舌的说法,将西安事变描绘成在中共调停之下得以和平解决,并且将其自身标榜成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但历史证据表明,中共首先策动兵变并将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后中共当时的主子苏联顾及自身利益命令中共释蒋,中共又转过身来充当化解危局的“调解人”。

西安事变只是中共施展的流氓手段之一。历史上,中共依靠其邪恶流氓手段,包括藉日本侵华削弱国军实力,二次附体国民政府发展壮大,向苏联出卖国家利益最终窃取政权。

日寇侵华 中共趁国难分裂中国

1927年,中共在苏联共产国际支持下,以“国共合作”之名,附体国民革命,企图篡夺中国国民政府的中央领导权,并阻扰及破坏北伐国军总司令蒋介石完成北伐,统一中国。

在南京的蒋介石、白崇禧“清党”和武汉的汪精卫“分共”之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贺龙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企图夺取政权。汪精卫急令军队进剿,中共被迫向广东逃亡,随后被粤系国军大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中国东北,退入山海关内。而日本侵华得逞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共听命苏联,使中国内乱,让日本有机可乘。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2个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如此,还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第十四条),是彻头彻脑地分裂国家的行径,而且客观上起到了直接的配合日本侵华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共红军在国民政府军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致命打击而被迫逃亡到陕甘苏区。

在面临国民政府军力数倍于己的包围之中,中共为求生存施展邪恶流氓手段:一是骗,在政治上打“联蒋抗日”的旗号,暗中却反蒋不抗日;二是煽,利用民众抗日情绪,在国统区煽动和制造混乱、动乱的所谓“抗日救亡”运动。三是利用特务渗透、离间,挑动国军内部互斗,向负责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宣传,派出中共党员策反张学良和杨虎城。

中日实力悬殊 蒋介石拟“打持久战”

中共趁日寇侵华分裂中国,破坏抗日,企图伺机推翻国民政府。为了争取时间备战,蒋介石提出“攘外安内”政策,并在暗中秘密备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中日之战必不可免”,对如何抗日取胜做过深入思考。他深知中日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差极其悬殊,抗日卫国决不能单凭爱国热情和空喊口号。若无充分准备,一旦贸然开战,只要日军封锁长江和中国沿海一带,就有亡国危险。

在1932和1933年期间,蒋介石跟德国军事顾问和保定军校校长、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有很多的讨论,决定中国抗战只能够打持久战。

蒋介石在1934年派遣孔祥熙跟德国签订了秘密协定,而德国为牵制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武器装备,建立兵工厂,并派军事顾问到中国帮助训练国军。蒋希望有五年或六年时间训练60个精锐师。同时,他推行了新生活运动,以教育掩护动员,实际上是要国人动员起来,精神上要准备抗日。

不幸的是,蒋介石的全盘秘密抗日计划被中共煽动的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破坏,全面抗日的时间表被迫提前。

张学良与杨虎成所部被中共赤化

中共在国民政府军发动的第五次剿共战争下遭受严重挫败,不得不撤离江西逃窜至陕甘苏区。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张的东北军入陕甘,会同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军剿共。

实际上,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支剿共军队已被中共大力渗透。据资料显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曾被调入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的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人,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西安事变爆发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介石前往训话。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再次到西安,并调动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蒋向张、杨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11日晚,蒋介石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照计划进行绑架行动,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行动部署上,包围华清池和西安至临潼间的警戒,归东北军担任;西郊市内和陇海路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包括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中央军驻在上述地区部队武装,扣留飞机,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都由杨虎成指挥十七路军执行。

12月12日晨6时,张、杨在西安、临潼两地,同时发难,张学良派了四百多人进攻蒋介石的住地,蒋的卫兵奋起抵抗,死亡二百多人。蒋刚做完早操,正穿衣服;听见枪声连续不断,蒋跑进后山,最后在一个荆棘丛生的岩穴里被抓住,背部受伤。跟蒋一道越墙而逃的随从被打死。

中央要员在陕同时被十七路军扣于西京招待所的,计有内政部长蒋作实、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钱大钧、陈调元、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卫立煌、邵力子、马占山等多人,陈诚当时且战且走,最后在西京招待所缴械,是最后受制的一人,而邵元冲则于枪战中不幸遇难。

