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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文:遇见许良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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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4年04月14日讯】 按语:这篇文章是去年,一三年还学文写的。我极力反对她发表,为此拖到一年后的今天。现在,她再次坚持认为,早些发表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负责而不再拖延。由于这篇文章的内容直接涉及我和许良英先生多年来的讨论,所以转发于此。
——仲维光

2013年元月许良英先生去世了,我先生仲维光曾经是他的学生,而这层关系在他去世十年前已经结束。悼念之后,这一页理应翻过、合上。我从未想到过自己会有关于许先生的文字,事出也偶然。丁子霖女士悼念许先生文中特别提到仲维光和我对她文字的批评、提到许先生对仲维光的决裂与激愤之情。一如十年前许先生突然公开与学生的私人通信出我意料,许先生那样的激愤又一次出我意料。我原以为了解许先生,看来,其实不然。

我知道许先生是因为仲维光,九十年代初仲维光初到德国许先生信后注,“刚才来棣读了这封信,说‘你写文章不能发,只能写信,给两个读者看!’ 。”王老师不错,许先生的信是当文章写的,读者基本上一人,仲维光。除了维光间或转达以及偶然也涉及到我的事情,与许先生我基本置身事外。许先生的信起初跟着读过一两封,那种坚硬和不容分说我很不习惯,渐渐远之。第三者尚且如此,何况不仅是读者的仲维光,而他,始终如一地设法建设性地维护师生关系。我在一旁看得辛苦, 2003年许先生的决裂终于解脱了他。

我还是想了解和理解许先生,虽然在他身后。于是翻出他那些封尘多年的信件来读,不料那些迎面而来的“不期”而遇,是我对学者与师长所不曾预料的。许先生是公众人物,他非常典型地影射了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畸形,于是有了这篇记录这些不期而遇的文字。

对许先生“启蒙一代的良师鸿儒”、“当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赞誉,还是偶像崇拜、还是高大全,只是变了名称和对象。二十多年以来许先生已成一政治符号,悼亡中的政治化不足怪,然而,即使对高政治含量名人的纪念,囿于政治也不免是一种缺憾。人们推崇许先生力倡启蒙,启蒙不就是要从独立思考开始吗?求实求是地面对许先生,我想是对死者也是对生者的尊重,—尊重死者之为有长短圆缺的凡人,—尊重自己之为能够观察和思考的独立的个人。

真实,是这篇文字的根据,文字记载的真实。这一真实的面向一直被忽视,常常是因为不愿所以不见。记实不是檄文,实记是什么不是什么要有根有据,宁愿翔实而不能削足适履。

道不同而至分离

1975年仲维光第一次见许先生我也同去,对他们思想上的分歧从一开始就知道,因此尤其感念后来许先生对他的接纳。1983年秋季仲维光考入许先生的研究生,我旋即留学出国, 1986年他毕业后留自然科学史所工作。他的来信也在增添我对许先生的所知,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连结了他们。然而读到许先生令他素所不屑的某某当面难堪的场景,我虽万里之外也觉尴尬,尽管我也不喜欢这位或那位某某的想法与为人。1988年仲维光到德国,师生二人思想上的分歧继续而联系依旧,因为学生传播先生的呼吁、联署、文字,先生帮助传递德国学生的六四捐款 ……

今天阅读他们的通信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他们终不能渐行渐近而愈行愈远以致分离?渐渐我看出,他们之间,分歧不止于观点而在于道路—世界观、方法论、作学问……,道不同则尽是不同。两个不同的人却又相似,—在一己的坚持上,而所坚持的很不一样,分是注定的。

分离而终能自由从容,仲维光失而后得。

到底被决裂了

2003年10月里的一天,仲维光意外获知许先生发表在《民主中国》上的文章“致仲维光”,那是许先生9月1日来信的节刊。这封信仲维光9月10日收到后当即回复,没有想到一个月后得了先生这样一个答复。

2003年7月19日的信中仲维光告诉许先生,“我的文章附在此信的后面寄给您。这篇文章将在八月初发表。一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观点您可能不同意,但是我是希望能在科学思想基础上给出一个讨论”。为师长许先生这种做法,我不理解。维光曾有文章中谈到许先生身上中国知识份子的美德却被驳回,许先生称他身上好的东西全是西方的。

仲维光翻译《爱因斯坦语录》,译后记却是许先生最后删订的;因为他不同意译后记中某些观点并坚持,若不改就要在书中附上他的批判。仲维光感念许先生的推荐,也不想被争执,接受了许先生的删订。面对许先生2003年的公开决裂,仲维光直到八个月以后,就事论事地做了一个公开的答复[1]。

想不到许先生竟这么复杂,虽然毫无必要。那篇“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的文字发表后传给几个朋友,包括谢泳。8月份谢泳拜访许先生言及此,许先生称没收到,谢泳即电子信告维光。维光8月19日覆信谢泳,“我的文章写好后,第一个给许先生邮寄去的。大约在七月十五号左右,发表后才给你传过去。看来给许先生的信是丢了。不知道你能否帮我给许先生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会立即在【应为“再”—笔者注】邮寄一份去。由于许先生那里没有电子信箱,联系起来非常缓慢。本来我是想渡假回来能够看到许先生的来信。结果没能如愿”。谢泳次日回信,“维光兄:收到信。许先生那里,我打印一份寄过去。你就放心好了。你这份信,我也会寄给他。以后此类事,就由我来办,你发到我的电脑里来即可。谢泳8.20”。

一句没收到,引来一下收到三份的结果:第一份随仲维光7月19日信、第二份谢泳寄给许先生、第三份仲维光8月19日后补寄。有朋友说“信没收到”怕是许先生的托辞,也许,可是他偏遇两个诚心而认真的人。许先生9月1日来信也证实,“7.19信,7.28收到。三天前又收到你托谢泳转来的文稿,前天又收到你同样的信”。此即丁文所谓“没完没了地来长信,无理狡辩”。

许先生的用意不得而知,公开信后维光的去信和问候就再无回音了。如今斯人已去,存疑也不必了。

“不做错事”的导师们

前一次决裂的威胁在此前十多年,因为仲维光不接受许先生他们八九后期置身学生运动之外是为保持学生运动纯洁性的说法。当时许先生威胁 “如果你还要公开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我只好公开写文章驳斥你,因为你事实上是骂到了我(我是知识份子,一开头就反对学生绝食,因为我估计到邓4.25讲话就是决心要搞大屠杀的),我不能不反驳。这必然导致我们之间的决裂”,那是许先生1991年9月7日来信所说。仲维光没有公开发表他的看法,被决裂没有发生;而分歧,依旧。

