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9月04日讯】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明君。自公元626年9月4日（八月初九甲子日）登基后，唐太宗率领臣民开创了震烁古今的盛世天朝，史称“贞观之治”。大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唐太宗也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
唐太宗的文治武功、超群智慧和宽广胸怀一直被后世赞叹。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天下太平，可谓德被四海。正史对大唐盛世的记载汗牛充栋，各类野史更是口耳相传、千年不衰。
作为现代人观念中的成功者，唐太宗缔造的辉煌，是否仅因为他超人的韬略和拥有一群忠心的文臣武将呢？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即是说，要做成任何一件大事，要有天时、地利、人和，而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是天命。
降生之时 祥瑞临门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对唐太宗的出生，《旧唐书》这样记载：“李世民，高祖第二子。母皇后窦氏。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公元599年），生于武功之别馆。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意思是，唐太宗出生时，有二龙在房门外盘桓了三日才离开。
太宗四岁时，有一个书生自称会看相，拜见高祖李渊说：“您是贵人，还有贵子。”见到太宗后又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怕走露天机，马上派人追杀那个书生，但此人已经不知去向。高祖方知此乃神人，深信其言，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太宗起名“世民”。
平定隋乱 一统天下
隋朝末年，隋炀帝穷奢极侈、荒淫无度，致民不聊生；一时天下大乱，豪杰四起。李世民广交英雄豪杰，他对身为太原留守的父亲李渊道：“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在其劝说下，李渊在太原兴兵反隋。
李世民率兵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终于在公元618年创立大唐基业。
此后，李世民率兵讨伐各割据势力：先败薛仁皋于浅水源，再平刘武周定西北边域，又挫窦建德和王世充于虎牢；接着，率兵讨伐刘黑闼，打赢了最后一战，在七年内统一天下。唐军被人们誉为仁义之师，所到之处，老百姓都箪食壶浆夹道欢迎。
顺天意承继大统
大唐建立后，李世民因在征战中屡建功勋而威望日增，引起太子李建成与皇弟李元吉的妒嫉。他们串通高祖的爱妃尹德妃、张婕妤搬弄谣言，加害秦王。李世民屡遭诽谤，李渊也渐渐对他起了猜疑。不久，李世民被削去兵权、调离京城，随后又被东派西遣转战不止。
李建成曾深夜召李世民到东宫饮酒，在酒里下了毒药。李世民喝了毒酒，吐血数升，被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扶回到西宫秦府。正赶上神医孙思邈仙游到长安，及时给秦王服了仙丹灵药，令其起死回生，救了他的命。
李建成和李元吉再次密谋除掉李世民。太子身边的王晊听到阴谋，连忙告诉李世民。李世民把这件事告诉了长孙无忌等心腹。众人力劝世民先下手为强，武力解决建成、元吉，为国除害。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当然知道祸在朝夕。咱们还是等他们先动手，再后发制人，拿下他们，如何？”久经沙场的秦王，面临生命危险，变得如此优柔寡断。看得出他真是不想走这条路。
秦府众将痛陈利害，力主先发制人。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甚至威胁，如果秦王再不动手，他们就要逃命而去。秦王反复思考后，听从众人的意愿，为出兵制服建成、元吉等人做出了周密部署。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率秦府多位文武官员入朝，并在玄武门埋下伏兵。建成、元吉二人不知底细，也一起入朝，在玄武门遭遇埋伏，被秦王带领部将尉迟敬德等诛杀，史称“玄武门之变”。
在“玄武门之变”前几日，即武德九年六月初一，有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据《旧唐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是变天（皇权变更）的预兆。六月初三（626年7月1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如此看来，“玄武门”也是太宗的宿命，无法避免。太宗尊天意行事，上顺天时，下夺地利，中占人和。
为君之道 先存百姓
唐太宗即位后，常常将隋亡于暴政引为鉴戒，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郑公谏录•卷四》）太宗这样阐述君王所应该具备的道德境界：“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帝范•君体》）
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篇》）即他认为，皇帝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在于自身。皇帝欲望多花费就高，人民赋税就重，民众因此十分愁苦，国家就危险，皇帝也就当不成了。
贞观二年（628年），关内地区发生旱灾与饥荒，有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换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仅下令开仓济民，而且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丝绸拿出来，替灾民赎回小孩，还给他们的父母。他在诏书中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不久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兴。
这一年还发生了严重蝗灾，唐太宗在举行祭天仪式后，就拿起几只蝗虫吞食了下去，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我宁愿蝗虫吃我的肺肠，却不要吃百姓的庄稼呀）！”经过这次乞天祷神之后，蝗灾立即消失了。
以人为镜 虚心纳谏
唐太宗认为：“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鼓励臣下进谏。
