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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书:一条抗日十四年的东北汉子死在共产党枪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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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4年05月27日讯】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谎言欺骗,以血腥暴力夺取政权,毫无合法性可言。在建立政权期,民心不服,从农村到城市都连续遭到不同程度地,非常强烈地反抗。面对非法政权不稳定,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国民不服,中国共产党利用手中的刀枪,大开杀戒。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两次下达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共史无先例,破天荒地制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全国各地掀起腥风血雨,70多万“反革命”分子人头落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古今中外,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1951年3月31日上午在天津市小王庄刑场共产党集体屠杀了193人,刹那间193条生命被剥夺了,瞬间193个活生生的人永远地消失了,193个家庭彻底被毁灭了,他们的财产被共产党没收,他们的家属被共产党定为贱民。在这集体屠杀的193人中,就有我亲爱的父亲,当时他只有39岁,上面有我年迈的爷爷,奶奶,下面有我刚刚出生19天的弟弟,未曾谋面,父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我的爷爷“名正言顺”地成为共产党的被管制分子,我们子女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共产党专政对象。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爷爷被遣送回辽宁省铁岭县胜利村,八十多岁的老人惨遭共产党人毒打,谩骂,侮辱和折磨,被逼无奈上吊自杀。

我的父亲抗日十四年,是日寇缉捕要犯,他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共产党枪口下。 作为他的后代,我有责任替他发声,活着的人就要替死去的人说话。现在是网络的时代,网络是上帝赋予冤民最好的武器,最好的控诉台。

父亲是抗日的中国人

1931年9月18日事变开始,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为止,在这十四年中,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英勇,惨烈地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地不分东西南北,前方或后方,都奋身投入这股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中。

我父亲王爽斋1912年6月28日出生在中国辽宁省铁岭县,满族人。13岁到16岁在沈阳市最好的中学读书,1928年在张学良创办的军校“学生队”受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跟随老师石坚(国民党大佬,台湾公认的抗日志士),走上反满抗日道路。并由石坚老师介绍加入国民党,从事反满抗日地下活动。在伪满洲国,为搜集日寇军事情报,我父亲先后进过昭和制钢所,大连飞机制造所,沈阳兵工厂。他教过书,经过商,当过算命先生。他打着佛教徒的招牌,到处宣传佛教。(这些职业都是掩护身份)1941年我父亲被伪锦州高级法院判处缺席死刑,此后成为伪满洲国缉拿要犯。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 “八,一五”日本投降为止,在这十四年里,我父亲的身份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在东北日伪区进行“反满抗日”分子,日本宪兵队和伪满宣传机关通常把他们叫做“重庆分子”。

日本投降后,石坚老师从日寇监狱释放出来,在东北招兵买马,重新组建队伍。我的父亲则在天津弃政从商,1945年在天津“实业”银行当秘书,1946 年到1949年在天津“元昌”贸易有限公司任秘书,总经理。1948年,石坚老师准备去台湾,临走之前,他来天津与我父亲会晤,我父亲幼稚地认为自己从未做过反共之事,在做地下工作时期,与共产党人同被日本人当做“反满抗日”分子而被追捕,因此我父亲没跟随石坚老师去台湾。

1949年解放后我父亲将“元昌”贸易有限公司改为“元昌”工厂。1950年下半年被捕,被捕时我父亲的身份是商人。被捕后在天津“茶淀”农场劳动改造,1951年3月31日在镇反运动中,按反革命分子枪决。他是日本人缉拿要犯,九死一生,逃过了日本人的追捕,却落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替日寇完成了它们没能完成的任务。我父亲没死在浴血奋战抗日战场上,却死在共产党枪口下。

父亲的死刑判决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 :

一九五一年三月; 军元刑字第二零五一号;
被告:王爽斋 性别:男 现年四十一岁; 民族:满族 辽宁省铁岭县人
现住址:本市六区大沽路特一里八号

犯罪事实及判决理由:王匪爽斋曾充日寇帝国公民教育协会黑山县分部长,一九三六年参加匪党通局,充东北调统室干事,匪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通讯员及秘书,同时充伪满沈阳造兵所检查工,匪党吉林省党部秘书,四五年参加匪军统,充长春特别组组长,松江省匪党部书记长。该匪甘心附敌时,散发亲日传单,奴化祖国人民,又协助日寇制造武器,屠杀祖国人民。日降后变为匪党要人,兼匪帮两大特务系统之上层分子,一贯反革命。在东北与匪党交通站作联络工作,曾为匪首朱家骅策划加强东北匪国民党组织,扩大反动势力。解放后隐瞒匪特身份,逃避登记,企图潜伏活动。