行文至此正值“六四”纪念日,方先生也于年前已仙逝。旧事重提,是为公开考察许先生和方先生那样的公众人物在那个历史时刻非私人的、却有意无意被无视的言论与行为。

不参与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是个人的选择,保护一己是个人正当的权利,即使是方先生,理当尊重和接受。非要微言大义说是利他、是为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不授当局把柄以抓黑手之名镇压学生运动,就是矫情了。方励之先生被通缉是因为清算八九民运,而对八九民运的清算显然终未以方先生的个人选择为转移。

八九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学生开始请愿示威、4月27日学生游行抗议《人民日报》4.26社论、 5月12日学生绝食、事态激化;方先生没有介入,没有游行、“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这些不介入方先生都能够提供查证[2]。

为什么这样作?美国友人林培瑞(Perry Link,当时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主任,八九年二月历险陪方先生赴美国总统布什的宴会、六月五日陪方先生进出美国使馆)事后回忆方先生, “他说我没有做错过事情。他也没有到天安门去”,“他说我一定不去天安门,不要让官方能够说我是什么幕后黑手之类的。所以他没去。他说根本我就没有关系,我没有做错过事情,这是我的家,我就在家。他是这个态度” , [3]方先生的不介入是做给当局看他没有参与学生运动做“错事”。

“不做错事”显然是为个人而非他人计、为广场上的学生及其运动计。事与愿违,尽管方先生自律当局还是要抓方先生的黑手,把他逼到美国使馆。被打过右派又不缺少政治经验的方先生想必了解,共产党向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方先生为八九年学生运动的推手当之无愧,这一点当局看得明白,社会也是这样认知。八十年代以降作为一个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方先生积极干预公共事务—从大学独立到思想自由、社会民主,唤醒了多少青年,作为一代学子的启蒙导师方先生实至名归,怎样估量他为思想自由化领军的作用都不过分。方先生名副其实成为社会的意见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1988年秋天,方先生公开批评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9年一月值共产党建政四十周年、“五四”七十周年和法国革命二百周年之际他[4]公开致信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包括魏京生。受着方先生的感召与鼓舞、践行他“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教导,学生们站起来走上街头走进广场。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方先生放弃“业余爱好”、洗手不玩政治、在学生背后抽身而去,大节有亏。

方先生可以选择逃避,于私不必解释,于公不必辩解。辩解只会捉襟见肘,例如“不做黑手,保持学生运动纯洁”、例如许先生所谓4-5月间“许多老学者、老教授都纷纷表态,方励之如以个人名义也发表声明,不可能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说法(许良英1991年11月15日致仲维光)。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说法不真,不真就站不住脚,强说就难免尴尬。

那许多老学者、老教授表态是发于心,不是出于什么“特别意义”的考虑—社会的也罢、政治的也罢。一位一向不问政治、不热心社会活动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先生的同行,当年谈到介入八九后的处境给我们的信中坦然道 “人总得有所敢为,有所不屑为,个人一点牺牲还是值得的”。是真名士自风流!他没有方先生的名望,却有个人真诚的投入。多少年来,每逢生活中遭逢困顿,我总是记起先生这句话。

头悬当局的通缉令,方先生进入美国使馆没有什么特别可议之处,类似于被通缉学生的匿藏与流亡,比他们安全却不如他们自由。林培瑞回忆,第一次陪方先生进美国使馆他不愿意留在那里,“最后还是因为那个原则,就是因为不愿意共产党能够说整个运动是美国做后台或者方励之跟美国联合做幕后黑手这个话,方励之最讨厌这种可能性。所以最后他决定不留在那了” [5]。共产党不在乎方先生的表现,方先生也不在乎共产党的反应了。这个时候方先生想到自己进入美国使馆会给学生运动抹黑,我感觉是真实的。既然到底还有避难美国使馆这一条路,既然当局无论如何要抓方先生的“黑手”,“不做错事”又何益?

历史上的事情,较之当事人自述,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的陈述或可取信;事关一己,个人考虑难免影响材料的取舍、情节的叙述。当事者的陈述,如无佐证则不宜即以“事实”或“真相”论;在对实情缺少了解的情况下,宁取第三者如林培瑞的陈述,而不为方李先生背书。这里引述林培瑞,而不是方先生、李先生或他们朋友,即出于这样的考虑。

那一年方先生以号召民主始、以“不做错事”继、以受庇护于美国使馆终,限制了他未来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他必须有所承诺也必须遵守承诺,无论是对谁。还是那句话,公私分明就可能不被困扰。既然“不做错事”和进入美国使馆都是个人的选择,那就坦然接受它带来的益与损。既然当初选择避开冒险介入那场中国历史性的民间运动,后来就要安于因避开社会责任而远离社会光环的寂寞。如果不舍公众人物的影响又不能全公众人物的责任,就难免为难,就要辩解。一个颇为流行的辩词是,方先生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如许先生,“他一生的主要兴趣是在科学领域中,民主政治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外人(包括你)不了解。对他要求过高”(许良英1998年1月4日致仲维光)。方先生玩政治,只与当局玩两下无不可,可是当他面对青年学子慷慨陈词的时候,就 “玩” 出了界限,就要负起对学生、对社会的责任。况且直到六四前方先生的社会政治投入与他的学者生涯相得益彰,此后便彼此冲突而不能相容也是一个蹩脚的借口。美国政府庇护方先生,是因为他的“业余爱好”—对普及自由民主这些普适价值的贡献,而不首因他的学者生涯。离开美国使馆,方先生当尽的社会义务并没有结束,那不是可以借口进退自便的业余爱好可以呼之而来挥之则去的。
最近见到万润南忆方励之先生的文章(“万润南回忆方励之”,《新世纪》博客,2013.6.26),里面有两段话摘录于下。

一段方先生讲为什么进美国使馆:
“最后,我问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当时,你和李淑娴老师为什么要进美国大使馆?’
方先生给了我一个非常诚实、推心置腹、让我终身难忘的回答。他说:‘共产党的牢,不好坐啊!’
方先生的回答,让我非常感动,因为这是实话,是灵魂深处的坦诚。”
方先生有足够的明智,流亡美国沉潜学术二十多年,少见他表白或辩解自己的社会参与,他的周围世界在他的生前身后却不让他至少安享一分心灵坦诚的安宁,总 要加诸他不堪承受的种种。

另一段方先生分析他什么情况下可以回中国:
“我问:‘方先生,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国?’
方先生说:‘那得看国内局势的发展了。’
我问:‘怎么发展?’
方先生:‘现在不行,因为我们是‘主要敌人’,如果国内出了新的一批‘反革命’,我们就是‘次要敌人’了,这时候还不能回国……’
‘如果国内再出一批更新的‘反革命’,我们就成为‘统战对像’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国了。’”

