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指出了人应思诚而与天道相通，做到真实无妄、诚实无欺，因此古人常用“至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协调人与人的关系。
“信”从造字结构看，“人言为信”，关于信的论述有“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等，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怎样可以立身处世。
古人为人诚实守信的例子比比皆是，以下举其中几例︰
欧阳修治学严谨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官至副宰相，在文学观点上主张明道致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德的修养，提出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
他的诗词和文章在当时就被称为“极品”，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赞誉，这源于他的治学严谨，做文章务求精益求精。他每写文章，草稿出来后，即贴在室内墙壁上，反复推敲修改，有的文章甚至改得不留原稿一字，直到称心如意为止。
例如他写完〈醉翁亭记〉后，诚心向人征求意见，他读给一位樵夫听，当读到“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时，樵夫说：“您文章的字好像多了点。我打柴上山，站在南天门，放眼一望，四周都是山……”。
顿时，欧阳修明白了，于是提笔将前边一串文字划掉，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这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醉翁亭记〉言简意赅的开头，只这一句便总括了滁州胜状，也总领了全文气势。
欧阳修不仅严谨治学，也严谨做人、做事。他待人真诚坦荡，始终注重提携奖掖后俊，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等人皆出于他的提拔，使北宋文坛出现了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
欧阳修与宋祁同修《新唐书》，书成后，按惯例修史在书前只署官位最高者一人的名字。当时欧阳修比宋祁的官位高，因此，御史决定《新唐书》只署欧阳修一人的姓名。但欧阳修却说：“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而夺 其功乎？”宋祁知道后很受感动，说：“此事从所未闻也！”
欧阳修晚年时，仍常将自己平生所写的文章，清理出来进行修改，每字每句反复推敲，甚是认真，有时忙的废寝忘食。他的夫人道：“你已年迈致仕（退休），难道还怕先生责难生气吗？又何必费心去一一修改呢？”欧阳修认真地说：“我既然发现了错误的地方，那当然要去修正。要不就会误导后人啊！”（《宋史》）
宋濂谨守诚信
宋濂，明初文学家，官居学士，他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提出做文章的风格要与道德内涵一致。他自幼守信好学，一生勤学不辍，“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
他自己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讲：“我小的时候非常好学，可是家里很穷，买不起书。所以只能向有丰富藏书的人家借来看，借来以后，就赶快抄录下来，每天拼命的赶时间，计算着到了时间好还给人家，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为诚实守信，人们大多肯将书借给我，我因而得以看遍许多书籍。”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时值隆冬腊月，北风狂呼，以至于砚台里的墨都冻成了冰，家里穷，哪有火来取暖？宋濂手指冻的都无法屈伸，仍然坚持连夜抄书。抄完了书，一路跑着去还书给人家，决不超过约定的还书日期。
面对贫困、饥饿、寒冷，宋濂不以为意，不以为苦，一心努力学习，明白了很多做人之理。到了二十岁，他成年了，就更加渴慕圣贤之道。但由于没有老师指点，遇有问题常常得不到解决，他就步行一百多里路，去找自己同乡中有成就的前辈请教。
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前辈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大雪。当宋濂准备上路时，他的母亲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
宋濂说：“今天不出发就会误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他穿上草鞋，背上行李，踏着几尺深的积雪，一个人走在深山之中。
当他到达老师家里时，四肢都冻僵了不能动弹，很长时间以后才有了知觉，老师赞叹地说：“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正是因为宋濂能忍受穷苦，把艰苦的生活当作是一种磨炼，是对意志品质的考验，以苦为乐，他才能成就事业。他说道：“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兴的事，读书明理是最神圣的事情，所幸自己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