魏徵虽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唐太宗不计前嫌，任为谏官，允许他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信任有加。魏徵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魏徵死后，他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干阳殿。给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不但不生气还接受了他的意见。
在民间选拔官员时，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兵部郎中戴胄劝谏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太宗生气地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敬天畏民 恭身自省
太宗对群臣说，“人家说皇帝地位尊贵，什么都不怕。我不是这样，我上畏惧苍天的审视，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天意和民众的愿望。”
当时，大将党仁弘因贪污被告发，大理寺依法判处死刑。唐太宗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他，于是便下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流放边疆。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觉得自己感情用事，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很不应该。于是他把大臣们召到金殿，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
于是，唐太宗写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自己“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唐太宗向大臣宣读后，下令立即将他的《罪己诏》向全国臣民公布。
晚年时，太宗反省自己一生，写了《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并训诫道：“你应当以古代先哲圣王为师，像我这样不足以效法。我即位以来，过失之处不少，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雕无论多远也要罗致来，游幸四方，使各地供给烦劳，这些都是我的大过失，千万不要认为正确而效法。”
推崇佛法正信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爱民如子的明君，更是一位推崇佛法正信的皇帝。
唐贞观二年（628年）三月间，太宗皇帝念及当初平定天下时战场上死亡的人数太多，内心颇为不安，故而将他的御服布施各寺诸僧，并且礼忏超度。太宗在诏书中说：“朕之所服衣物，并充檀舍（舍施）。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借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贞观二年（628年），太宗皇帝诏玄琬法师入宫，为妃嫔及皇太子诸王等传授佛教的菩萨戒。太宗皇帝对玄琬法师颇为敬重；在自己所撰疏文中，也自称为受了菩萨戒的佛弟子，发愿“早登正觉”。
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641年）答应吐蕃松赞干布的请求，从宗室中选文成公主与之联姻。文成公主带入佛经、佛像等，佛法始入西藏。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间，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返抵国门；二月间，玄奘法师就受到太宗的召见。太宗对玄奘法师非常仰慕，与之“谈叙时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又到坊州的玉华宫召见了玄奘法师。太宗亲自阅览玄奘翻译的佛经后，对侍臣们说：“佛法广大，犹瞻天瞰海，莫测高深。”
正是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及扶持政策，使得为官的信奉佛教、深明因果而勤于政治、廉洁奉公，对民众轻徭薄赋，令其休养生息。朝野上下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八方来朝。
去奢省费 发展生产
唐太宗深感“民少吏多”弊端很多，便裁撤机构，全国县市减少一半，州府减少三分之一，朝廷文武官员裁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如此大动作并没有引起任何社会动荡和不安。
太宗认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他也深知人民为盗乃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因此他十分注意发展生产，不夺农时；即位后，遣散宫女三千余人以节省国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贡，使百姓安居乐业。
他又招抚流亡回乡，百姓自此安心生产，唐朝的经济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社会之安定，“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
天可汗
唐太宗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使得初唐国势强大得惊人。这一时期亦风调雨顺，农业每年大丰收。每逢节日，皆有君、臣、民同乐的庆典，民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囹圄常空，天下大治。
当此之时，各国臣服，大唐边境一派安定，天下人皆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大唐是当时世界唯一的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地民商来往不断，是天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唐朝政府还设立了流所，开放边境和关口，极尽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这种盛世气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
公元649年，唐太宗崩于含风殿，终年五十二岁，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太宗一生勤奋亲民，文韬武略，英勇过人，既有创业之能又有守业之才，确为“千古一帝”。后有明代史学家朱翌赞太宗曰：“自三代以下，创业守文之君，兼之者为唐太宗，汉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
责任编辑：郑孝祺