方先生这话虽第一次听说,却不意外。从积极建树个人与挑战社会的投入到未来等待接受当局钦定“统战对像”的定位,在方先生,变化的是个人角色的追求。社会角色的定位、未来生涯的规划,在方先生是个人的现实的选择,与信念可以有关联,却未必出于信念;信念、政治,那多少是一种游戏。八九六四环境骤变、方先生社会活动的条件与可能的结果与之前完全不同了,方先生变化了,尽管他对民主自由的理念清楚明了始终如一。历史上方先生对中国社会变化的作用止于1989年初之前,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明白,不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继续言过其实。

许先生,革命政治一生

关于仲维光被许先生决裂,一位网友留言,“我不懂,学术上观点不同会闹翻?我觉得是不是你们这个领域的人都有神经病?”虽“闹翻”的不是学生,问得却不无道理,闹翻可能不或不仅在于观点的不同。读过许先生的来信后明白两人的分歧无法消弥,晚年的访谈展示出许先生许多不曾为我所知的面向更使我深信不疑,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师生偶然相遇,终必分离。
许先生青年时代选择了革命。那个选择是致命的,那个选择决定了他的终生,并且不止于他的生存以及在社会中地位和发展。离开了革命和政治,许先生在社会中的意义会完全不同。

一、成为革命知识份子

二十岁上,青年许良英“思想急剧变化”,如他七十年后在《腾讯》采访[6]中所说“很彻底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这种模式”,五十年后许先生还视之为他人生中第一个转折,确立他“坚持到今天的人生观” (引自许良英1990年12月20日致仲维光,提供仲维光撰文介绍他的资料)。青年许良英在共产党内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中共杭州市青年委员会学生部部长,用他自己的话说,“1945-1952年,我的全部精力用于革命斗争和政治工作”,1949年前是地下党革命,1949年后官方共产党政治。1952年6月许先生调到科学院负责出版物审查, 1955年受胡风分子牵连,离开出版审查隔年调到新建的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1958年被打成右派, 三十年后1987年许先生说他当年“是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共产党员和志士仁人自居”[7],反对反右运动而成右派。

“反右”那年许先生三十七岁,正步入不惑之年;满脑子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以捍卫为志职。类似的愚昧我们也未能免,晚许先生三十多年我们降生在共产党的天下。许先生受过正常的非党教育,他选择革命走进了共产党。与他不同,“文革”让我们亲身经历了党,“上山下乡”粉碎了少年人对未来的一切梦想。我们被扫地出门,也获得摆脱它独立成长的可能。不必重蹈许先生的覆辙,又是我们的幸运。

许先生喜欢批评,口无遮拦,接触过他的人大都了解。面对初次来访年过五旬的的客人和他呈上的个人著作,许先生旁若无人地指斥“写什么序呀,吹吹捧捧的”,而书桌上正陈放着他自己为人作的序。[8]这个例子典型而传神,性格与环境相互为用,共产党领导一路作下来,做成了革命领导的心理。如果仅仅是政治态度而没有一个心态的变化,那种角色所沉淀下来的作风不易改变。

许先生作出版检察官,“审查科学院全部出版物(包括几十种学报和各种专著)的‘政治立场、观点和保密’问题,要经我签字后,才能付印”(许良英1990年12月20日致仲维光)。三年的出版审查工作,人们只听许先生讲过一个他放行黄昆英文物理论文的故事,放行显然不是党派许先生担任审查的目的。六十年后许先生说,“这个东西是书报检查员,……反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东西,……当时想到共产党需要,没想到是在控制思想的”[9]。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思想但有党的需要的观念,执行出版审查就名正言顺而无禁忌。

负责书报审查这段时间许先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九篇文章,除了一篇为悼念爱因斯坦逝世而作,其它都是为党的宣传文字。即使这篇爱因斯坦的文章也是党的意识形态指导,批判爱因斯坦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的宇宙学研究徒劳无功等。许先生1964年翻译出版的玛根瑙的《物理学的基础》(H.Margenau《Foundations of Physics》) ,一万三千字的“译后记”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物理学家阶级立场决定他们不可能发现科学真理。类似的批判文章还有他1965笔名林因发表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和1973为内部翻译出版的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W.Heisenberg:《Physik und Philosophie》)一书写的序。[10]对于共产党知识份子许先生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为纲不言而喻。

二、奉命而作

上个世纪初识许先生,我对他充满敬意,敬佩他在沦为右派的困境中还选择翻译爱因斯坦。直到他去世之后才知道实情不尽如此,原来他是接受党的任务,并且是在“发现爱因斯坦‘终生信奉社会主义’,‘政治上应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后,才“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著作, 介绍他的思想了”[11]。

2011年《腾讯》采访中记者提问许先生,“还想问一个跟您交往有几十年的老朋友,周邦立先生”,“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共产党要求你干什么,你是闻风而起,让你干吗你就很积极。但是他当时一下子就辞职,自己在家做翻译。后来几十年你们的命运也不太一样,你比较过你们之间吗?在当时的选择上”。

周邦立先生长许先生一岁,也是浙大学生,当年参加过学生运动,精通英、德、俄三种文字,四九年后也曾在科学院工作,1954年辞去公职专事翻译;以“社会闲散人员”之身,翻译研究达尔文卓然有成,1982年病逝上海。对记者的尖锐提问许先生答得断然而无余地,“我觉得没什么好比较的, ……我不欣赏他这样做”。区别当然存在,在独立知识份子和共产党知识份子之间。在那个党管到底、一元定向的时代,选择的代价是沉重的—从物质生存到事业发展,周先生比许先生早走三十年。这沉重也反映在许先生的惋惜中,周“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当他解放后成为一名无业人员以后,他那一段光荣的历史更被人们忘却了”[12]。从革命知识份子许先生已经走不了回头路重作一名没有定语的、普通然而真实的知识份子了。革命,格式化了许先生的头脑,销毁了他非党的感觉和思考的能力,许先生继续随着革命乘风而上。
许先生一生中重要文字工作都是奉命之作而非自由研究:六十年代以右派之身翻译爱因斯坦是受命于“中国高层所下达的任务”(见许成钢:“做人—做学问,人生观—世界观:祝父亲九十大寿”),八十年代成为科学史研究员主持编写《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是接受科学院的任务。不仅是革命的生涯而且是革命的情怀与人生观屏蔽了许先生有可能成长出自由选择意识的精神资源。

从材料的选取到文字的删节以至编著者的评述,许先生毕生的两种重要工作—《爱因斯坦文集》和《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在什么程度上为奉命所限?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作为学术著作使用?就不是多余的问题了。

三、因忠诚而荒诞

“‘党所号召的我都闻风而起’,‘文革’开始后,许良英以当年参加地下党的心境,响应号召支持造反派,写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一个虔诚的细节是,他曾特意去韶山朝圣,‘在韶山住了一宿,五次进出毛泽东故居,每次都噙着热泪’”。[13]
“我对共产党相信,对党报也相信。所以我回老家以后,大跃进亩产多少斤?早稻亩产36900斤,农民都不信,我说党报你可以不信吗。我也是信,生产队的农民不相信,我还跟他们争辩。