张学良随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

南京国民政府剿抚并用 宋美龄飞陕救蒋

南京国民政府12月12日获知西安事变消息后,于当晚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澳籍记者、曾为张作霖父子谋士的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12月15日,端纳到达西安后,张学良请他劝蒋介石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端纳见到蒋,并告知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蒋介石委托转交遗嘱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达西安,宋在张学良和端纳陪同下前去见蒋介石,并获准单独与蒋谈话。宋子文将宋美龄、孔祥熙之信面交蒋,宋美龄在信中表示:“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看到此处,不禁落泪,一再叮嘱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来。宋子文匆忙返京,向宋美龄等人汇报。宋美龄决心飞陕救蒋。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飞赴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蒋介石突然见到宋美龄十分惊异,“愀然摇首,泪潸潸下”,蒋要求宋美龄等与张、杨谈判时,不要“签订某种文件”。宋美龄向蒋通报南京情况,劝他珍惜生命,不宜轻言“殉国”,而要“为国家努力”。

中共决意杀蒋 斯大林为苏联利益叫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晚,中共惊喜交集,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的“文亥电”,郑重建议张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并立即派周恩来前往西安,要周恩来说服张学良“执行最后的措施”(即杀掉)。

为促使张学良早日杀掉蒋,毛于13日电张谎称“我们已经与共产国际安排,详情将随后告知。”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会议的基调是“审蒋”、“除蒋”。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

但出乎中共意料,苏联竟闻讯大怒,斯大林亲自拟电给中共,一是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二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斯大林认为,张学良份量不够,不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

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张国焘说:“周恩来于14日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中共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

12月14日,斯大林经第三国际指示中共释放蒋。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电毛泽东谴责绑架蒋介石。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向张学良宣战,并派军机轰炸了张学良在西安城外的东北军。蒋介石立即向外递送一信息,要国军停火,于是南京停止了军事行动。

12月23日,宋子文、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谈判,蒋介石拒绝与周直接谈,即便被告知若不见周恩来,就不可能释放,蒋仍然拒绝见周。莫斯科知道,可以用一种方法让蒋介石见周恩来。12月24日,博古来西安转达莫斯科同意让蒋经国回国,周恩来才被允许于圣诞节进入蒋的房间,周告诉蒋他的儿子经国将回国。最终,蒋介石接受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协议内容,但拒绝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蒋让周到南京直接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蒋在宋美龄及张学良陪同下,由四架军机护送,由西安飞抵洛阳。26日,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中央党政军人员均在机场迎候,蒋座车经过市区时,万人空巷,市民夹道欢呼,其情况之热烈,实为空前所未有。

1936年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12月31日,军法会审结果,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37年 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从此开始幽居生涯。1995年离台,张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去世,享年101岁。

二次附体国民政府 中共乘国难卖国夺权

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停止了剿共政策,并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

按照中共编写的教科书和官方喉舌的说法,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从而令事变和平解决,并扭转了中国的危局,中共在抹黑国民政府的同时将自己描绘成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但是中共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

蒋介石坚信,造成中共坐大、神州沉沦之导火线就是西安事变。蒋虽安全获释,但剿共功亏一篑,导致日本对蒋凝聚中国团结而加快侵略,影响日后历史发展极深,让蒋恼恨不已。

事变后,蒋对国民党元老张钫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此时,蒋备战计划在事变中有泄露,引起日本注意,华北形势日益紧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历经数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发动了淞沪会战等10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 22次,血战台儿庄这样的重要战役1,127次,国军206位将军壮烈殉国(其中包括8名上将),陆军伤亡321万多名官兵,海军舰艇全部打光,空军 4,321名飞行员牺牲,2,468架战机被击落,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日寇侵华,民族危难期间,中共实行“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内部政策,在延安搞整风,种鸦片。

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共没有一个将军死在抗日战场。左权是病死的,也有资料揭露说是被中共自己人整死的。新四军彭雪枫是在偷袭国军的战斗中死亡的。到抗战结束时,2万人的中共军队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

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国共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潜伏共谍、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和参谋次长刘斐参与或直接制定了多项国军剿共作战计划,将计划提前密报中共,并误导蒋介石和国防部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加上共谍策动国军叛乱投共,中共又以人海战术分割围歼国军,导致国民政府军的剿共计划不断失败。

中共窃国后 毛感谢日军侵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滞留在东北的日军被编入中共第四野战军。据中共官方媒体称当时日籍官兵约有3万人。1956年,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褒奖了编入中共军队的日籍士兵。

在中共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里,多处记载毛泽东感谢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类似言论。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中共起家史贯穿九大流氓基因

中共从其作为苏俄亚洲支部成立之初,到抗战期间勾结日寇对付国民政府军,到苏联签订《哈尔滨协议》和《莫斯科协议》出卖东北资源换取苏共支持内战夺取政权,中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政党。1949年建政之后,从毛泽东到江泽民更是连续出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大纪元》网站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一书认为,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中共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才最终夺取了政权。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责任编辑:李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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