以上犯罪事实,各匪均已供认不讳,其罪恶自不只此。查该匪等均为从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反革命犯罪事实俱在,罪证确凿。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均判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全部,特别判决之主义。
审判员: 蔡见正。 呈处长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

抗日英雄事迹=反革命罪恶

1949年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蔑视生命,杀人如麻。那些爱国家,爱民族,为国家民族牺牲奋斗的人被视为敌人。共产党把这些人视为反革命罪人,要将这些人逮捕和杀戮,我父亲的十四年光荣抗战历史反倒成为被屠杀的罪状。

父亲的死刑判决书分为六项反革命罪恶和六个历史反革命身份。

罪恶一:充伪满沈阳造兵所检查工,又协助日寇制造武器,屠杀祖国人民。

实际情况是充造兵所检查工,只是作为掩护身份,目的是为了搜集日寇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向组织汇报,以便打击日寇。这原本是一个鲜血淋头 ,舍生忘死的爱国事迹共产党却颠倒黑白地说成协助日寇制造武器,屠杀祖国人民。

罪恶二:该匪甘心附敌时,散布亲日传单,奴化祖国人民。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参加国民党,散布抗日传单,拯救祖国人民。沦陷区散发亲日传单,与实际情况不符,纯属放屁。如果我父亲散布亲日传单,他就不会成为日寇缉捕要犯啦。

罪恶三:日降后变为匪党要人,兼匪帮两大特务系统之上层分子。

实际情况是日降后,我父亲弃政从商,在国民党内不担任任何职务。我父亲是凡人,不是孙悟空,不会变为国民党要人。

我父亲既不是中统人员,也不是军统人员,怎么会成为两大特务之上层分子?只有蒋介石能驾驭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我父亲又有何德何能成为两大特务之上层分子?简直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罪恶四:在东北与匪党交通站做联络工作,曾为匪首朱家骅策划加强东北匪国民党组织,扩大反动势力。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在国民党抗日交通站做联络工作时,散发抗日传单,发展国民党党员, 策划加强国民党组织,扩大抗日势力。共产党把“抗日势力”看作“反动势力”,那就是说“抗日”等于“反动”,“不抗日”等于“不反动”。哈,哈!难怪共产党毛泽东建政初期,把参加抗日的国民党人当成反革命罪人追缉和镇压。

罪恶五:一贯反革命。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不愿当亡国奴,一贯爱国家,一贯爱民族。

抗战的十四年中,我父亲的身份是国民党东北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是名符其实,百分之百的抗日志士。日本投降后,我父亲弃政从商,在国民党内不担任任何职务,被捕前我父亲的身份是商人,他不是反革命。

罪恶六: 解放后,隐瞒匪特身份,逃避登记,企图潜伏活动。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属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时期的抗日人员,不在登记范围之内,所以他没有登记。

总之,这六项反革命罪恶完全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造谣诬蔑,胡说八道。这六项反革命罪恶,恰恰是我父亲抗日时期英雄事迹的记录,恰恰是我们后代引以为荣的骄傲。

抗日英雄事迹=反革命罪恶,呜呼,怪哉,共产党真是邪恶的党!

抗日身份=反革命历史身份

反革命历史身份一:王匪曾充日寇帝国公民教育协会黑山县分部长。

实际情况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为了显示自己统治地位强大,在东北地区各部门都加上“帝国”名称,有“帝国”名称的机关,学校绝大多数都是抗日的组织,并非亲日。

反革命历史身份二 :一九三六年参加匪党通局,充东北调查室干事。

实际情况是东北调查室是抗日组织,石坚老师任主任,我父亲充调查室干事。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寇军事情报,配合中央政府全面抗战。东北调查室干事张画堂,杨景云,徐庆霖,周凤山等均被日寇杀害,为国捐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证明了东北调查室是一个抗日组织,并非共产党所说的反革命组织。台湾台北圆山忠烈祠里面就有烈士们的生平简介,照片和灵位。