你们都不知道,当时我都很认真的。林彪说全国一个思想,全国需要有一个毛泽东一个思想,全国就好了,很快就会到共产主义了,我都信的”。[14]

党劫持了个人、忠诚主导人生,一个曾经受过良好训练的头脑也会“执迷不悟”如斯。反右以后许先生还能追随共产党革命我不奇怪,因为他一直还信奉它的主义;许先生竟相信过亩产万斤粮我难以想像,他到底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许先生会不疑“全国一个思想”的说法我惊异,他毕竟读过爱因斯坦。

四、晚知晚觉的政治转变

“1939-74年这35年对毛一直迷信,对党深信不疑”, “1974年在北京了解到‘批林批孔’的真相”开始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许先生说是他政治上的第一个转折,但还不疑共产党、不疑马克思主义。1980年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启蒙开讲科学技术,他很得意的“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探讨”(1980)和“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1981)都是给党国建言的。

许先生承认直到1986年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要胡耀邦在台上,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胡下台才觉得“党已无可救药”,“Marxism已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1993年4月26日以及5月23日致仲维光)。直到这个时候,在思想、政治和个人行为上,许先生都没有离开共产党。

1986年11月因参与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遭到共产党高层禁止,被迫退休,现实政治上许先生告别共产党开始了一个新的方向:一方面转向“民主”“启蒙”的话题,另一方面投入呼吁联署这样的社会活动:1989年2月发起42名知名科学家和作家联署呼吁释放政治犯的公开信,1994年发起《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公开信,1995发起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

关于“民主”的“讨论”?!

“民主”是许先生晚年的大题目,在他的通信中也如此。于我而言许先生是学者和师长,今天读他的来信我关注的也是在他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我力图发现他与仲维光讨论中的分歧所在,读到后来却越不明白他们争论的意义何在。仲维光的观点不外现代民主制包括两个方面,价值与方法;人权是现代民主制所选择的基本价值,如何实现人权原则是民主的方法:多数决定例如代议民主,而代议制又有两党制或多党制,等等;人权的价值原则是更根本的。

许先生也承认“现代民主概念的内涵是包括人权、自由、法制概念的,人权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1993年9月13日致仲维光),但是坚决反对仲维光“更根本”的说法,断言这是历史倒退—从陈独秀1919年“把人权概念扩大为民主,并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实质归结为民主与科学”的“创造性重大贡献”的倒退,因为“如果把原来大家比较熟悉的‘民主运动’改为‘人权运动’,不能认为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是把目标缩小了”(1990年10月6日致仲维光)。难道是敝帚自珍,只因“民主”是自己的大题目,就必要争出一个“进步”、“倒退”?

慢慢地我看明白,争论不在于人权是不是价值、民主是不是方法,而在于人权可不可以是价值、民主可不可以是方法,换句话说,民主能不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可批评、不可讨论的。在许先生民主是教条:“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于是“凡是不能保障人权的制度,绝不是真正民主的”(1998年5月16日致仲维光)。而对于他的学生什么都是可以讨论的,“民主并不是如共产主义那样是一种唯一的教义”,不是另一“最完美社会制度”的标签(1993年10月19日致许良英)。分歧根本,无法调和。

许先生研究方法拾零

仲维光与许良英先生为什么从相识就分歧?七五年许先生还在考虑二次革命,仲维光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不单是它的主义还有它所由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才有他第一次遇见许先生时的问题,您是读过爱因斯坦的,为什么也跟着搞文化大革命?他已从党文化的轨道切出,从不同的价值以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范式中发展。分歧难以避免,分歧无法消弭。

从两人的通信中可见两人几乎无处不分歧,不仅在观点意见更在主张的方式与讨论的态度。后者的分歧更根本。许先生谈论许多问题,科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但他的论断常常更近宣传而远学术。
这里谈论所及限于我所接触到的许先生以及关于许先生的文字,拾零而已;虽管中窥豹,也可见一斑。

一、 阶级分析丘吉尔

仲维光一信中谈起“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制不是一个好制度,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制度能够代替它”;回信即被许先生批判,“你对民主的看法也不是很正确的。常被人引用的Churchill的那句话,不过反应了一个大贵族出身的军人的无奈。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战功赫赫,可以说救了英国。但在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后,7月举行的英国普选中,工党赢得了绝对多数的议席,他的自由党只得12席,正在参加Postdam会议的他不得不辞职回国。这样的民主制他当然不会叫好”(2001年7月28日致仲维光)。

误解丘吉尔的看来是许先生。资料所载丘吉尔1947年11月11日在英国下院演说原文是,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大意为,
“[没有人以为民主制是完美或是最聪明的制度,但的确有人说过],除了迄今所有那些已经尝试过的政府形式,民主制是最坏的一种”。

丘吉尔的意思是民主制不比迄今其他政治制度更差。不把民主奉为至善,却是许先生的一元历史观无法容纳的。民主社会中一个败选的政治家可能会指责一切—他的同党、他的政敌、媒体的唱衰等等,唯独不大可能攻击他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个机制。1945年败选后,1951年丘吉尔再度当选英国首相。许先生有太多的教条—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阻碍他对民主制度做实际的了解;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丘吉尔进行出身论的“政治”分析,许先生并不感觉荒诞,他缺少另类思考与感觉的精神资源。

二、定义“Democracy”

1994年9月9日信中仲维光谈到已故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关于“Democracy”的一种意见,“民主一词在德语中被翻译成人民政权是严重的错误。从来就没有过一种人民的政权,……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寻求一种方法,不使某些人权势过大,并且这始终是民主的中心所在”。

卡尔.波普即遭许先生批判,他不喜欢波普。却未必了解他。许先生认可十七世纪荷兰著名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因为爱因斯坦尊崇他。但爱因斯坦多次谈到叔本华“人只能做他想做的,不能要他想要的”的格言深刻影响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许先生却执意要爱因斯坦“根本不可能接受”叔本华的影响,理由是“众所周知,叔本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悲观论和唯意志论,为人极端自私,而且言行不一。对于这些,爱因斯坦都格格不入”[15]。而那个“众所周知”,官方哲学而已,许先生却以此无视爱因斯坦的自述。

1994年10月21日许先生回信,“你信中所说的Karl Popper 对民主的见解使我吃惊。这不是他的首创,而是第一次世界后西方一般反传统的思潮,……‘Democracy’源自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ία(D□mos+kratia ),D□mos译为‘村社,义即选区,kratia为主权,加在一起就是人民主权。这种解释,在希腊的古籍,包括Aristotle的《雅典政制》和《政治学》,都清晰可见。看来,Popper并没有读过Aristotle这两本著作。如果不承认Democracy是人民政权,试问怎样理解Pericles于B.C.430年在阵亡战士葬礼上的讲话和Lincoln1863年代Gettsburg演说(“gover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呢?”

