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8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穆清综合报导）最近，大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剧中再现当年内地出现的“逃港潮”，让人们不仅回忆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两百多万内地居民为向往美好生活从广东偷渡到香港，也引发外界对当今中国大陆外逃潮的关注，偷渡潮是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动荡的结果。
30年3次“逃港大潮”
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大约250万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这些逃亡者有的葬身怒海，有的客死途上，有的成功抵达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规模最大的逃港潮有三次，分别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逃港者中有机关干部、知识份子、学生、军人、工人、知青、农民以及其他普通城市居民，他们来自广东、福建、湖南、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县市，这些人因为偷渡而被中共当局视为“叛国投敌者”。
《大逃港》一书作者陈秉安先生研究认为，导致内地居民大规模逃亡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
他表示：“当年大陆搞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而1957年反右倾、1965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对知识份子等民众的迫害亦让人们无法忍受。人们只好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亡“自由世界”。这样的选择正是对中共统治的否定。
三年“自然灾害”引发大陆民众大逃港
其中，1962年的逃港风潮如火山喷发，源于毛泽东发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中共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中共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 “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文史参考》）
美国之音报导称，1979年的逃港潮最为惊心动魄。当时有传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会实行大赦，十多万来自各地的民众聚集在深圳和香港的边境地带，形成汹涌的人潮。他们不顾边防军的鸣枪示警，拖儿带女，强行越境，前往香港。第二天，深圳湾海面上漂浮起几百具尸体，无声地展现出中国人用脚投出的庄严一票。他们在香港的繁荣和自由以及中国的贫困和专制之间，做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敢选择。
中共红色公主偷越国境
在冒着生命危险，逃往自由世界的大潮中，不仅有拖儿带女的农民，也有中共的红色公主，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
据目击者介绍，1976年，中缅边境的瑞丽江畔，刘涛试图越过波涛汹涌的瑞丽江，偷渡到界河对岸的缅甸，被当地武装民兵发现，并押回北京。当时的目击者回忆道：
那天，东方刚刚朦胧见红，有几个女民兵慌慌张张跑来，在民兵队长家竹楼下大喊：“队长，不好了，有几个人在江中往对面的木姐方向游去。”
民兵们在队长的指挥下，驾着四条细长的竹木船向江心冲去。前面两个黑影很快就被大浪冲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滚滚而去，手摇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们；幸好另外几个隔得近一点，被民兵拖上了木船。
偷越过境的女孩被审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我叫刘涛，什么都不想给你们讲，要讲我要向公安部的华国锋部长讲！”这个偷渡团伙共有5个人，3男两女。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卷入逃港潮
1967年7月，北京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南下广州，被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定性为：“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
朱成昭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红卫兵组织首都三司的总司令，当时首都红卫兵三司“如日中天”，和中央文革有密切的关系，一度被认为是代表中央。首都三司领袖朱成昭叛逃在西方无疑是爆炸性新闻。此外，朱成昭南逃的时候还带走了叶剑英的公主，当时也是红卫兵领袖的叶向真。
根据有关文革的史料介绍，周恩来亲自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到广州把朱成昭和叶向真抓回北京。朱成昭、叶向真和许多红卫兵三司领袖被隔离审查。有的三司头头被逼跳楼自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港成功
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还有像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等文艺界名流。
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的马思聪先生，在文革伊始就惨遭批斗和凌辱。不堪受辱的马思聪最终用脚做出了选择。1967年1月，马思聪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与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和儿子马如龙乘船出走香港，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在其抵港第二天，全港报纸和电台都报导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又一轮以知识份子和知青为主体的长达10年的逃港潮。
“大逃港”带给中共的震撼是巨大的，邓小平曾就此认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于是，文革结束后，为挽救丧失民心的中共，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即希冀通过让人民获得物质上的利益，而不再反对共产党。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 国人继续用脚投票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邓小平选择的这条路让人们放弃用脚投票了吗？
时政评论员杨宁表示，且不说出国的留学生仅有20%选择回国，通过旅游滞留国外、偷渡申请难民、正常移民等方式选择离开中国的国人有多少，仅看看那些藉由改革开放获利的富翁和官员们的选择。
2011年《福布斯中文网》的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透露，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一千万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移民，就是已经快办完移民手续了，这项调查是由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咨询公司联合进行的。调查还显示，那些拥有一亿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中国。
杨宁认为，经济上极为富有的他们为何也选择用脚对中共投票？不就是因为生活在这个国度里充满了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吗？！
再看有权有势的官员。2011年6月，中共央行发布了2008年完成的有关中国贪官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研究报告。报告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员干部、国企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款达8000亿元人民币。
此前，商务部发布的调查报告称，这些外逃官员绝大多数是有权有势的“一把手”和在银行工作的“近水楼台”官员。他们中有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有中共机关的副市长、厅长、甚至部长级官员，有银行支行行长、分理处主任等。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官员绝大部分在外逃前都已经是在位的“裸官”，即配偶子女都早已移居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做官。
另据中共中组部调查，这些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一共有108万人。这个名单上就包括08年移民澳大利亚的、原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以及去了澳洲的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两个儿子。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