反革命历史身份三 :匪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通信员及秘书。

实际情况是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是抗日的组织。我父亲任通信员,与我父亲同在一小组抗日的通信员杨伯龙于1942年1月被日寇杀害。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交通专员董翔于1942年1月被日寇杀害。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军事专员刘晌午于1943年被日寇杀害。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督导员阎有文于1944年6月被日寇杀害……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证明了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是一个抗日的组织,并非共产党所说的反革命组织。台湾台北圆山忠烈祠里面就有烈士们的生平简介,照片和灵位。

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这些抗日英烈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气壮山河。国民党抗日是血写的事实,不容任何人歪曲和篡改。

我的父亲王爽斋由抗战青年,任国民党东北调查室干事,任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通信员,踏着先行者的血迹,乃次第被提拔为干部,最后接任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秘书。

反革命历史身份四:四五年参加匪军统,充长春特别组组长。

实际情况是一九四五年我父亲已经弃政从商,在天津“实业”银行担任秘书,与国民党军统根本不沾边。

为推翻原判词中的这个反革命历史身份,我和我的姐姐王玉珠在天津民革,天津黄埔同学会的全力帮助下,找到了一些从共产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原国民党军统人员,其中有国民党军统特务电台天津站站长舒季衡先生,军统华北负责人关琦先生。他们都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他们所认识的军统人员中,也没有人叫王爽斋,同时舒季衡先生亲笔写下了书面证言,证词。1987年舒季衡先生的身份是天津市红桥区政协委员。

1987年10月我和我的姐姐从天津坐火车去长春,到长春文史馆去了解一九四五年有没有“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为此长春文史馆负责人向我们引荐三位权威人士。

其一:李野光先生。抗日时期李野光先生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的头颅就是他找到的。李野光先生1987年的身份是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员,他亲笔写下书面证明材料,证明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

其二:阮天驰先生。阮天驰先生是原长春公安局一处负责人,共产党干部。1987年的身份是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员,他亲笔写下书面材料,证明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

其三:高思齐先生。高思齐先生是原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教官(蒋介石任校长),日本投降后,来长春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教务主任。他对当时国民党在长春的上层党政人员,尤其特务机关情况比较熟悉。他亲笔写下书面证明材料,证明他根本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

1987年11月10日原国民党军统东北总负责人文强先生(毛泽东表弟)从北京给我们寄来他亲笔所写材料,材料中写道:“我的印象中,全无王爽斋其人的印象,也无‘军统长春特别组’这样名称的批准备案。”1987年文强先生的身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既然国民党军统东北总负责人文强先生都证明根本就没有“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存在,那组长又从何而来?显然,这个反革命历史身份是共产党捏造的,是空穴而来,无中生有。

反革命历史身份五:松江省匪党部书记长。

实际情况是松江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是蒋经国得力干将王焕斌,1948年10月王焕斌以此身份在哈尔滨被捕,随后被镇压。此身份加在我父亲头上,纯属张冠李戴。

反革命历史身份六:匪党吉林省党部秘书。

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秘书是岳希文,1948年10月岳希文以此身份在长春被捕,随后被镇压。此身份加在我父亲头上,纯属张冠李戴。

总之,六个反革命历史身份中,两个身份是张冠李戴,一个身份是捏造,其他三个身份属实,但是这三个身份都是抗日身份,不是反革命历史身份。

抗日身份=反革命历史身份,呜呼,怪哉,共产党真是邪恶的党!

国民党抗日何罪之有? 我们 有八位证实人,十五份证言,证词和证实材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推翻原判词中所有不实之词。

申诉无门

1987年2月24日,我们向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为[王爽斋反革命] 案进行申诉,递交申诉书,证明材料和复查线索。

1987年3月20日,天津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复查。一个死刑案件只安排一个人复查,此人多次和我们讲:“此案没有复查的必要!”

1988年2月24日,天津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维持原判。

1988年3月4日,我们向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为[ 王爽斋反革命]案进行申诉,递交申诉书,证明材料和复查线索。

1988年8月8日,我们再次向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为[王爽斋反革命]案进行申诉。

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没有立案,也没安排任何人复查此案。

1989年2月12日天津高级人民法院给我们邮寄一封驳回通知。

共产党是杀人的党,共产党是无赖的党,它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天津中级人民法院和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对我们的申诉均以驳回,按法律程序我们只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王爽斋反革命]案。