又是典型许先生的思维、“研究”和话语方式。西文如英文democracy德文Demokratie与古希腊语源近,“民主”则是中文对“Democracy”的翻译。要说明“Democracy”的原意,古希腊文知识是基本工具;不具备这项语言技能,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那样的“希腊古籍”等等,就没有意义。“Popper并没有读过Aristotle这两本著作”的“看来”,未免武断且不切论题。Democracy之为希腊城邦政治中多数决定方法的解释则是在西文辞书中随处可见,而多数决定也确为当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另外,援引林肯葛底斯堡演说论证时间上就有困难:波普所谈和许先生要论证的是两千年前雅典城邦的Democracy,林肯演说是两千年后的当代。贴标签不能代替研究和讨论,无论这个标签多辉煌;这应当是常识。

在引用材料、论证方法和说明事实上,许先生的“Democracy”定义处处疑难。

许先生话语方式散例

为了这个小标题还犯了一番踌躇。称论述风格?—不当,只要言之有据论之有理,风格如何都无可置喙。称论述品质?—也不妥,谈到“品”,价值判断就已预设其中,而我只陈述,有许先生自己的文字表现他的话语方式。

一、还是大批判

1991年11月26日来信中许先生谈到某人文中的半句话“西方科学中那种对事实的怀疑精神”,随即批判开来,“对事实也怀疑,这算什么‘科学’?她可能是抄袭Marx‘自白’中所说的‘怀疑一切’和‘文革’时高喊‘怀疑一切’的口号。这样的人居然也大谈什么‘科学主义’,真是不知羞耻。光是这句话,你们就可以写一篇文章”。

“对事实的怀疑”固然不通—怀疑一般是针对关于事实的判断而不是事实本身;但“文革遗风”的说法就未免上纲上线了,又如何扯得上“抄袭”?再者,判断错误,错误而已,不是道德污点,“不知羞耻”这种话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不合适。这不是讨论和容许讨论的态度。

所以记录这则故事,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并非为“不知羞耻”激怒而偶发,在许先生那里常见,—对不赞同的人和事批判甚至审判。老大哥的心态自己已不察觉,缺少其它的思维与情感方式觉察这种态度不合适。

在许先生那一代人,意见垄断是少数人的特权;今天是动辄以为真理在握,不容他人置喙,遍地枭雄。一代风气影响几代人。

二、断章取义,借题发挥

2002年12月1日许先生来信写道,“至于‘良心’,是有客观公认的准则,不像你说的:共产党有共产党的良心,希特勒有希特勒的良心。……你所说的共产党和希特勒的“良心”,不过是一种兽性而已,也是中国古人所骂的“衣冠禽兽”!”。维光写出这种不通的话?该批,—这是我即时的反应。后来在他2002年11月8日给许先生的信稿中看到下面一段话,

“知识份子一词我感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说知识份子是社会的良心,因为从现象上我们就看到只有很少数的知识份子追求独立性,批评性。良心是很抽像的一个词,什么是良心?共产党有共产党的良心准则,希特勒有希特勒的。我觉得不能神话知识份子”。

才知道维光说的是“良心准则”不是“良心”,随后是省略主词的定语“希特勒有希特勒的”。许先生径自删去原文中的“准则”,一变而成他要批判的“希特勒的良心”,于是一路扫荡过去。许先生的信读多了我发现,在要表达不同意见或批判的时候许先生经常断章取义借题发挥,使得与他的讨论于是劳而无功。

不容分说的“严厉”是批判的性格,基本的严肃则是研究所必须的态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理直气壮地指鹿为马而不觉,却是我对许先生所未期的,不料受过科学思想训练的人会变得如此。

三、“鼠目寸光”的印度人

这是一则真实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被决裂前那一两年信件往来已在减少,从许先生2003年9月1日最后的一封信很快读到他2001年7月28日的来信,“那个70多岁印度人的话,纯属鼠目寸光的偏见”映入眼帘。“鼠目寸光的印度人”早已牢牢嵌入我的记忆,收到许先生来信当时维光就对我说起他这一惊人之语。这种粗暴无理的傲慢,始料未及,许先生似乎不在意基本的尊重个人。

这位年长的印度人是我1984年初到德国在雷根斯堡留学时认识的印度女友Gita的父亲。在Gita身上我学会赞叹印度人的智力—她曾在英国牛津求学、在法国索尔邦取得博士学位,在斯坦福作访问教授,2002年成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南亚历史教授、海德堡大学三百年来第一位女性历史教授。她有一对聪颖的儿女,一路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一同经过牛津、哈佛,走向普林斯顿。在Gita身上我感受到印度人的美德—她细心、体贴、周到,事事替人着想,不露痕迹地让你感觉舒适而免于为难。不经意间Gita在我心中悄悄地播种下对印度的好奇、关注和尊重。

那是1998年,我们要去印度、去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去见达赖喇嘛。去印度的旅行,Gita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行前去看望Gita一家,碰巧她父亲正从印度来访。老人问我们以后想做什么,我们答说回国准备在介绍和传播科学认识论和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想方面做一点事情。呻吟片刻老人反问,“你们不觉得今天西方的影响太大了吗?”我们一时语塞,这个问题那时我们还没有认真想过。

Gita的父亲,Shri Dharampal(1922-2006),印度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甘地主义思想家。他的著作《印度18世纪的科学与技术》(Ind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71)、《公民不服从与印度传统》(Civil Disobedience and Indian Tradition,1971)和《美丽的树》(The Beautiful Tree,1983)被誉为开创性的,开启了对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科学成就与人文景观的重新思考和评价。他接受的是印度的英国式教育,大学曾习物理,曾在英国读书。
虽然不是毫无批评地崇洋媚外,但涉及到中国问题,那时我们的基本倾向还是全盘西化。Dharampal老人的反问对我们触动很深,对西方他当然不是 “鼠目寸光”,对印度他也不妄自菲薄,他的发问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关于这个问题Gita还告诉我们甘地当年的一个思考,他曾把盲目西化形象地喻为飞蛾扑火。对此我们开始思索,由此我们开始变化。开始面对中国的、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收起不假思索的疏远、自以为是的审判,转而观察、学习、了解,而后判断。

印度老先生的问话却令许先生愤怒,出自“比中国落后一大截”的印度,居然质疑西方的影响是不是太多了。1998年底来到印度,我们知道印度领先国际的软件开发,我们也亲眼见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赤贫;泰姬陵旁颓败的阿格拉小镇及其烟尘滚滚的荒芜,拉贾斯坦帮首府古城斋浦尔的充满生气与欣欣向荣。印度“就交通设施,城市乡村建设,人的精神面貌来说,比时下的中国还要落后。……我到过泰国,那边的情况要比印度强得多”(仲维光1999年4月6日致许良英)。迎面而来的强烈对比把我们逼入困境:对于印度—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现状:殖民时代、独立以后,我们几无所知;我们仅有经历,还是行色匆匆浮光掠影,不曾与印度人有过交流。我们没有资格判断,我们唯有困惑。维光心中浮出一连串的问题,“究竟是印度的传统文化有问题,还是面临现代化,面临西方,被西方影响产生的新问题?还有民主了,究竟采取什么政策问题” (1999年4月6日)。

