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知，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改革派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积极投入了“公车上书”等、具有进步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又借主笔《时务报》的便利条件，以其笔锋之犀利，使“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成为名重一时的维新斗士和功绩卓著的时代号手！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如狼似虎般地涌进中国，特别是中日甲午战后，清政府进一步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对此，梁启超在从1856年至18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时务报》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50多篇政论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唤起国人警觉，大声惊呼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迫在眉睫，他说：“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一日不可以亡。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蕃，眷属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及今犹不思洗常革故，同心竭虑，摩荡热力，震撼精神，致心皈命，破釜沉船，以图自保于万一。”
他还启迪国人思考：亡国之祸，原因在哪里？在于清王朝统治者的腐败！他指出：“越惟无耻，故安于城下之辱，陵寝之蹂躏，宗祐之震恐，边民之涂炭，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越惟无耻，故坐视君父之难，忘越镝之义，昧嫠纬之恤，朝睹烽燧，则苍黄瑟缩，久闻和议，则歌舞太平……”。
那么，怎么样去挽救国家的危机呢？他的治国方略，就是变法维新，就是铲除腐败与独裁！
梁启超关于变法维新的主张，在《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义》一文中，有较系统的观点，他突出一个“变”字。强调：而今腐败已经透顶，民怨己达极点，不变也得变，变也得变！变法则存，不变则亡。他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笈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公理也。”他还说：“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
根据他的这个观点，告诫人们一个道理，当今的国势，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只是变得早和晚、谁掌握变的主动权而已。若清政府变，则主动权在清政府手中，可以越变越好，对国有利；如果还不主动自觉的变，则处处被动，处处挨打，脸丢光了，命丢尽了…总之就会越变越坏，国将不国，完全变成他人的附属和殖民地。因而为保国保种计，必须变法维新，这也是人心所向、国家转机所在。
至于怎么变法？梁启超也提出了具体措施，如废科举、兴学校；开民智；兴选官；兴民权，重民生：立农工商政，修铁路，开矿山； 开武备学堂，练海陆新军等。而变法之本，在于扶助人民，培育人才，有了人才，才能除旧布新，推行改革。
梁启超的“洗常革故”和“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变法维新思想，在当时确乎振聋发聩，动人心弦，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顺应了国势，反映了民意。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能够激流勇进，这说明他有着一股强烈的成新、汰旧的爱国热忱，正如他在一首诗中自勉的那样：“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诱）新知。”
粱启超在赞扬《陆游诗集》时，咏道：
诗界千年靡靡风，
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十九从军乐，
亘古男儿一放翁！
梁启超多么希望我们中华民族，能够除旧振新，勇猛精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