2010年9月13日, 我将第四次申诉书,从美国芝加哥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要求立案复查[王爽斋反革命]案,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2010年12月17日,我将申诉书,从芝加哥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先生,要求立案复查[王爽斋反革命]案,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无奈,2011年7月底回中国天津市。

2011年8月15日,我本人去北京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递交申诉书,040号法官拒绝接受任何材料,老练地打发我走人。

2011年10月,我再次书写第五次申诉书,并整理了共计97页,题目为[旷世冤案一甲子,一条抗日十四年的东北汉子,死在共产党枪口下]的申诉材料,从美国芝加哥分别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周永康,贾庆林,贺国强,李源潮,王胜俊,天津的张高丽和肖怀远等十三处,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2012年12月,我再次书写第六次申诉书,分别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和习近平主席,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2013年8月19 日,我带着三套第七次申诉书和185页题目为[国民党抗日何罪之有]的申诉材料来到中国芝加哥领事馆,请求领事帮忙替我转寄一份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另一份转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 ,最后一份留给芝加哥领事馆备案,以便日后我到芝加哥领事馆门前控诉中共时,对我有所了解。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申诉变控诉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完完整整的杀人史。中共窃国65年,血腥统治,残酷镇压,制造了八千万到一亿的冤魂,飘荡于天地间。除了公开枪毙的死刑犯,中共从来没承认过杀人放火抢劫。只要看看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看看遍布全国的群体抗争事件,看看无处不在的城管与百姓,警察与百姓,当官的与百姓之间的流血冲突,就可知道中共处处以人民为敌,每天制造仇恨。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为千夫所指,万民痛恨,中共已经陷在它自己酿造的仇恨的汪洋大海中。

我的父亲是抗日志士,本应受到政府,人民的爱戴和赞誉,但在共产党国家里却按反革命枪毙。他的抗日英雄事迹被共产党认定为反革命罪恶,他的抗日身份被共产党认定为反革命身份。现在我要大声控诉共产党,我要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共产党是杀人魔鬼!共产党是集欺骗,残暴,邪恶,无耻,无赖于一体的流氓集团。共产党犯下的血腥杀戮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被人民唾弃的中国共产党终有一天会被历史清算。天良丧尽,恶贯满盈的中共和它的权贵利益集团,将会遭到怎样的报应,我们且拭目以待。

美国公民 王明珠

石坚先生简介:

石坚先生,字墨堂。1898年7月19日生于辽宁,辽阳。早年毕业于沈阳高等师范,1928年任沈阳第一师范教务长,基于民族大义,参加国民党,号召青年加入组织,“九一八”事变后,率工作人员转入地下从事抗日工作。

石坚不仅是我父亲的老师,也是我父亲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在我父亲十四年抗战生涯中,石坚老师和我父亲始终是上下级的关系。例如1939年10月东北调查室成立,石坚老师任调查室主任,我父亲任干事。1945年3月17日,日伪警宪在东北各 地区同时大肆逮捕国民党人,抓了五千多人,石坚被捕入狱,被日寇判处死刑。当时因为伪满对抗日反满分子的治安法有六个月犹豫期,执行期未到,日本投降。除打死者外,一律释放,石坚老师也被释放出狱。

日降后,石坚老师在东北招兵买马,重新组建势力,我父亲则在天津弃政从商。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东北划为九省三市,在重庆石坚老师和郑作藩先生两人,共同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保举我父亲为松江省党部委员。1946年郑作藩先生飞北平过天津,曾找我父亲晤面,告诉他大家保举他做松江省党部委员,我父亲坚决拒绝,表示今后做买卖,不搞政治。

1948年石坚老师准备去台湾,临走之前,在天津与我父亲晤面,我父亲幼稚地认为:“自己从未做过反共之事,在地下工作时期,与共产党人同被日本人当作所谓‘反满抗日分子’而被追捕。”所以他选择留在天津做生意,放弃跟随石坚老师去台湾。

石坚老师在去台湾之前,就已经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了,去台后在国民党内任要职,最最醒目的称号是“抗日志士”。

石坚老师的长女石掌珠女士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私人牙医。

石坚老师的二女儿石宛珠女士曾是国大代表,1959年任台湾新竹市中学校长,而后任台中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中华民国第8任第1届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先生在抗战期间与我父亲同是石坚老师部下。

石坚老师的生前书画遗作,在1982年9月18日由他的女儿石宛珠女士捐献给国父纪念馆。

(责任编辑: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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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7 12: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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