许先生回信立下判断,虽然他对印度的了解可能也有限。“它今天所以仍如此落后,我看主要是由于:①对落后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②民族主义作祟,抵制全球一体化,一方面保护落后的民族工业,一方面对外挑起民族事端。如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破坏禁止核试验国际条约。③与苏联(俄罗斯)结盟,对抗西方,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尼赫鲁自己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1999年5月24日来信)。

许先生的判断是否合事合时姑且不论,单是那种官方政策批评的思路和判断就够教条。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更是典型的共产党社会革命理论,大陆上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无不如此。许先生知否,民主制下很难实行这种“彻底的”社会改造。

许先生也难想到,对于接近印度、了解印度、思索印度,他高谈阔论的教条不敌印度老人一句平和的问话。

四、不仅是错误

没有想到,更重挫我对许先生信心的还在后面。他1995年2月22日信中的一段话引起我的兴趣,

“最近粗读了Popper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一些章节,觉得多数论点确实是有价值的,但论证方式有时过于烦琐,有点像Marx早期的著作,容易使人生厌。这使我想起了Einstein1944年评论Russell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们读过Hume的著作,他们就会惊奇,在他以后,居然会有许多而往往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哲学家(显然包括Kant)写出那么多晦涩的废话。’在这方面,德国人(包括用德语的人)可能最为突出”。

康德哲学我基本了解,爱因斯坦思想也略有所知,他真的认为康德哲学是晦涩的废话?我怀疑。然而,“(显然包括Kant)”的话许先生是用来引号的。我不清楚爱因斯坦是不是这样讲的,但至少了解引号的用法和意义。于是我向仲维光求证,—爱因斯坦不会这样评价康德,他十分肯定。那括号里的话是有引号的,我又叮问。—果真如此,就许先生自己加的;他毫不迟疑。你和许先生信里谈起过?—记不得了。既怀疑许先生的引言,又不敢设想许先生会把自己的意见竟自当作爱因斯坦的;我困惑了。也许能在维光信中能发现点什么,我 怀着一线希望,不意真在他给许先生的回信(1995年3月8日)电脑档中读到这么一段话,

“其二是您在爱因斯坦评论罗素时说的那一段话中,‘如果人们读过休谟的著作,他们就会惊奇,在他以后,居然会有许多而往往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哲学家(显然包括康德)写出那么多晦涩的废话。’括号中的话我想是您加的。这话是不确实的,爱因斯坦的话应该不会包括康德在内。康德哲学不是晦涩的哲学,相反是以清楚闻名的,当然可能艰深,但是艰深不是晦涩。爱因斯坦不但继承的是康德的传统,而且很有康德哲学的特点,这也是经验主义哲学进入德语世界的一种很值得研究的倾向。……爱因斯坦的话当然也不会包括罗素在内。他的话指的是黑格尔一类哲学家”。
说得明确直接、甚至不留余地。

许良英先生1995年3月27日回信确认,
“上信中引Einstein的那段话,括号中是我加的。在我的印象中,Einstein对Kant的哲学评价并不高。《爱因斯坦文集》中我曾译了他的评价,你要写Einstein和Kant的文章,不妨找来看看”。

难以置信!我不知是诧异还是沮丧。许先生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准规则—即使对一个学生,却没有表现一丝不安。只有老大哥才有这种心安理得,对许先生尚余的信心在冰释中。

一段任其错误二十九年的爱因斯坦译文

类似的不应当,我在许先生那里一再不期而遇。

在华夏文摘许先生的博客里遇到“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与席泽宗先生商榷”(2008)[16]一文,由此了解到许先生对爱因斯坦一段著名文字两易其译的经过。许先生这两度误译的历史,远离了人们对学者的一般期待。
爱因斯坦那段文字对于中国读者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涉及到中国社会热衷和动情绪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那是爱因斯坦1953年4月23日给斯威策(J.S.Switzer)的回信,英文原文如下[17]: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这段话,许先生前后有三个译文。

一、1976年第一译文

第一译文见于《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初版第574页: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试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页注中有,“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译”[18]。

译文最后一句“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是错误的,“在中国”是译者添加的解释,原文中没有这个词组也没有这个意思。

二、1983年第二译文

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第二译文修订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 ,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 发现通过系统的试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最后一句的第二译文改为虚拟语气,更加错误。并且无论是第一译文“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还是第二译文“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都已是译者的诠释,而这些诠释在原文中并无根据。
1983年的第二错误译文一直保持了22年,到2005年。

三、1998年错失纠正的机会

在第二译文之后十五年1998年夏,许先生想起托他的学生胡大年在美国查找爱因斯坦信件原文,胡大年找到爱因斯坦原信及另外两封相关的通信[19]。12月20日,他将上述三封信同时寄给董光璧老师和许良英先生,并且特别在信中转述了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许先生也认可的Klein教授的意见[20]:

“我与Martin J. Klein教授和F.L.Holmes 教授讨论过关于如何理解Einstein 的回信,特别是信的最后一句话的问题。他们都认为,Einstein 信中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使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不论在何处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来了(and that’s enough!)。”由此看来,《爱因斯坦文集》中的中文译文中,译者在最后一句中所加入的“在中国”三个字,是因误解原文而导致的误译。“在中国”三个字应该从译文中删去。

Klein教授认为,Einstein 在其回信中并未就关于古代中国人是否做出了信中所述的两个发现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Einstein的意思是:究竟谁做出的那些发现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们毕竟被做出来了!”

用括号中的英文胡大年先生传达了Klein的意思,“爱因斯坦不是中国科技史专家,对他来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那样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为此,胡大年先生此间还专门与许先生通电话讨论爱因斯坦信中最后一句的译文。

我非常理解学生胡大年对许先生的拳拳之心,他希望许先生这句在他看来明显错误的译文务必得到纠正而消失。就像2003年仲维光收到许先生9月1日的后公开信立即回复许先生,告知他所见西文“几乎所有的有关革命的解释都是从哥白尼日心说开始,无论是有关科学哲学还是社会问题都是如此”,希望因此能够避免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发生错误。然而,仲维光的良苦用心也没有奏效,一如1998年胡大年的信息未能说服许先生放弃自己错误的“虚拟式”译文。

四、2005年的第三译文

2005年,许先生给出了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第三译文:[21]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最后一句“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的译文,还是不确切。正如胡大年回忆许先生文章中提出的商榷,“新译文中最后一句的意思是正确的,但似乎尚未把原文的语气完全表达出来。这里的难点,在于如何翻译‘at all’”,这一句的意思当是,令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竟然作出来了。

爱因斯坦这句话一译三稿历时前后近三十年。出错以致再错都不足为怪,令人费解的是, 1998年底尽管胡大年的书信与电话、尽管科学史家Klein言之有据并且极具说服力的意见,许先生为什么坚持不修正他的误译?对正常的学术研究而言,令人难解。

五、“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译文讨论修订年表诉说了什么?

1. 许良英先生错误的第一译文“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初版,卷一,574页,页注“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译”。
2. 许良英先生错误的第二译文虚拟式“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再版,卷一,574页,页注未说明修订。
3. 1998年4月陈明远[22]著文“对爱因斯坦的误读”批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译文为误译,提出他的译法“如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不幸,陈译与《爱因斯坦文集》第二译文同样错误。
4. 1998年夏,许先生请回国探亲的学生胡大年在美国查阅爱因斯坦覆信原件,查阅结果胡大年于当年12月20日覆信告知许先生[23]。第二误译依然维持。
5. 1999年7月北大物理系教授张之翔先生“关于对爱因斯坦的误读问题”一文在《大学物理》刊出[24],文章列出《爱因斯坦文集》第一译文、陈明远译文与作者自己的译文,指出前两者为误译。
6. 2005年5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何凯文“谁的‘发现’令爱因斯坦惊奇”一文,批评许良英先生《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一与第二译文为误译。文章早在2004年10月提交《自然辩证法杂志》[25]。
7. 2005年6月出版的《走近爱因斯坦》一书中,出现许先生修订的基本正确的第三译文“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8. 2005年9月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 —兼答何凯文君”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发表。

这是以事情发生顺序排列的时间表,时间表上最后发生的一项—2005年许先生的“兼答何凯文君”一文是关键。对爱因斯坦那段文字的翻译及其修订过程,是在时间上最后发表的这篇文章中见到许先生提起的。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中文读者就难了解1976年第一译文和1983年的第二译文是错误的,它们的译者不是胡文耕而是许先生,以及接近正确的第三译文出现在哪里。

一、人们一直以为第一译文的译者是胡文耕先生,因为在《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初版页注“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译”,迟至2005年“兼答何凯文君”许先生说,“当时我把‘these discoveries’误解为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于是译文中加上‘[在中国]’”[26] 。29年后许先生才无意中让读者知道,那是他的译文。

二、 修订而仍旧错误的第二译文,《爱因斯坦文集》1983年再版未加说明(574页注也未注明),许多读者例如1999年批评许先生译文的北大物理教授张之翔先生就没有提到这个第二译文。到2005年“兼答何凯文君”才见许先生说明有过22年前修订的第二译文:“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有人从海外出版的李约瑟著作的中译本读到爱因斯坦这封信, 发现其译文与我们的译文有分歧”, “经再三考虑后,我把它理解为虚拟式。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我就把此信最后一句改成‘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27]。

三、通过2005年“兼答何凯文君”,人们才了解到1998年胡大年为许先生收集到原始资料转达权威专家的意见,才了解北大物理系教授张之翔著文商榷表示不同意他的译文,才知道却不理解许先生何以不为所动,又继续坚持错误的第二译文七年之久。后来是什么撬动了许先生的固执令他在2005年转变,尚未见许先生有文字谈到。

或许要感谢何凯文的批评造成了一个契机,促成了许先生的改变、并在“兼答”中谈到这段历史。何文投稿到《自然辩证法通讯》是2004年10月29日,发表是2005年5月10日,其间许先生有机会得知杂志中与他相关的稿件。与王瑞智合作新书《走近爱因斯坦》的出版计划是在2005年2月[28],该书使许先生有机会在多年之后“愉快地接受了胡大年、Martin J. Klein和张之翔的意见”,修改维持错误22年的第二译文。
耗时几近三十年接近正确第三译文仍然差强人意,但是这样的结果总强似固执于错误。问题是,这是《爱因斯坦文集》中唯一的“美中不足”吗?

六、许先生所以固执的“逻辑”

在2005年《走近爱因斯坦》一书中许先生给出的第三译文为“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仍未译出“at all”。对“at all”的理解对许先生应不构成问题,对于爱因斯坦这句话意思上的强调却是不可或缺的。许先生第三译文的定稿继续表现了他的固执,他所固执的可能是什么呢?

1998年许先生不接受胡大年所转达的Klein教授认为这句话不能理解为虚拟式的意见,“以为这样会出现逻辑上的矛盾”[29]。然而从爱因斯坦的英文文本以及Klein教授对爱因斯坦思想背景的说明,很难看出放弃虚拟式译文会出现什么样“逻辑上的矛盾”,反而是保持虚拟式的第二译文与原始文本、与爱因斯坦的思想背景与科学态度发生矛盾。或许有文本及事实之外的许先生的“逻辑”,阻止他面对文本、面对实际、面对真实的爱因斯坦?

一、爱因斯坦对个人的局限性有深刻的自觉,对自己知之不详者不擅加评论。许先生不能想像对于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科学这样的大题目爱因斯坦怎么会不表态,置文本与材料于不顾,强爱因斯坦在“大是大非”面前发言。爱因斯坦有灵一定要祈祷,“圣弗罗里安,放过我家,去烧别人的房子吧”(Heiliger Sankt Florian, verschon’ mein Haus, z□nd’ and’re an!)。

二、作为科学史学家许先生当会了解,并不负面看待历史上中国人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和经验科学的,并不只爱因斯坦,例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亦持同样的态度。从文化多元的视角出发并且对历史做历史的观察,不难理解这种态度。但是许先生唯西方一元论的“逻辑”则与这种多元文化的态度不相容,他就提出过 “当时中国和印度的文明能及得上希腊吗?”(2001年7月28日致仲维光,指古代世界文明)这样不通的问题。

三、爱因斯坦始终惊异于宇宙的奥秘、惊异于人们微弱的观察与思维能力竟然能感知和理解宇宙的秘密。正是出于这种惊异, 才有爱因斯坦给斯威策信中的最后一句话,“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令人惊异的是竟然作出了这些发现”。许先生对这一句话理解上的困难看来不在语言上,而在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了解。了解爱因斯坦这种惊异,理解他这最后一句话就不难。但许先生把自然科学的实在论误解为唯物论[30],把科学简化为对客观事实的规律性认识[31];这种观念与爱因斯坦“物理学概念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32]、物理学家“创造了基本的理论思想”以及“在物理学中,先验的框架是和经验事实一样重要的” [33]思想彼此背离。许先生对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中的最后一句话顽强的误解,与他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教条有关。

七、学术规矩

许先生擅改爱因斯坦引文已出乎意料,爱因斯坦一文三译的始末更动摇了我对《爱因斯坦文集》学术质量的信任。如果在《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初版注解中如实说明译文的形成,如果1983年再版前言或后记及注解中如实说明译文的修订,如果1998从善如流正确修订译文并发文告知读者;整个事情会简单、有效、并且负责任。这些可能做到,但是许先生没有做到。许先生晚年(2008年)文章“与席泽宗先生商榷”又添类似的败笔,我已不再奇怪。教条至上,其它就不重要、甚至不存在了。

无意中遭遇许先生“与席泽宗先生商榷”[34]一文,注意到文章也涉及爱因斯坦那段译文。席泽宗先生1983年~1988年间任自然科学史所长,大学读天文学,后从事中国天文学史研究,著述甚丰[35],2007年第85472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席先生也曾在《科学通报》作编辑,其间发表“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录来讨论超新星的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天文学报》1954.2),“我国历史上的新星记录与射电源的关系”(《科学通报》1955.1),“古新星新表”(《天文学报》1955.2)等重要研究。同一时期许先生在同一部门,不同的是他作党的领导,负责出版审查,写作为政治宣传文章。
许先生“商榷”一文援引席先生“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文中爱因斯坦致斯威策的中译文,并注解说明,“席文引用的是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一版的译文,最后一句译错了,这里改用2005年的译文”。怎么能在批评文章中随意调换援引文字,许先生没有想到这是不可以的么?

我于是找到席泽宗先生“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 [36]一文查证,其中爱因斯坦的那段译文如下,“在我看来,中国的先贤们没有迈出这两步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这分明不是许先生1976年的第一译文“……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与许先生第二译文“……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和第三译文“……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也不同。那么,许先生注解所言不实,而是自己制作的事态。既无自律、又无对事实、对他人精神劳动的基本尊重,差不多是恶作剧了。

有意还是无意?毋宁信为无意吧,—老大哥的心态,以致无意于学术研究中不可触犯的禁忌。这是发生于2008年的事情,许先生八十八岁高龄,文章发表于那一年10月。席先生没有作答,于同年12月27日去世,八十一岁。

后话

就个人而言,与许先生的相遇早成过去,不足为记。在许先生身后与他的不期而遇,作为历史和时代的见证,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为记。

2013年5月1日

[1] “答许良英先生”,《民主中国》2004年六月号。
[2] 见方励之“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此文的大部分内容曾于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发表过,现以中文发表。——作者”,原载《北京之春》,引自http://tw.aboluowang.com/life/2012/0407/242181.html。
[3] “专访林培瑞”2009年6月23日,《华夏文摘》吴放,引自《二闲堂文库》。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Linpeirui.htm,另看参见傅依杰:“我送方励之进大使馆-专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台湾《远见杂志》第042期,1989年12月号。
[4] “第一个提出要纪念‘五四’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不是方励之,而是于浩成。他是1988年11月中旬在‘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提出的。……他【指方励之—笔者注】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和我们42人的联名信就是在这个背景上产生的”,并且“于浩成在前几年就曾公开提出修改宪法,要求删去‘共产党领导’以及任何党派和个人的名字(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于去年6月被捕,至今未获释。他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引自许良英1990年11月15致仲维光 。
[5] 出处同注3。
[6] 见《腾讯》采访“许良英:肩住黑暗的闸门”,2011年7月14日。
[7] 见“五不怕的过来人─许良英”,香港《百姓》,1987年6月16日,第17页。
[8] 见邓焕武:“真诚、耿直、无畏的典范—回忆许良英先生二、三事”。
[9] 同注6。
[10] 关于许良英先生在《科学通报》上的文章,参见仲维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份子研究之三”,1993。
[11] 见“像爱因斯坦那样,永不沉默”,《中国青年报》,2013年2月6日,“1962年,许良英从中国科学院接到了翻译爱因斯坦文集的任务,……在他借阅的资料中,最先引起他重视的是一本《爱因斯坦论和平》。在看完这本700多页的英文著作,发现爱因斯坦‘终生信奉社会主义’,‘政治上应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这才开始‘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著作, 介绍他的思想了’”。
[12] 引自“记一位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二)—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许良英的叙述”,新浪阿庄博客,2010-10-28。
[13] 同注6。
[14] 同注6。
[15] 《爱因斯坦语录》序,杭州出版社,2001。
[16] 许良英:“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与席泽宗先生商榷”,见《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6期(2008)
[17] 见胡大年:“言传身教二十余载:许良英先生和我”。
[18] 《爱因斯坦文集》卷一,p. 574,①
[19] 出处同注17,一封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汉学家Arthur F. Wright写给著名科学计量学家普赖斯教授(Derek J. de Solla Price)的信,建议将爱信收入正在编辑中的爱因斯坦书信集,信中同时介绍了信的来历及斯威策的背景。另一封是普赖斯教授写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信,请将信件转交给负责收集和编辑爱氏的材料的人。
[20] 出处同注17。
[21] 第三译文首见于《走近爱因斯坦》,与王瑞智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22] 见《文汇报》1998年4月16日。陈明远1941年生于上海,因十几首诗与毛泽东诗词近似,在文革浩劫中惨遭迫害。
[23] 同注17,“大约在1998年夏天,我在回国调研时拜会了董光璧老师和许良英先生。交谈中,他们都委托我去爱因斯坦档案查一查爱氏的原信”。“12月20日,我将上述3封信同时寄给了董、许两位先生。在信中,我还写道:……”
[24] 该文刊载于《大学物理》月刊1999年No.7。《大学物理》1982年创刊,为重要物理专业杂志。张之翔1928年出生,北大物理系教授。
[25] 何凯文,1971年出生,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史和科技哲学。该文2004年10月29日交稿,隔年5月发表,见http://mr.gxiang.net/upfile/ebook/129/634527392094616764102.pdf。/25
[26] 见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兼答何凯文君”,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27] 出处同注26。
[28] 出处同注26。
[29] 出处同注26。
[30] 见许良英《爱因斯坦评传》,三、思想和人品,1. 哲学思想。
[31] 引自1990年4月24日致仲维光,“凡是以客观事实(现象)为研究对象,并探求其变化规律的,就是科学。……这也正是人类理性的能力。
[32] 见《爱因斯坦语录》,p.155“物理学概念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它绝不是唯一由外部世界决定的,尽管看来似乎如此”,原文自Albert Einstein & Leopold Infeld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33] 见《爱因斯坦语录》p.157,“自伽利略以来的全部物理学历史证明了理论物理学家的重要作用。他们创造了基本的理论思想。在物理学中,先验的框架是和经验事实一样重要的”。
[34] 《科学文化评论》第五卷第6期(2008)第92-101页。
[35] 见中国自然科学史所网页,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ihns_cas/cn/ihnsexport/200906/t20090602_253800.html
[36] 《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2期(2008)第71-76页。席泽宗(1927-2008),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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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4 3: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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